大众普遍的观点是，中国正在向GDP增速放缓、由国内消费支撑而不是依赖出口拉动的经济转型，人们已看到有几项研究为这种观点辩护。不过，这种解释虽然省事，但只会带来虚假的安慰。

文章称，中国的问题并非它“正处于转型期”，而是国有部门扼制了私营部门。低成本的土地和资金以及国企享受的其他优惠待遇削弱了私企的竞争力，私企面临着很高的贷款成本，经常不得不依靠家人和亲戚朋友的融资。结果，许多私企放弃其主营的核心业务转而进入股市和楼市。

中国的家庭也感受到了压力。仅仅15年的时间，中国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从70%降至60%。除非中国家庭能公平享受到经济增长的“红利”，否则很难想象如何会出现消费迅猛增长的景象。显然，中国必须采取大胆措施，释放私营部门的活力，并提振居民需求。

文章称，事实已经证明中国有能力进行彻底改革，促进增长并消化过多的债务。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GDP增速不断下降，加上不良贷款不断增加，引发了经济崩溃的预期。然而，中国经济没有崩溃。相反中国政府启动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大规模的工业私有化、取消物价控制和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结果，私营部门的生产率从1998年到2007年以平均每年3.7%的速度增长。国有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更快，平均每年的增速为5.5%。在此期间，生产率增长对中国总的GDP增长的贡献率约为三分之一，而中国GDP的增长加快到了两位数。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是取得这一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

不过，文章认为，这次中国政府面临的任务变得更为复杂。如果中国想避免经济衰退，它就必须彻底改革政府治理体系和支撑其治理体系的指导思想，同时又不引发过度的社会动荡。但好消息是中国在这方面有光明的记录，正是根本性的思想转变使得中国实现了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这种思想转变强调经济发展高于一切，支撑增长的领军企业受到保护和助推。

文章称，如今也需要类似的思想转变，只不过这次的重点必须放在制度改革上。可持续的长期增长（基于效率改善、生产率提高和创新）只有在拥有一个有效的制度框架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而且，这还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和监管系统。只有战胜既得利益集团并建立更有效率的政府机构，并用法律加以约束，才能推进中国所必需的改革。

使事情进一步复杂的是社会矛盾越来越多，譬如城乡人口之间、行业之间以及私营部门和国有部门之间的种种矛盾。发生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正阻碍政府的改革决心。不过，如果齐心协力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环境，使更多人能分得更大的经济蛋糕，打造更透明的政府和更健全的社会保障网，中国政府就能增强其合法性和威信。反过来，这又会增强政府确保社会稳定的能力。

文章认为，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经验表明，中国能够从当前的逆境中奋起。由于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还未完成，中国依靠效率和生产率提高而不是仅仅依靠促进消费实现稳定增长的机会很大。一旦一些大的扭曲被消除，包括劳动力、资金和人才在内的资源得到更有效配置，中国就能继续朝着高收入国家的地位迈进。

文章称，一开始，中国政府可能会很纠结，毕竟在自己身上动手术很难下得了手，做得恰到好处就更难了。但如果经济困难继续加大，采取行动将不可避免。在西方，好时光可能滋生危机；而在中国，危机可能带来更好的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