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关于外交该“硬”还是该“软”争得不亦乐乎，争论的起点是从资深外交人士和资深媒体人士之间的观点不同引发，看了一些观点后，也想借机说几句，谈点百姓视角的个人看法，供专业人士和战友们商榷指正。

从资深外交人士的观点上可以看出，他认为外交就该是外交部门的事，媒体、外交口以外的人就别说三道四了，说多了都是给外交添乱。同时还认为，外交大权归中央，外交部不擅权，外交部门所做的决定是在中央的领导之下，没有一件是外交部自作主张；外交硬很容易，软很难，难在讲的道理要能站住脚，能让人信服。而且，这种观点也认为民族主义太“鹰”了，军队的人士表现得太“鹰”了，不利于中国外交。

这种观点真的适合当前的中国吗？个人借机抒发一点自己的浅薄看法。

我们先看外交是什么。就普通概念而言，外交通常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如参加国际组织和会议，跟别的国家互派使节、进行谈判、签订条约和协定等。就比较纯粹的意义上说，外交也应该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事务处理；二是维护国家利益、执行国家外交政策。在占豪看来，如果更广泛和深刻一点去看外交，它其实应该是一国政府为了维护国家利益，通过深入研究国内外的各层面形势，制定出对外交往的政策方针后的执行活动与对外交往活动的总称。本质上，外交应该是一国政府政治意图在对外交往活动方面的具体体现。

关于外交是什么，中国外交的奠基人、外交学会的缔造者周恩来总理曾说过一段很著名的话：“外交是国家和国家间的关系，还是人民和人民间的关系？外交工作是以国家为对象，还是以人民为对象？……就外交工作来说，则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这一点要搞清楚。”

总理对外交的理解是那么的深刻，他直指外交本质，即外交体现形式上是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但根本上还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所以在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如何落脚到影响和争取人民的关系上，一定要辩证地搞清楚。对此，个人深表认同。

过去，我们的有些外交活动是不是因为过于局限于政府之间而忽略了民间的交往？并因此吃了亏呢？以缅甸为例，我们在缅甸受西方制裁的最困难时期给予他们最强大的支持，但由于我们忽略了人民之间的交往，忽略了直接将援助递给缅甸民众手上，结果导致我们很多项目在缅甸因当地群众反对而推不下去并最终搁置。这恰恰是说明，我们有些外交工作没有遵循周恩来总理的遗训，没有抓到根子上。这种抓到根子上的事，是外交部门的事，难道也要甩给制定方针政策的中央决策层吗？这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外交活动绝非仅仅外交活动本身，它的基础还是人民。

既然外交的基础是人民，那么我们的外交活动是不是应该考虑民心民意？是不是应该在国家利益方面应该和民心民意形成一个统一辩证关系？民心民意不完全代表民族情绪，但民族情绪会一定程度体现民心民意，所以如何从民族情绪、民众态度中去提炼出上可维护国家利益、下可以让群众理解的政策及政策解释，对外交活动来说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

外交属于国家政策的一部分，国家政策的大道是什么？战国时期的《孙子兵法》已给出答案，即“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外交，本质上来源于人民，最终必然还是落脚于两国人民的交往上，所以说外交绝非外交口的事，而是国家决策者根据国家利益、根据国内外形势进行综合评估后拿出的方针政策。这一方针政策最终形成具体的一个个大的政策决策，这些决策方向最终下到外交口由外交部门执行。同样一件事，方针政策对了，其成效好坏就取决于外交活动的执行情况了。从这一点上说，外交更不仅仅是决策层的决策，更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上下“同意”的决策，也是外交部门在外交活动上执行出来的效果。因此，从本质上说，外交活动应该是连接各个利益相关方、政策决策者的最核心的介质，外交活动本身不能完全代表外交，外交背后的文章才是指导外交活动的内涵和意义所在。

有了上述涵义的认知，所谓外交的“软”与“硬”不过是实现外交目的的手段，硬或软不是根本目的，实现国家的外交目标才是根本目的。至于手段，为了达到目的当然是可硬可柔、可明可暗、可潜可显、可张可弛、可疾可缓。柔，可在底线之上柔若无骨，硬可如磐石金刚；明可一切摆在桌面，暗可让其深不见底；潜可不知不觉，显可大张旗鼓；张可紧如钢索，弛可松如麻袋；疾可如风雷，缓可如蜗爬。总之，为实现目标可用任何符合国家战略、战术利益的手段，大可不必强调软或硬，而是要据需而用，信手拈来，先哲鬼谷子的捭阖之道不正是此意吗？

新中国时，中国要通过对大国、强国的硬来彰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民将不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的欺凌，中国是要通过硬来让帝国主义的魔抓缩回去。所以，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我们就打了抗美援朝战争，并且打赢了这场战争。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对第三世界国家还是非常柔软的，我们自己顶住困难也给非洲兄弟修了一条坦赞铁路。当然，非洲兄弟给的回报是把我们“抬进联合国”。

19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中国拒止了苏联试图强加于我国的不平等关系，但为了寻求外交突破，中国第一代领导人通过对大势的研判，以高超的智慧通过珍宝岛战役换取了和美国国家战略利益的共振，从而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对西方外交上的突破，这也奠定了改革开放的外交大环境基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外交可不仅仅是外交，而是各种手段融合在一起为了实现国家目的的一环，它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各个其它部门配合来用的。改革开放后，由于我国需要在经济上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市场对接，我们开始由过去的“硬”转为“软”，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央决策层用“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以低姿态快速实现了改革开放的政策的顺利执行，我国经济也进入了新一轮高速发展期。

过去的这些“硬”与“软”，我们都是通过研判国内外形势，通过确立大的政策方针后来操作的，最终也实现了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些硬与软都是手段，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发展自己、强大自己，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做出的各种努力。

然而，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美国认为的“最大挑战者”，中国还能继续“韬光养晦”吗？很显然是不行了，因为你体格太大了，已经藏不住了，现阶段无论再怎么“韬光”恐怕也无法实现“养晦”了。所以，在这个阶段，显然不光我国经济上要进行转型升级，我国的体制上要进行转型升级，我们的外交政策上也需要转型升级，这些显然都是相辅相成的。

如果说新中国头三十年的外交对强国主要以“硬”为主，改革开放后外交主要以“软”为主，那么当中国实力已经足够强，必须在外交上发挥更大影响力的时候，显然是既不能光“硬”，更不能光“软”，而是应该“软硬结合”，张弛有度。

什么是软硬结合？软就是要留下足够的外交空间，不能像我们的邻居一样总是把外交活动做死、做绝，不留余地；要通过寻找共识来实现更充分的沟通、协调等，为推动战略战术目标不遗余力。硬就是在底线问题上绝不退缩，不留任何对方遐想空间，要给予越来越关注外交的中国老百姓一个在底线问题上的清晰信号，要让越来越多的百姓理解中国外交，支持中国外交。

外交显然不是硬来的活，硬来的活是军队干的，但外交显然也不只是说软话、表软态就可以的，因为有些时候软意味着会给对方更多遐想空间，对手就会借此得寸进尺，反而会惹来更多麻烦，造成外交被动；反之，处理得非常干脆利索，让对方碰一些钉子，让对方知道你的底线不可触碰，事反而可能就解决了或不至于成为燃眉之急。这就像现实生活中，老好人往往容易受人欺负，且往往做不成事，那些看似不太好惹的家伙往往无往而不利。外交活动也是由人来做的，只要是人都会揣摩对方的心思，如果自己本来已经到了底线，外交活动中却让对方觉得你还有让步空间，想想这种软会带来多大麻烦？

那么是不是一国里边“鹰派”、民族主义就是给外交添乱呢？在占豪（微信号：占豪）看来，一国之中显然应该有“鸽派”和“鹰派”，两者都需要，但两者的根本底线都是为了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不能说鸽派变成投降主义，鹰派变成有勇无谋。在外交决策中，这种比较不同的观点恰恰可以降低决策考量因素的盲区，可以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而且，在占豪看来，特别是军队之中，应该绝大多数都是鹰派，因为军队必须有血性、有钢铁意志，有敢战决心。在我国，军人是被党领导的，所以军队的鹰派对我国的战略决策不会构成大的负面影响，反而有这种强有力的军队会给对手以震慑。而且，军队和外交也不是不相干的，恰恰相反，军队应该是外交的底气，外交应该是军队实力的体现。《孙子兵法》有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无论是我们的外交还是军队，他们的力量显现都应该体现在谋略上。基于谋略，接下来就是基于国家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然后再通过外交手段来实现目的。真的实现不了，矛盾眼看要激化才需要用兵来解决问题。所以，外交和军队绝非不相干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互补关系。现代外交，在世界范围内军队实际上早已参与进去了，绝非只是外交部门的事情。

那么，一国的民族主义在外交活动中到底会起好作用还是坏作用？在占豪（微信号：占豪）看来，所谓好与坏都是相对的，好的因素用不好也会变成坏的，坏的因素用好也能因势利导、趋利避害。所以，我们首先不应该脱离事情本身去判断民族主义对外交的好与坏，这是其一。

其二，对一个国家来说，民族主义不但是必要的，更是重要的。近代以来，大多数强国都是从民族主义思想崛起而开始崛起的？特别是落后国家，如果没有民族主义力量的作为凝聚力，那么想追赶发达国家根本不可能。就拿马克思主义来说，正是列宁将其与民族主义融合才有了后来马列主义的苏联，而新中国也是在马列主义中国化后形成基于马列主义和中华文化的毛泽东思想才有了新中国的诞生及今天的崛起。所以，很显然，就国家层面而言，民族主义是非重要的国家凝聚力量之源，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这种力量不能打压，要做好引导和有效利用。

其三，民族主义最大的问题在于，一不注意可能会滑入民粹主义的陷阱。一旦滑入民粹主义陷阱，那就不是伤人的问题了，而是会严重伤己。民粹主义是一种丧失理智的疯狂、极端的思想，疯狂、极端思想下的意识形态表达必然是非理性和缺乏利益考量的，基于民粹压力下的决策一定是错误的。所以，我们不应防民族主义，而应防民粹主义。如何防民族主义滑入民粹主义的陷阱才是关键。其实，如何避免民族主义滑入民粹主义陷阱的问题毛主席邹阿姨解决，最好的办法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只要走好群众路线，就不可能滋生出民粹主义，只要做好民主集中就会做出科学决策，就能实现上下同意。

所以，外交应该充分利用民族主义的好，而要防止民族主义滑入民粹主义陷阱。我们既要关注民意表达，也要对各方局势做出充分和理性的判断，然后再在外交上体现出群众看的懂并且能理解的外交活动。譬如，为什么在群众中间我们外交有软的印象？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外交语言一般比较隐晦，又缺乏进一步的清晰解读，结果就留下了这种印象。但事实上，有些只要在语言上稍作调整，这种印象可能就会大有改观。

我们可以很有性格的外交部发言人秦刚的发言为例，他的一些记者答问就让网友们拍手叫绝，网上甚至还汇总出了秦刚曾经的一些精彩发言，他离职时很多网友还非常不舍，这就是值得我们在工作中总结的。譬如，在回答十八届三中全会我国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答问时秦刚说“······你这个问题的后半段好像是给我设了个套。我刚才说了中国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目的是什么。毫无疑问，中国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恐怖分子紧张了，分裂分子紧张了，极端分子紧张了。总之，那些企图威胁和破坏中国国家安全的势力紧张了。记者你问我这个问题，是不是想拿日本对号入座呢？”这几句，网友直接拍案叫绝，传播了很久，至今仍脍炙人口。这就表明，外交工作其实很多时候只要细节上稍微有一点变化，就可能会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由此也可以看出，外交绝非是决策者拍板决策就了的事，更是执行者执行好坏的事。

相信任何一个正常的中国老百姓，他都是热爱中国和中华民族的，他都是希望政府是在维护他自己利益的。那么，当政府正在这么做的时候，就应该让他们知道政府正在这么做，并且做得很好。个人认为，外交应有此意才对。

这，就是一个百姓视角下的中国外交观，可能不成熟，却发自肺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