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9月，我的试飞生涯从阎良开启。作为中国试飞员学校筹备期的第一期学员，我和战友们在破旧的教室里学习着令我们陌生的试飞理论，其中的一门课程叫做试飞测试。课上，教员讲解着一种叫做卡-12的试飞记录设备，顾名思义这种记录设备只能通过光学原理在胶片上记录12种数据。有意思的是一年半以后的毕业设计中，我们的试飞数据就是用这种老旧的设备来记录的，记得那时我们并没有觉得记录数据太少，12种试飞数据的处理工作已经让我们不堪重负，那份厚厚的40几页的毕业报告足足用了我们3个月的时间才完成。

那时，我沉迷于具体的试飞技术之中，根本无暇思考什么大数据和大趋势这样遥远的话题，我只想做一个像我的队长哪样的好试飞员，至于事业之外的理想，就是能早一天拥有一辆本田摩托，因为队长骑着它的样子很帅。

那时，阎良的老街依旧车水马龙尘土飞扬，我根本无法想象25年之后阎良的模样。如今，当我在阎良的家中用电脑写下这些文字时，最深的体会就是：大趋势永远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今天阎良老街已经无影无踪了。

真正开始令我对未来和大趋势充满幻想的，并不是1983年引入中国的约翰.奈斯比克的著作《大趋势》，而是同样发表于80年代初期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那时，我还在北航读书，在中山公园的图书展销会上，《第三次浪潮》是最抢手的书籍，出于对新事物怀疑的固有思维定式，我对这本书不屑一顾。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了阿尔文的远见卓识，而同样准确的预测也是由美国人在80年代啊初期做出的，在一份国家实力的评估报告中，美国人提前预测了中国的崛起，并准确推测出中国GDP超越日本的年份——2006年。

还是回到我关于试飞的话题吧。尽管我在1991年就已经知道自己加入了歼-10试飞员团队，但我当时并不知道一架飞机会改变我的一生。在歼-10飞机研制的国际合作中，我有幸与很多国内外的大师级人物共事，是他们的行动影响了我，改变了我漫不经心的人生态度。也就是从我实际参与歼-10研制工作开始，我改变了我的工作方式，我养成了每天记录的习惯，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流水账般的日记，而是详细到“时分曲线”的工作记录，那是一种令“文科男”头疼的枯燥无味的工作，而我却乐此不疲，这令我放弃了每天八小时工作后的休闲，而我的工作时刻表也延续到了每天的晚上10点。几十份国家试飞定型报告、2本专著、3000个工作日的日记、2000万字的笔记以及200万字的各类发表文字，就是我20多年试飞工作所交出的作业。我曾经在很多场合说过我为此而骄傲的话，其实真正令我欣慰的是试飞交给了我一种重要的人生工具，那就是“多重变量分析法”。

这种理论的灵感还是来源于试飞，在类似空中加油和武器实弹试验这样的高风险科目中，我和战友们遇到了太多意想不到的难题。一个个不眠之夜改变了我们固有的思维和工作习惯，我们必须仔细分析记录曲线中每一个变量的时分参数，而在歼-10试飞的2000年代，记录设备已经不再是哪种陈旧的卡-12了，一个试飞架次上千个数据被记录，在每个数据的时间坐标上我们需要研判的数据通常都有几十分钟。事业的修炼已经令我们不再对数据感到厌倦疲惫，每一次的数据分析都是如此令我们兴奋，就是在那些实验室里的一个个狂热的夜晚，一个个难题被我们攻克，也令我总结出了多重变量分析理论。

或许是迫于无奈吧，因为要详细分析所有变量的所有时分数据工作量太大，紧迫的试飞周期也不允许我们慢条斯理的工作，我们学会了在大量的变量之中找寻核心变量，而关键数据一旦找到问题往往迎刃而解。如炼狱般的事业修炼，令我们拥有了超乎常人的直觉，就像我在2003年的11月初，就预见到了歼-10试飞的最终成功，并把成功的预期定在了12月20号之后，这种判断力与其说是预言家的灵感，不如说是事业心所构建的强大心理暗示。

如果用一段容易理解的话来描述我的多重变量分析理论，那就是：在分析重大事件时首先要研判所有的相关变量的时分参数，并在此基础上找到影响结局的最核心变量，这个核心变量有时是一个，也可能是多个，最终通过对核心变量的充分解读得出事件的结局和时间节点。

歼-10试飞的成功让我的人生精彩纷呈，也令我的思想进入了一种新的境界。然而2004年底，在完成歼-10试飞任务一年后，我离开了令我魂牵梦绕的试飞工作。我走得非常决绝，我隐隐地感觉到一个全新的领域在等待着我——我要把试飞所获得的智慧运用到战略研究中。

试飞理论也能运用到战略研判之中？说来你或许难以理解，正是借助于多重变量分析法，我准确预测了利比亚战争的结局和周期、马航370空难、德国之翼空难，甚至提前2年预测了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而从2004年开始的10多年战略研究，也使我有更多的案例支撑，来完善自己的多重变量理论，它也因此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基于变量的大趋势判断工具。

在大数据时代，科学的数据分析工具已经非常完备，传统的战略分析理论还有运用价值吗。在与金融界的同事们的交流中我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大数据分析工具对于短周期事态分析的准确性毋庸置疑，而对于长周期的大趋势判断，大数据分析可能会遇到问题，因为大数据分析理论专注于数据的细节和统计结果，却无法应对数据突变所产生的对于结果的无可逆转的影响。大趋势的突变是更高阶次的函数变化，必须有更为宏阔的视角和判断工具，这就是我研究20年所获得的足以令我自豪的理论：

基于变量的大趋势判断工具的基础依然是多重变量分析法，但它的核心理论不仅与变量相关，还与变量的领域以及时间坐标相关。在我原来的理论中，时间变量是一个相对独立客观的坐标，与判断主体的分析是客观剥离的，而在我新的大趋势判断工具中，时间坐标被判断主体赋予了两个不同的量程——长周期与短周期。我的理论认为事件的长周期与短周期震荡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势，短周期震荡在一定条件下会成为长周期震荡的重大拐点，但一般的非重要量级的短周期事件不可能改变长周期大趋势的强大惯性。至于变量的领域不同指的是将繁杂的多重变量分为两个领域，一个是内因、一个是外因，而关于两种因素的重要性判断并不预设结果，这对经典哲学理论中“内因是变化的根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是一种巨大的挑战，而这种挑战的自信来源于我几十年的哲学思维结果：所有对哲学命题结果的预先判断大都与真理相去甚远。关于人的哲学命题，关于运动的哲学命题，关于物质与意识的哲学命题，关于真理标准的哲学命题，所有关于这些命题的自以为是的结论，现在看来都存在巨大的漏洞。

是时候对我的理论进行大致描述了！

1.               基于变量的大趋势判断工具，这种理论提出的目的是为未来大趋势判断提供一种相对可信的方法。

2.               这一理论的核心思想来源于工程学中的数据分析理论，那就是对相关变量的具体客观的分析。

3.               在变量分析的过程中必须区分内因与外因，并了解内、外因的互动性与彼此干预性。

4.               在分析判断中既要分析短周期的事态变化趋势，更要关注长周期的大趋势变化，并要了解长短周期互为共振的相互干预，尤其要关注可能对长周期大趋势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短周期事件的严重性，用长短周期结合的分析方法，推导出大趋势的最终结果与周期。

用具体案例来加以阐释，我选择中国高铁作为研究样板。需要说明的是在事件的分析判断中要尽可能地剔除意志力的精神作用的影响，比如说两弹一星是国家意志的结果，这样的结论从结果论的角度当然没有错，但如果过多的强调意志力的作用，分析结论的科学性就会大打折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把意志力作为一个基本前提，比如说在中国高铁建设中首先肯定国家意志的坚定不移，在此前提下分析中国高铁成功的必然性。我认为高铁的成功最关键的内因依然是核心技术，如果在核心技术领域我们没有能力在引进的基础上进行消化吸收，并最终实现知识产权的自有，高铁事业的成功是几乎不可能的。如果说高铁的核心技术是问题的内因的话，那么其他因素几乎都是外因，比如说市场，相对于高铁建设核心团队，巨大的国家民生需求是他们赖以决策的外部因素，他们所要做的是做大量的功课，在宏观的国家民生需求与高铁的核心技术可行性这两者之间找到最佳的契合点与共振点。另一个与国家需求同样重要的外部因素是国家投入，这包括资金支持与政策支持，很难想象一个牵动几十个省市、关系到政府决策各部门的重大项目，仅凭铁路核心技术团队自己就能搞定，铁路核心团队的工作是通过上下多领域协调，找到行业发展与国家利益和国家决策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从而最终赢得国家在宏观战略的资金和政策支持。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外部因素是竞争对手，有人说相对于独立的中国高铁市场，外部竞争对手的影响微不足道，其实如果我们深入研究中国的核能、汽车、电子、航空、石油等重大领域近几十年的发展，就会对这样的分析结论作出自己的判断，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个行业——哪怕是相对独立市场的行业，也很难排除外部竞争团队的干扰。可以说中国高铁团队如果没能在与外部竞争对手核心技术话语权的竞争中的获胜，就不可能赢得今天中国高铁发展的大好局面。在高铁这一独特案例中，长短周期的相互干预与共振可谓惊心动魄，20年前在有些人的预期中，中国高铁的全面发展应该是一个相对遥远的未来时，长周期的结果如此迅速的到来，中国高铁应该说是一个个案，其中的玄机不明觉厉，中国高铁是行业奇迹，更是中国奇迹和世界奇迹。

100年多前，一个渴望殖民化亚洲的传统亚洲国家选择了脱亚入欧的国家战略，100年后实质上的被殖民国家就是这个渴望殖民化他国的国家——日本，这就是历史的大趋势。对于这样的结果如果用国家意志和国家实力来解读显然是难以自圆其说的。不仅是日本，近200年来所有的洲际的大趋势变幻，乃至一个国家的命运大都出乎战略家的判断。但如果我们用基于变量的大趋势判断理论来分析近代世界波谲云诡的历史，似乎隐约找到历史的端倪：相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其命运是是国运，而在世界这个大坐标中，国家命运又是世界大趋势的一个组成部分，多重变量的撬动与彼此干预，长短周期的互为共振是战后国际大格局的前因后果。而如果用更长远的眼光看待历史，今天的世界格局依然充满着变数，谁有更为宏阔的眼光，谁有扼住命运咽喉的大战略决策，谁就能在未来的世界大趋势变幻中成为赢家。未来大趋势结论的给出现在依然为时尚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些固守传统思维，依然做着霸权梦的国家，他们所行的与世界融合大趋势背道而驰的征服型战略，必将遭到历史的无情惩罚！我们不禁要问：谁又是下一个日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