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数所高校“港独”标语事件愈演愈烈，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前会长周竖峰辱骂内地学生为“支那人”，香港教育大学学生会昨天更是向校方发出公开信，要求校长张仁良道歉并承诺“不再干预民主墙及其他由学生会管辖的用地”，学生会还要求校方今晚8时前做出正式及公开回应，带有明显的最后通牒性质。
无独有偶，去年6月，中大校董会在金钟美国银行中心召开会议。期间也是那位周竖峰纠集约50名中大学生会成员和校外人员冲击会场，当中部分人以黑布蒙面，与保安爆发冲突，有保安被推撞致眼角受伤流血。
香港高校的学生会为什么这么“横”，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织，今天我就为您介绍一下它的前世今生。
这是什么组织
以港大学生会为例，从宗旨上看，它和内地大学学生会没什么差别：

但港大学生会这样介绍自己：

与其说这是一个学生会的简介，不如说它更像是一个权力实体。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1912年，香港的第一个学生会——香港大学学生会成立了，它承袭了英国式三权分立架构和理念。这甚至比整个香港社会确立这样一种制度还要早。
如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港大学生会已经是一个规模庞大、社团林立的复杂机构。

要领导这样一个庞大的组织也绝非易事。据报道：
“至今，很多香港高校学生会主席或者其他庄员(干事)一旦接手学生会工作往往会忙到不分昼夜，许多学生会主席甚至要休学一年，才可以专心做好这份工作。
学生会每一点动作都有完善的规章限定，流程十分复杂，主席们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开会的路上。任何举动都不是一个学生会主席和干部可以单独确定的，必须经过按照严格流程的集体讨论。”
香港大学学生会还将官方编辑部和电台都列为独立单位，以标榜“司法”独立和媒体社会监督。
但以上这些并不足以支撑起香港高校学生会的“横”。
它们之所以可以有恃无恐，原因有二：
一是大多数高校学生会与所在学校并无隶属关系。
以香港大学为例，它在介绍中（上文已附图）只字不提自己与“香港大学”的关系，只称自己是“非牟利组织”。这是因为虽然它叫“香港大学学生会”，但在法律上，它和香港大学完全可以平起平坐，因为它们都是独立法人。

现在，香港八大院校学生会中，除了中文大学学生会以外，其他7所学校学生会都已经自行向香港警务处进行了社团注册。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是惟一一个仍根据其大学条例设立的大学学生会。在法律上，中大学生会也还是中文大学的一部分。
二是众多高校学生会都有比较强劲的经济实力。
拥有自己的资产和产业，经济能够独立自主，是香港学生组织的最大特色。至于香港高校学生会多有钱，我们或许可以从2013年的一则新闻中略见一斑。

根据公开资料，香港高校学生会采用独立化的组织、管理、财政和运营，他们有自己的办公大楼、合作社、甚至商铺，等等。
而学生会运营的资金来源多是会员每年缴纳的年费、新生登记费、社会和校友的捐助、还有他们自己产业和投资的收益、以及校方和特区政府的拨款。

香港大学的学生在缴纳学费时，会被强制收取学生会会费。而香港大学去年还发生过内地学生抵制缴纳学生会会费的活动，因为港大学生会持有“港独”立场，内地学生觉得自己的声音并没有被聆听到。
有了地位和金钱，香港高校学生会里的这群“热血青年”时不时就想搞点事，似乎也不难理解了。
它们做过什么
凡事都有两面。既然说起搞事情，当然就会既有好事情，也有坏事情。
说起香港高校学生会，我们决不能因为眼下发生的这些令人瞠目的举动，就将其一竿子打死，过度标签化。我们在查阅资料时发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的大学学生会还是做了不少“认祖归宗”的好事。
比如1968年，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学生会举行“中文列为官方语文问题”研讨会，与会的还包括有香港大学、中文大学联合书院、新亚书院、香港工业学校、罗富国师范学院、天主教大专联合会等大专院校代表。
大会最后得出“香港政府应该实行中文成为官方语文”的结论，并向香港政府提出相同要求。1970 年 3月，香港各大专院校学生团体联合组成中文运动联席会，同年暑假举行公开论坛， 10月港大学生会成立中文运动工作委员会，发动万人签名运动，发信向英国官员、英国国会议员请愿，将学生的诉求，向社会推展。
70年代，不少学生和骨干思想左倾，认为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有不少值得参考学习的地方，并以回归社会主义中国为长远目标。当时，各大专院校的学生会纷纷举办回国观光团，前往内地多省市，让学生亲身感受祖国的状况。其时，中文大学校内所有学生会和学生报皆由左倾人士统领，被认为是中文大学认祖运动的巅峰时期。
除了认祖归宗，由各大高校学生会共同创立的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简称学联）还参与过“保钓”大业。
1971年，美国政府决定把我国固有领土钓鱼岛交给日本打理，引发全球各地华人不满。于是，学联成为首波“保钓”运动的参与者，组织了不少示威集会，其中以当年7月7日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保卫钓鱼台七七大示威”最为轰动。虽然港英当局拒绝提供场地，但学生坚持上街抗争。随后警方出动近千人，用警棍殴打示威群众，并逮捕多人。
有评论认为，学联保钓运动继承和发扬了“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精神，被誉为“海外五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彪炳史册。

陈毓祥1971年担任学联保钓运动中学生组组长。1996年在保钓运动中不幸溺水牺牲。
然而同样是学联，同样是钓鱼岛问题，2012年9月11日这天却展现出完全不同的画面。当天，日本政府无视中方抗议，“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实施所谓“国有化”。但就当两岸四地和全球华人在为“保钓”群情激愤之时，学联却发起“全港大学生罢课行动”，要求香港特区政府完全撤掉国民教育课程。舆论对此痛心斥之：“学联不知钓岛恨，国人保钓却反中”。学联的行为被社会各界批评为对上世纪70年代热血保钓的背叛。
转年，学联响应“占领中环”，并于2014年9月投入其中，举行一星期“罢课不罢学”的罢课活动。罢课活动完结时，学联还参与冲入政府总部公民广场。后来，包括港大、城市大学在内的四家高校的学生会觉得学联在“占中”不够高效、激进，于是退出了学联。那几年，香港高校和学生会一度成为“激进”代名词。
本以为随着三名“占中黑手”的入狱，各高校学生会可能要消停一段时间。但事与愿违，随着“港独”海报事件的进一步发酵，又让平静的水面激起了波澜。
下面该怎么办
为什么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能成为周竖峰这种人乃至“港独青年”的平台？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能就必须看到香港社会的一个现实。

周竖峰现年21岁，目前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2016年3月打着“本土”旗号参加学生会会长选举，最后仅以4个百分点击败对手。而且最重要的是，那届投票率非常低，只有23%。
周竖峰组成的所谓“内阁”，最后只得到2300多票。要知道，香港中文大学的在校学生大约20000人。所以，支持率只有约14%。
这并非只是香港中文大学这一所大学的偶然现象。比如去年11 月 18日，香港城大学生会在只有不足 13%的超低投票率下，所谓“‘破晓’内阁”当选为新一届学生会干事会；树仁大学学生会当选的新学生会干事团队“儒林”，其投票人数更少得可怜，在去年底在1991 名有投票权的学生中，只有 255 名学生投了票，投票率仅有 12.8%。

如此超低的投票率，令不少树仁学生质疑，这个干事团队到底有多大的代表性？除了周竖峰这种带有鲜明的“港独”色彩外，有一些城大学生发现，“破晓”成员无论是制服还是宣传品均使用枣红色，而该颜色与主张“港独”的 “香港民族党”使用的颜色 “出奇地”相似。
这就揭开了当前香港一些大学学生会的另一个秘密——不少激进组织及“港独”组织的成员，都以学生身份作掩护，纷纷“潜入”学生会。他们背后有一个组织，就是“香港民族党”。
去年年底，香港理工大学学生会其中一个候选“内阁”竟在政纲中公开支持“港独”，其候选外务副会长则为激进组织“热血公民”的成员；香港城市大学学生会会长则在违法“占中”期间，参与暴力冲击被拘捕；香港树仁大学的学生会干事成员，既有“港独”组织“青年新政”成员，也有曾参与中学大罢课的激进学生。

为什么会这样呢？周竖峰曾说，只要香港中文大学的同学不抗拒，他们（即周竖峰领导的学生会）就会采用“勇武”（即武力）抗争路线。“香港人需接受一件事：任何抗争扔砖在世界角度来看，都属于稀松平常。”
正因为这些“港独青年”把香港校园搞得乌烟瘴气，校园里的静谧与安宁也被他们撕裂。这些不安分读书的“港独青年”为了实现自己的所谓“政治目的”，不惜采用暴力对抗、恐吓欺压的手段，使得大多数不支持他们的同学成了“沉默的大多数”。

面对这种局面，当前更需要做的，是在香港大学校园里，让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不再沉默，不再让他们因为“港独青年”的暴力恐吓，而不敢表达自己的真正观点。
只有让这些大多数能够勇敢地对“被港独学生会代表”说“不”，才能通过校园选举，让这些“港独思想”无法得到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