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访问越南，与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会晤时说：“希望越南继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是第一句，意味深长的第一句。
中国人对越南的感情很复杂，从“同志加兄弟”到“血染的风采”，这一转变是很多人不愿回忆的。而从1986年开始的“革新开放”，越南的经改和政改，尤其是后者，时不时吸引着国人的目光。
越南的革新开放，在某些方面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利用本国土地和劳动力相对廉价的优势，向外资企业提供各方面的优惠条件，吸引因其他地区生产成本上涨而转移至东南亚的制造业企业；以沿海发达城市作为改革试点，并在时机成熟时向全国推广；在经济管理中重视发挥市场的作用，推动物价、金融等领域的改革，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越南确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经济较不发达，各生产要素的价格水平较低，生产成本低，有利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巨头落户。越南的服务业近几年的发展势头也比较良好，在2015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中，服务业已占GDP的半壁江山。相对于很多过度依赖外援的发展中国家，越南的外债负担相对小得多。越南在世界范围内算是个小国，政策的调整和转向理论上会比大国容易。但在东南亚，越南又称得上一个大国，加之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推进缓慢，中国在东南亚尚未有非常稳定的战略基点，东南亚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强势存在，因而可以在多个大国之间玩弄战略平衡保持在东南亚的主动权。
然而，越南的发展劣势也很明显。和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不一样，越南在实行革新开发时并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作为支撑（高卢鸡：表看我！鹰酱：表看我！兔子：表看我，再看弹小丁丁！），在大量引进外资的时候，自主品牌的发展缺乏一个强有力的载体。时至今日，越南的经济总量仍然不大，国民收入不高且南北差距大，工业生产能力弱，内需不足，过度依赖于外资驱动和国际市场，这就加剧了其经济脆弱性。另外，越南的金融开放程度深、资本市场在前几年相当活跃，已经超出了其实体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可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并没有跟上。这样一来，当泡沫崩溃时，越南的经济几乎是不堪一击。2007年底，越南就爆发了金融危机：货币贬值、股市崩盘、物价飞涨。在这之后，越南的经济就再也没有回到之前高速增长的轨道上了。经济的发展趋缓，民众的不满情绪积累，原本在高速增长中被掩盖的社会矛盾很容易被激化，西方国家又不断加紧对越南政界、学界的和平演变，培育了一批第五纵队，所以，胡伯伯莫哭啊，莫哭啊。
应该来说，当年农德孟为核心的越共中央试图通过政治改革推动经济改革并促进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愿望是很强烈的。越南启动的政改的思路大致是：在坚持越共的领导下，加强党内的相互制约，发挥国会等国家机关的作用并且强化社会监督。然而农德孟并没有直接践行这一套体系。阮富仲上台后，丰满的理想就败给了骨感的现实。

目前来看，越共有所谓相互制约与平衡的“四驾马车”，并且总体上可分为南北方两个派别。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理论上是党的领导核心，但受到越共政改的影响，权力渐弱。比起越共的其他巨头，阮富仲更像一个理论学者型官员。他的仕途起点是《共产》杂志，在理论战线耕耘多年，于1996年8月至1998年2月任河内市委副书记兼大学干事班班长，河内市委宣教部的直接负责人，1998年3月至2001年11月任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副主席，之后便连任了河内市委书记，而且在任市委书记期间，仍旧负责越南的理论工作。这段经历是很有意思的，毕竟让一个长期干理论工作的人去直接执掌地方大政，一般来说并不是很妥当。但如果联系当时越南政局的变动，这又似乎解释得通。2001年是黎可漂因内政外交乏力而下台，农德孟接替其成为越共中央总书记的一年。黎可漂时代获得重视的地方大员们自然很难得到信任，而阮富仲涉及地方政务较少，在黎可漂任内没有积累太多的政治资本，“历史清白”，这恰恰成为了他的优势。这样一来，在黎可漂时代并不非常受重视的阮富仲就在农德孟时代成为了重点培养对象之一。
在进入中央之前，阮富仲并没有经过真正意义上的地方党政的历练（首都具有其特殊性，和其他地方省份还是有比较大不同的），党内根基比起阮晋勇还是显得比较浅，而在进入中央后，又因为缺乏对地方的深刻理解，在统筹全局时，不得不给予阮晋勇更大的信任。压不住二把手，把控政治局、镇住内阁就更不现实了。
越南总理阮晋勇。越南政治改革后政治局权力萎缩，内阁权力坐大的最大受益者。从履历上看，他的经历最为丰富，能力最强（理论上），而根基也最深厚最复杂。阮晋勇军人出身。早年参加过越南战争和柬越战争，并在军队工作过一段时期（第207步兵营的政治员长、第152步兵团大尉政治主任，坚江省军事指挥部少校干部部长），转业后进入政坛，在南方的坚江省任省委书记和省军事党委书记，并担任第9军区党委党委员。长期的南方经历使南越南成为了阮晋勇的大本营。进入中央后，其在内务部、公安部担任要职，并在后来管理越南财政工作。1998年起任央行行长，后任副总理、直至总理。可以说，阮晋勇的势力横跨军队、地方、政法、经济等领域，有着很强的支持，无怪乎他能明里暗里跟越共中央唱反调。
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这个人长期主政胡志明市，应该来说还是有一手的，只可惜国家主席实际上是个虚职，因此在四驾马车中，他的权力是比较小的。
越南国会主席阮生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一把手，不管他现在实权到底有多少，国会的特殊意义注定了他会是南北两派的重点争夺对象。

事实已经证明，越共的四驾马车内部绝非铁板一块，而是有相当深的裂痕。这种裂痕在阮富仲阮晋勇之间最为明显。阮富仲所代表的北方派，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上还是比较坚定的，在对外关系上也比较亲华，但阮晋勇所代表的南方派，受西方影响更深，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上摇摆不定，在对外关系上倾向于打美俄牌对抗中国。南方地区是越南改革的前线地带，经济社会发达，越共中央内部有许多长期经营南方的要员，因而南方派的势力会相对北方派强大些。这一点，从越南爆发反华骚乱后，越共中央将骚乱定性为“反社会主义”时，阮晋勇却公开反对中央决议，并且鼓励民众继续抗议的事件中可以看出来。
在阮晋勇为代表的南方派的主导下，越南的党章已经删去了“公有制主体”和“共同富裕”等原则，越南学界也在放纵下在西方的渗透下投怀送抱。尽管北方派有时也利用监督、廉政审查等权力进行反击，但总体上看是很无力的。
近日，越南通过了第一部《全民公投法》，实际上，除了瑞士等一些小国，“全民公决”并不会经常出现，甚至根本不会得到应用。越南在这种敏感的时期通过该法案，个人认为这是二阮之间的的一次豪赌，赌注是越南的国运和个人的政治命运。这个法案很可能有阮晋勇的支持，阮富仲赞成该法案应该实属迫不得已，而法案在国会得到通过也应能够说明，越南国会已经有了转向的明显倾向。对于阮晋勇来说，要想为本国的变质披上一层合法性的外衣，“全民公决”这种散发着浓浓西式民主味道的东西是再好不过了。越南南北差距大，改革中的社会矛盾积累多，需要一个发泄口。而越南的国民素质并不高，显然并不适合搞什么全民公投，因而推动该法案的通过无疑是一步险棋。再加上西方对越南社会的和平演变十分深入，即便该法律没有落到实处，也会在民间引起极大的反响，向西方靠拢的呼声势必会（尤其是在知识界中）更加高涨。

在2016年，越共将会进行换届，对于阮富仲和阮晋勇，这都是最后的机会。阮晋勇的总理任期只剩下最后一年，只有挤掉阮富仲，成为越共中央总书记之类的最高实权人物，并对越共中央进行新一轮换血，巩固南方派的位置，才能成为“越南叶利钦”；阮富仲也必须压制住蠢蠢欲动的南方派，保住总书记位置，让阮晋勇从核心决策层彻底消失，才能保住越共的江山，不至于成为“越南戈尔巴乔夫”。从党内势力对比上来看，阮晋勇得势的几率更大些。

让我们试想一下，越南一旦变色，将会发生什么。
时至今日，越南的国内并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反对派，因而瓦文萨团结工会的波兰式变质可能性很低；越南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并未激化至不可调和的程度，因而南斯拉夫式的大分裂、大动荡、大内战的悲剧也不大可能在越南上演。最有可能的，是最高领导人推动、中层党政和国企干部执行、知识界摇旗呐喊，最终整个党组织自上而下彻底瓦解的苏联式变质。
一方面，一旦越南发生变质，越共失去领导地位，势必会在越南留下一个巨大的政治真空。而这个真空，不是任何一个哪怕是从越共内部分化出来的政治势力所能填补的。当旧的支柱倒塌，新的支柱尚未竖起，国家连保持稳定都很困难，更不用说经济社会的发展了。另一方面是处理国有企业的问题。照理说，有了苏东国家盲目私有化，导致国民经济崩溃，寡头操纵经济政治的前车之鉴，质变后的越南领导人应该会仔细考虑这一问题。国企的腐败几乎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然而在国有体制下，国企工作人员的灰色收入是非法的，无稳定保障的。要想把灰色收入合法化、稳定化乃至家族化，私有化国企绝对是不二法门。因此，寄希望于在变质中得力的国企中上层干部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忍受一个保守的私有化进程的。
作为一个在东南亚颇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一旦发生变质，对东南亚地缘政治版图的影响将会是巨大的。邻国老挝失去了一个长期学习模仿的对象，很可能会陷入思想混乱以至于步越南之后尘；同时，美越两国失去意识形态的最后顾忌会更加靠拢，不排除越南大打美国牌，通过租借金兰湾等行为与中国对抗。这样一来，美国很可能会在东南亚暂时取得优势，中国在南海将会受到空前的压力。越南的变质也或多或少会传导到国内，因为不管变质后的越南领导层是有多蠢多不知廉耻，中国国内（尤其是知识界）更蠢更不知廉耻的肯定大有人在。

不管在2016年，越南是红还是白，这个国家多多少少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第一，要在正确的方向上深化改革。所谓“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发展和完善”，苏东国家的解体，其根源之一就是制度的僵化；越南的改革走到这一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改革方向出现了偏差。改革是必须的，不改革，任何国家都是等死；但改革也不是拍脑袋的事，乱改革，早早就死。
第二，要打击腐败和利益集团。有的时候，利益集团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的不一定是保守的、反改革的角色，在改革进行到深水区的时候，不能排除其通过引导改革向着激进乃至危险的方向发展，以国家和人民的福利作为牺牲品换取一己私利。苏共高层的官僚利益集团在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后期异常活跃，由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滞缓改革到以改革之名摧毁苏联，这绝对是前车之鉴。
第三，要自力更生，加强自主创新能力。越南经济基础薄弱，工业底子薄，沦为代工厂有其客观因素。但中国地大人多，经济总量庞大，还有一个完整的工业基础，在发展方面，没有受制于人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