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4月19日，又是一个星期二，特朗普拿下了纽约州初选——这是美国总统参选人最大的票仓之一。根据4月15日全国广播公司/华尔街日报/马里斯特（WNBC/WSJ/Marist）公布的民调结果，特朗普在共和党初选选民中的支持率为54%。不管他是否最终能够入主白宫，仅仅凭借强大民意的支持，以及在激烈的竞选中脱颖而出、一路领跑的事实，就已经震撼了整个西方。
经济学人智库已将特朗普当选列为2016年全球下大风险之一，其得分和伊斯兰教圣战士进行恐怖主义活动一样高——风险排名在英国退出欧盟之前。在法国，87%的民众反对他，83%的民众认为他非常危险。英国甚至出现超过50万人联署，要政府下令禁止特朗普进入英国。
欧洲政界更是打破不干涉盟国内政的惯例，罕见以激烈的言词表明立场。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语出惊人：“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民粹主义者。欧盟和美国都没有做好准备‘迎接’这样一位新总统。”“让这样的人掌握了权利，他是有能力做出极其危险的政治决定的”。虽然最后舒尔茨自我矛盾地说：“我并不是为民主的稳定性而担忧，我是担心这样的民粹主义者上台后会引发何种的破坏性。”
事实上，真正令西方担心的恰恰是特朗普现象对自己制度的否定和冲击。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外有中国模式强势崛起引发的制度竞争，内有一系列深重危机的历史时刻，西方的担心不无道理。 布什主义带给美国的第一击
二十一世纪到来后，西方赢得冷战带来的优势红利似乎一夜间消失。先是美国无法通过选票选出总统，而不得不靠最高法院有争议的判决。紧接着便是美国自内战以来，本土首次遭到袭击——9·11恐怖事件。被打懵而又恼羞成怒的美国露出了自己西部牛仔文化的底色，以举国之力向神龙见首不见尾、孤狼分散作战的恐怖分子发动单边全面战争，并进而以反恐之名将战争无限扩大。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不仅程序缺失（未经联合国授权），还伪造了莫须有的理由（虚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争议的手段（用军事外力而不是内部民众革命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收获”了惨重的后果（无政府状态、长期动荡、伊斯兰国崛起）。一国政府犯下如此多的错误，不仅削弱了国际形象，也重创了美国制度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其实，美国的行为和当年苏联出兵捷克性质完全相同：用武力强行输入一种制度而不是为了占领土地。一直到今天，盖洛普在全球所做民调都显示“美国是对世界和平威胁最大的国家”。
这里要说一句的是，西方经常宣传民主国家很难对外发动战争，因为要说服大众，有分权、监督和制衡，还有自由媒体以及独立司法。可是如此灾难性的伊拉克战争，小布什发动起来是多么的容易，几乎无法阻挡。二战以来，美国卷入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两次海湾战争、南斯拉夫内战以及后来的反恐战争，何曾有过困难？
当时美国之不受欢迎，在《魅力攻势—看中国的软实力如何改变世界》（科兰兹克著）一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反映。2003年10月布什总统访问友邦澳大利亚，结果在机场、行经的路上、美国大使馆门前挤满了抗议的人群。他在澳大利亚国会的演讲还没有开始就被议员的抗议声所淹没，以致于警察不得不把享有豁免权的参议员推出会场。
2003年布什访问澳大利亚，抗议者与警方发生冲突
相对照的是，仅仅几天之后，中国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来到澳大利亚，成为在国会演讲的第一位亚洲领导人，而且没有人捣乱。就是一向对中央政府敌视的所谓流亡藏人组织也一改敌对态度，花重金在一流报纸买下整版广告：“我们欢迎您来澳大利亚，希望您的访问成功、愉快”。
布什总统的单边外交政策和两场反恐战争只是对民主制度的第一击，但由于西方长期居于优势地位的惯性，以及舆论普遍认为只不过是小布什的个人原因，所以这一击的效果并不致命。但2008年就在西方认为终于可以终结小布什时代之时，一场百年一遇的经济大危机席卷了整个西方。
这场危机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后果之严重堪称二战以来首见。其对西方模式和价值观打击之大也是二战后空前的。“华盛顿共识”随之破产，再没有人相信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假如这场危机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恐怕就不会有“苏东坡”。
西方的全面经济危机引发一个谁也想不到的效果：一直迅速发展而又不被西方过度关注的中国再也无法隐身。在笔者看来，这场危机令中国在全球的地位和重要性提早了至少十年。这个局面是中国和西方都不愿意看到的。中国本希望继续韬光养晦，西方则希望继续维持自己独霸的地位。结果却是中国成了另一个选项，“北京共识”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谈论。
为了应对危机，西方也是竭尽全力。包括2008年选出第一位黑人总统。确实，在一个实行了黑奴制和种族隔离制度两百年的民主国家居然能选出一个黑人总统，自然有相当正面的影响。然而，奥巴马的八年并没有解决美国面临的问题。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奥巴马第一次竞选时，提出要在第一个任期把当时10万亿美元的债务减少一半至5万亿。结果四年后不但没有减少反倒剧增至15万亿美元，现在则高达19万亿美元，已经超过美国的经济总量。根据西方的标准，债务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不能超过70%，否则就易发生经济危机——所以说该指标已经达到100%多的美国仍然没有摆脱经济危机是有道理的。
与此同时，贫富差距继续扩大，2015年，中产阶级第一次成为绝对少数。整个社会的不满和愤怒持续上涨。不妨以3月15日佛州选举为例。这虽然是卢比奥的家乡，但他却惨败于特朗普，随后不得不宣布退选。在这个州，对联邦政府不满和愤怒的人数竟然超过90%！但佛州并不是唯一。所以这种社会情绪在2016年大选进行全面的释放并不例外，即特朗普的崛起。
阿拉伯之春——对西方民主的第二击
除了选出奥巴马，历史还给了西方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即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
本来，2008年的经济危机重创了西方，但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却仍然以“民主”之名爆发。这对西方倍受批评和质疑的制度模式实是雪中送炭，只要应对得当，完全可以因势利导，逆转不利于自己的时代潮流。然而西方纠结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的内部张力，在地缘政治上又判断失误，把千载难逢的一手好牌完全毁掉。
先是法国支持突尼斯的本·阿里政权直至最后一刻——除了大量提供镇压民众示威的防暴武器，当时的法国外交部长还在国会要求派警察去突尼斯传授如何应对。但当本·阿里真的垮台乘机要到法国避难时，却被拒绝入境。从全力支持到完全抛弃，竟是如此的残酷无情。
随后美国面对长期的盟友——埃及的穆巴拉克，保持了“中立”：既不公开要求穆巴拉克下台，也不公开支持民众。显然面对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冲突，美国也只能束手。而当埃及的民选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后，美国不但不承认这是军事政变，对军方的援助也一直没有停止。后来当巴林之春发生时，就在巴林驻有舰队的美国，不但无视巴林政府的血腥镇压，更对沙特组成的扑灭巴林之春的海湾联军不置一词。到此时，西方满口“民主”、“人权”的真面目暴露无遗，对其价值观的反作用力不可估量。
当阿拉伯之春来到西方的非盟友利比亚和叙利亚之时，西方则一反常态，挥舞着“民主”的大旗进行干涉，却在地缘政治上犯了巨大错误。结果利比亚的无政府状态和叙利亚的内战导致了欧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难民潮以及恐怖袭击潮。本来西方已经在之前的阿拉伯之春中，自己把“民主”遮羞布扔掉了，没有必要再靠叙利亚和利比亚来粉饰和遮掩，还是应该考虑实际的国家利益，但却再一次应对失误。
不管中东崩溃与否，近在咫尺的欧洲都得“养”，与其弄成难民按国际标准养在境内，不如支持当地既有政权养在中东本国，代价和成本低得多。可是欧洲却没有这样选择，宁愿在家中亲自接待这些难民。当然后来在无法承受的情况下，不得不寻求由欧盟提供资金，让土耳其接下全部难民。只是早知现在，何必当初？世界一直视德国总理默克尔为西方难得一见的优秀政治人物，结果却在难民一事上显示不过金玉其外罢了。特朗普说默克尔正在毁掉德国，并非危言耸听。
2013年2月8日，开罗解放广场，埃及抗议者呼喊反政府口号
特朗普将可能把美国推下制高点
如果说应对失当的反恐战争和阿拉伯之春是外交层面，经济危机是内政层面，那么当特朗普崛起时，就直指西方的核心政治制度了。
可以说整个西方之所以对特朗普感到恐惧，并不是害怕特朗普胜选后真的会兑现其政策——三权分立的设计决定了特朗普要么一事无成，要么向体制妥协——而是特朗普现象本身对西方制度的否定。
西方一人一票的制度设计一直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避免民粹式领导人的上台。特朗普从西方标准来看，是一个反体制、反传统的政治人物。满嘴的政治不正确打破所有禁忌：性别、种族、宗教信仰。而这些都是西方价值观最重要的核心：信仰自由、人人平等。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公然反对西方价值观的人物、一个被本党公开反对的人物，却得到了选民的普遍支持。可以说体制反特朗普的力量越大，民间支持的力度就越大。
目前，特朗普现象第一个令西方无法解释的是，美国是人类近代以来第一个（有限）民主共和国，堪称西方模式最重要的代表性国家，何以直到今天选民仍然如此容易的被民粹所主导。支持特朗普的人并不仅仅是下层白人、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群体和占领华尔街的激进人士，还有大量的中产阶层，更有上层精英。迄今为止共和党内已有两位退选的总统候选人转而支持特朗普。
第二，面对特朗普的崛起，共和党高层并不是寄希望民众的觉醒和神圣的选票，相反却采用非正常的类似国民党的手法，试图阻止特朗普。共和党大佬、2012年竞选过总统的罗姆尼竟然公开指责特朗普是“骗子、欺诈者”，“把美国人民当傻子”。国会议长瑞恩（Paul Ryan）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这两位共和党领袖更是长期反对特朗普，说他无法代表共和党。另一位共和党元老级人物，小布什时期的军事外交智囊卡根（Robert Kagan）也声称他不支持现在共和党的任何一位总统侯选人。更有60名共和党情报、安全、外交界的大佬联名公开反对特朗普，表示要竭尽全力阻止他。人们常说美国是例外之国，这种广泛受到民众支持的候选人竟遭本党大肆反对的现象，确实在他国闻所未闻。
2015年12月10日，反对者在纽约集会抗议特朗普言论
此外，已经久违的暴力重现美国大选。民主党的支持者居然跑到特朗普的集会上抗议，引发暴力对抗。支持桑德斯的左翼组织“MoveOn”发表声明，承认该组织帮助学生印刷抗议口号和聘请示威者踩场。这已经不是普通民众的自发性反对，而是政党对抗，以暴力手法干扰选举。更令人不安的是，特朗普已经声明如果他在选举领先的情况下不能获得提名，将引发暴力冲突。其实以现在的情势看，不管特朗普胜选还是败选，暴力现象恐怕都难以避免了。
如果把暴力现象仅仅归于特朗普的选举风格，显然是不公平的。如果美国社会没有如此之多尖锐的矛盾和冲突，民众没有如此之多的愤怒和不满，单凭一个特朗普怎么可能？要知道在过去，这样的候选人早就被选民淘汰出局而不是大受欢迎。
中国学者型官员王沪宁在早年访问美国后曾写有《美国反对美国》一书。他提出：“任何政治体制，最为根本的问题之一是如何进行权力交替。这个问题不解决，社会就难以有一个持续的稳定的政治秩序……政治规矩和政治传统之所以有作用，在于它们能保护统治阶级内部不同团体之间的权力关系。”
可是看看今天的美国，世人难免浮起疑问：美国这套体制真的解决了权力交接问题吗？
现在特朗普又拿下一个重镇，但是否能够入主白宫，还是未知数。一些偶发因素比如美国经济是否突然恶化，是否发生新的恐怖袭击同样关键。但假如成真，那后果就如前世界银行行长、小布什政府的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所说的：“特朗普如果当选总统，美国将不再安全，我们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也将被极大削弱。”
美国是否安全只是次要问题，关键在于美国将很可能丧失其制度软实力和道德制高点，甚至出现逆向移民潮亦未可知：大量的美国人涌向全球寻找安全和新的梦想。
可以说特朗普是美国历史发展到今天的必然，是这个国家和它所代表的文明衰落的自然结果。至于未来如何，还需要看这个体制的革新能力——毕竟许多为美国辩护的人依旧认为民主不一定能带来好的结果，但当不好的结果出现时可以进行修正。可是这个体制如何应对2008年持续至今的经济危机和现在的政治挑战呢？全球化导致西方大量的制造业流失，中产阶级已萎缩为绝对少数。互联网和金融业主导的潮流下，使得获利群体仅为少数精英，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当经济问题无解时，政治问题可有解？
最后引用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主要研究美国政治和政党制度的学者丹尼斯·约翰逊教授的评论作为结尾吧：“中国的情况与美国的情况完全不同，你们的国家有你们解决问题的方式，而且要比我们现在显得疯狂的制度更加有效率。”（《探访美国两党政治》，赵忆宁著，36页）。虽然这个评论发表于2013年6月，但现在看来，世人想必都已明白“疯狂”两字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