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国家报》网站6月21日刊登题为《让美国陷入烈火焚烧的三场重大危机》的文章，称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正同时经历三场重大危机。文章摘编如下：
重大危机可以改变一个国家，而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正同时经历三场重大危机。
美国乔治敦大学历史学家迈克尔·卡津在电话中解释说：“对这种情况找不到任何类比。我们发现它与1968年运动和黑人解放运动有相似之处。当时也是对时任总统林登·约翰逊没有兑现越南战争的诺言而感到不满，就像现在因为新冠病毒危机而对特朗普不满，虽然当时也有选举，但那时的经济不错。一战之后，在1918年大流行（所谓的西班牙流感）期间的确出现了经济衰退，而且还爆发许多种族骚乱，但经济在20年代初得到恢复。我不记得之前有像这样三场危机同时爆发的情况。”
像目前这样的多重危机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社会更趋两极分化
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国《外交》双月刊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将使全世界的民族主义、仇外心理和对自由秩序的攻击进一步加剧。
危险感会让民众左倾或右倾，具体倾向哪边要看危机的性质。2018年，由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法德·R·伊德和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的凯瑟琳·K·张（音）联合开展的一项研究指出，卫生危机、气候问题和企业腐败会增加对进步主义政策的支持，而抵抗外界攻击的国家安全则会推向保守主义。
在美国，社会对一种现象，如卫生危机的态度可以从政党的角度进行解读。根据皮尤研究中心5月初的数据，87%的民主党人对过早解除封控措施表示担忧，而只有47%的共和党人对此感到不安，这一差距较4月的81%对51%有所扩大。
对一些人而言，戴不戴口罩已成为一种原则宣言。特朗普公开拒绝在公共场合蒙面示众，而且共和党的追随者相比普通民众也较少戴口罩。面对抗议浪潮，当进步主义者和部分共和党人认为种族主义是需要正视的结构性问题时，特朗普主义者则视其为个人问题，要从个人层面上加以解决。
《民主是怎样消亡的》的作者史蒂文·列维茨基曾表达过类似的忧虑，“在美国，能够让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共处的地方所剩无几，我住在波士顿，得开车行驶20公里远才能找到一个特朗普主义者，这不是正常情况，与之相反的是，如果你去俄克拉何马州，你会发现99%的人都投给特朗普的小镇，没有民主党人的身影，公民失去了共处的习惯和能力”。
比“大萧条”更加黑暗
与三个月前不同的是，两个美国之间的博弈如今在大萧条以来最黑暗的经济舞台上演。半个世界为遏制病毒传播而自我停滞，令美国在10年繁荣期过后陷入衰退。失业率从2月的3.5%飙升至4月的14.7%，也正是这一惨状取得了在这段时期显得不同寻常的成果，即两党人士在参议院一致通过了巨额一揽子刺激计划。
这场危机的初期影响还让经济鸿沟进一步扩大，并增强了技术巨头集团的力量。在中小型企业纷纷破产的同时，亚马逊公司的股价升至历史最高区间，市值达到1.19万亿美元，创始人杰夫·贝索斯的财富在一个月内暴增近300亿美元。
政策错误激化矛盾
近年来，紧张局势催生了突发性的精神宣泄，对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认识因而提高，具体表现为“我也是”等运动，以及如今因非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之死而爆发的运动浪潮。
特朗普时代有种特殊能力，可以让数千名不同世代和出身的美国人走上街头，反对大男子主义，反对武器，支持气候运动，反对种族主义。很少有人会像他那样同时激怒进步主义者和温和派民主党人，或者引发这三重危机。
离大选还剩5个月的时候，总统把精力放在抗议浪潮中的暴力骚乱问题，而不是种族主义问题上，还高举法律和秩序的大旗，攻击他所说的“激进左派”。
在对待疫情上，特朗普起初还固执地持否认态度长达数周，甚至说它会“奇迹般”消失，和普通流感没什么两样。自入主白宫以来，特朗普就一直被警告称，像这样的大流行会构成非常现实的威胁。但他不仅没有准备好对策，还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削减了抗击大流行的资源。自3月中旬危机的严重性显现以来，美国人看到了更加奇怪的特朗普，后者甚至在新闻发布会上建议注射消毒液来杀灭病毒。他还卷入与民主党州长们的战争，指责他们不留余力地采取封控措施是为了影响自己的连任。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朱利安·泽利泽说，总统对疫情和随后问题的应对方式“扩大了而不是试图缩小分歧，这大大增加政策前后一致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