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左）与印度总理莫迪
数天前写了一篇关于《为中印边界争执降降温》的文章。限于篇幅，有言犹未尽之感。印度虽是中国的邻国，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仍有不少神秘性，总觉得印度人的思维“有点怪”，其行为逻辑更是无法理解。笔者有必要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复杂性、敏感性和战略性作进一步阐述。
主战派认为，印度是个得寸进尺的国家（据说，印乞丐都是贪婪型的，只要你给出第一个铜板，他会索要第二个，直到拿走你最后一个铜板），有必要瞅准时机予以迎头痛击，“打得一拳开，免招百拳来”，这样至少可以让中印边境再稳定几十年。
其实这是对中印边界情况的误解。自1962年10月中印一战、中方撤回至传统实控线之后，中印关系的争执就从来没有真正平息过。例如，1967年乃堆拉炮击事件、1975年土伦山口枪击事件、1986-1987年桑多洛河军事对峙事件等；而2017年的洞朗事件更是给两国关系泼了一盆凉水，可见中印通过一场战争并不能定乾坤。
中印已不是第一次军事交手，印对中国的军事打击能力有充分的认识。中国当下GDP是印度的五倍，其军事实力与印度不在同一个档次，更何况印方的武器是个“大杂烩”，主要从世界各国购得。由于印度披着“民主国家”的外衣，自己也是“瓦森纳协定”（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前身）的成员国，不存在先进武器进口的障碍，美国等西方国家也乐得卖给印度，但真正打起仗来，把武器装备拴在别人的裤腰带上，其脆弱性可想而知。
1962年，由于尼赫鲁对中国存在严重误判，自恃得到美苏两个国家的加持，大力推进边界“前进政策”，最后被中国打得措手不及，变成了印度国家之耻。印度一部分人虽有心报1962年之仇，但种种迹象表明，印度这个决心还没有下。从6月份加勒万河谷挑衅之后的死伤救助情况看，印度并没有做好与中国一战的充分准备。


▲印度近日往边境增兵

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来。这一代的实力和智慧不足，我们可以等下一代人去解决。在中日关系、中俄关系以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问题上，都是采取“搁置争议”的方式来处理，而不是将领土争议置于首要位置。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处于弱势的时候，可以采取示强的做法，而当下中国综合国力走强的时候，完全可以适当示弱，尤其不要有咄咄逼人的感觉。在这一点上，全社会的认知存在不小的分岐。今天中国虽已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但离强国的目标还差最后一公里，我们尤其需要用时间换空间，关键是不能让中印战争干扰或中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因小失大，将是战略之失。
中印边界冲突，既有历史和现实动因的交织，也有内因与外因的相互激荡。从外因看，中美战略博弈日趋激烈，印度成了美国设法拉拢的对象，其地缘战略价值陡升，于是印度的机会主义思想渐成决策者的主流。印度从中美战略对抗中深深地感受到，与美国叫板，印度难以承受之重。在中美开打贸易战期间，特朗普也没有放过印度，双方之间围绕关税问题也吼了几嗓子，让印度很没面子。2019年6月，美国取消印度的特惠制待遇，作为反制，印度也于同月宣布对美国28种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但只是些杏仁、核桃和苹果等。所以，双边均留有余地。特朗普对印发动贸易战，更多地是美对印施压的手法，以此警告印度：如果不听话，一样可以用对待华为的手段收拾印度。
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之下，印度最终选择了同美国站在一边。特朗普2月访印，与印度签订了30亿美元的军售协议，中印关系从此进入了快速下降的通道。


▲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访问印度

美国加速与中国脱钩，并在全世界围追堵截华为的产品。印度率先做了示范，禁止华为参与印度的4G 建设（5G尚未提上日程），并下架了数十个中国应用程序（APP），算是向美国递去的投名状。国务卿蓬佩奥以及负责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瓦伊达均在不同场合表示，印度最具潜力承接从中国转移出来的产能，特别是涉及到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领域，也算是对印度的一种承诺。为此，印方为迎接大规模产业转移潮的到来，专门辟出地块，准备打造强大的印度制造业。但产业链的形成需要资金流、物流、人流等条件，在交通十分落后的印度，能否成功复制中美产业链还是巨大的未知数，但至少美国为印度画了一张大饼。
一个号称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民主国家，一个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两国具有“天然盟友”的特性。美国“拉印制华”与印“傍美遏华”的战略遥相呼应，美印“全球性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呼之欲出。
从印度内因看，中印边界纷争在这个时点出现，既有疫情的催化因素，更是印度内部矛盾的外化表现。如果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而内因则是变化的根据。印敢于在中印边界屡次冲撞红线、试探中国底线，反映了印度执政当局的政策冒险性、投机性，也是印度民族主义自我膨胀的结果。
首先，印度需要利用“中国威胁”推动其国家战略的实现。不少学者倾向认为，中印边界冲突是莫迪政府为了转移疫情和社会矛盾的焦点而刻意制造出来的事件。这种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笔者更愿意相信，疫情因素是导致印对华战略彻底转向的催化剂，而不是根本原因。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导致印度供应链中断，特别是印度的关键性产业，如汽车、医药、手机、电子制造等零部件及原料过分依赖中国的弊端进一步放大，促使印度政府警醒：必须加快完善印度本土的产业链，尤其是不能被中国卡住了脖子。更何况，“印度制造”也是莫迪政府的一项战略追求，是印度“大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政府需要制造一种氛围，把“中国制造”在无需太多压力下挤出去。


从美国产品 “去中国化”的路径来看，“国家安全”条款是最好用的一张牌。美国除了对中国产品进行301条款调查之外，运用最多的就是涉及国家安全的232条款，“国家安全”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可以装，而且遭遇的法律风险最小。于是印度也模仿美国，通过挑动边界冲突，煽起“中国威胁”，这样就可利用印国内的反华情绪，轻而易举地实现将中国企业赶出去的目的。而6月15日加勒万河谷事件发生之后，印反华情绪出现高潮，“抵制中国货运动”堂而皇之地在印度各地上演。印度政府随之把中国许多应用程序（APP）下架。可见，这场中印边界冲突事件大概率是印度自导自演的一场苦肉计，以此加害于中国。
其次，莫迪虽是强势的领导人，但印度的选举政治决定了他需要迎合国内的民意。2019年莫迪靠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轻松赢得大选，也结束了印度多年以来的“悬置议会”格局，人民党居于多数，进而大大增强莫迪的信心及政策冒险性。印度人民党的执政历史虽然短暂，但其群众基础的渊源可追溯到1925年成立的“国民志愿团”，这是一个印度极具保守色彩的右翼组织，追求印度教的绝对主导地位，民族主义情绪浓烈，过去曾参与抵制美国沃尔玛、亚马逊等企业在印度的业务，如今他们视中国资本是更大的威胁，如果不及时限制中国的投资及中国商品的涌入，印度本土的制造业将毁于一旦。更重要的是，印度内阁部长中，超过60%的人有“国民志愿团”的背景，为其推行极端保守的政策提供了组织（干部）基础。


▲亚马逊总裁贝佐斯今年1月访问印度时遇抵制
人民党政策的冒险性从该党第一任总理瓦杰帕伊身上就可以看出。1998年他上台仅2个月，就悍然进行了核试验，且在致克林顿总统的信中，指责“印度邻国拥有核武器及帮助另一个邻国开发核武器”，以此把“中国威胁”作为其挡箭牌。而这一次，人民党再次煽起“中国威胁”，凸显其打“中国牌”的战略考虑。
印度所处的国际大气候与本国的小气候，迫使印度放弃了在大国间“左右逢源”的政策，“战略自主”曾是印度外交政策的骄傲，也是做一个“有声有色大国”的法宝，但在美国“印太战略”的诱惑之下，印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起美国的打手。印度外长苏杰生在不同场合表示，“不结盟虽是特定时期的地缘政治术语，但印度永远不会成为结盟体系的一部分”，但这位当过驻美、驻华大使的首席外交官也同样说过，“战略自主就是自主选择盟友”。在美日澳印四国安全战略对话机制的建设方面，印度明显加快了步伐。对话层次也由司局长层面上升到部长级。美印双方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包括但不限于向印度提供中国边境局势卫星资料。继2016年美印签署军事后勤保障协议之外，9月10日，印日双边也签署了《相互提供物资劳务协定》，强化军事支援与协作，这一切都为印度抗衡中国增强了信心。2021年美日印澳共同举行马拉巴尔军演的概率大大提高。


▲美日印马拉巴尔军演
2020年本是中印建交70周年。但是双边关系却陷入了低谷，中印关系再次落入地缘政治的窠臼。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与印度的“东向战略”不是实现无缝衔接，而是发生中烈度的碰撞。印度长期以来把印度洋视为是印度的洋，称霸南亚，对尼泊尔、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以及不丹等国的友华政权及政策行为予以打压，使得中印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变得更加突出。
9月10日，中印外长借上合组织外长会议之机，进行了双边会晤，达成了五点共识，双方均表达了通过对话解决争端的意愿，不应将分岐变成争端。但印度军方与外交部门最近一直在演双簧，究竟印方能不能知难而退，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中印同为大国、邻国以及发展中之国，发展与脱贫才是第一要务，把分岐变争端不可取，把争端变成战争更不可取。战略误判是大国崛起之大忌，充当他国附庸更是战略失败。印度想抓住战略机遇期无可厚非，但与中国对抗肯定不会给印度带来机遇，相反是印度发展的一大陷阱。莫迪政府当三思而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