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由金砖国家领导人签署的的《厦门宣言》中提到，金砖国家将对“地区安全形势以及塔利班、‘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阿什’、基地组织及其附属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哈卡尼网络、虔诚军、穆罕默德军、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伊扎布特引发的暴力表示关切。”
这一长串恐怖组织的名称让世界看到了金砖国家维护地区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决心，然而某些国家仅仅只看到了其中的某些组织，就开始宣称这是自身外交的胜利，格局大小可见一斑。
就在印媒一片欢呼之时，巴基斯坦外长阿西夫访华并与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多年来，巴基斯坦一直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更是国际反恐合作重要参与者，巴政府和人民为反恐事业作出的巨大努力和民族牺牲有目共睹，国际社会应当给予充分肯定。这番表态，不仅安抚了巴基斯坦国内针对不久前“金砖峰会”《厦门宣言》的焦虑，也彰显出中国继续珍视中巴传统友谊的决心和信心。
王毅与巴基斯坦外长阿西夫举行会谈，肯定巴基斯坦在反恐方面做出的努力，图片来源：新华网，新华社记者姚大伟摄
历史作为一个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巴基斯坦穆斯林占总人口的将近95%。巴基斯坦长期受到国内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根据国际著名智库“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显示，过去多年来，巴基斯坦一直是全球范围内受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威胁最为严重的国家。
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不仅受到来自于伊斯兰世界内部诸多敏感事件的刺激，而且也同样受到国内政治斗争和不同地区内部落和分离势力的影响，使得巴基斯坦成为了伊斯兰极端主义滋生的重要地区。
巴基斯坦现代国家的诞生，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未来发展道路选择的问题。从19世纪末开始，伴随着当时伊斯兰世界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寻求通过“复兴伊斯兰教”来救亡图存的努力，今天的巴基斯坦地区也出现了一些伊斯兰政治组织，但是巴基斯坦国父穆罕默德·阿里·真纳，还是希望能够将未来的巴基斯坦国家建立为西方式的世俗主义国家。
真纳认为，伊斯兰教的功能应该是动员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广大穆斯林，以求建立一个自己的现代国家。在1947年8月的制宪会议上，真纳就宣布，希望未来能够将巴基斯坦建立为一个“世俗的、民主的”国家。但真纳的主张并没有能够转变为政治现实，在1956年巴基斯坦宪法以及在随后历史进程里诞生的数次宪法中，巴基斯坦都被定义为一个“伊斯兰教国家”。
穆罕默德·阿里·真纳
在此背景下，巴基斯坦国内的伊斯兰宗教团体、社会团体和政治团体大量涌现，而不同的宗教教义、教派和宗教思想，加之地区、民族和部落之间的裂痕，极大地撕裂了该地方政治结构。与此同时，现代巴基斯坦国家建立后不久，冷战阴云笼罩世界，政治伊斯兰也就成为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个“政治愿景”。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使得伊斯兰政治力量第一次在现代国家体系下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起一个伊斯兰政权，而伊朗国内在革命后进一步的“伊斯兰化”，也刺激和鼓舞着巴基斯坦国内的政治力量，尤其是那些伊斯兰极端主义政治团体；而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的失败，尤其是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使得巴基斯坦不得不转而通过伊斯兰教来动员社会和民众，弥补自己在常规军事力量上与印度和苏联的实力差距。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巴基斯坦在诸多场合高举“伊斯兰”的特征已经非常明显。作为最早提出建立“自上而下”伊斯兰国际政治的国家之一，巴基斯坦在1970年就提出希望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常设书记处，用来组织和协调各个伊斯兰国家的内政外交智能，具有一定的“超国家行为体”性质，而这也就成为了后来建立的“伊斯兰会议组织”（2011年更名为“伊斯兰合作组织”）。
在国内，“伊斯兰”对于民众的吸引力仍然十分巨大。“巴基斯坦人民党”在1970年的选举中提出了四个口号，第一个就是“伊斯兰教是我们的信仰”，认为“伊斯兰”与“社会主义”所倡导的“公平”“平等”“民主”，有着天然的相似性，因此能够获得更多巴基斯坦人尤其是巴基斯坦穆斯林的支持。但是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领导的“巴基斯坦人民党”政府，其在“伊斯兰社会主义”口号下推行的很多改革，被巴基斯坦的反对派视为“社会主义”，而布托的左翼倾向，也被巴基斯坦宗教阶层所警惕和反感，布托政府也最终被巴基斯坦军队所推翻。
政变后主导国家的奇亚·哈克，更是高呼“伊斯兰教就是我们的宗教，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管理制度”。奇亚·哈克多次表明，巴基斯坦是“主权属于真主的国家”，全体巴基斯坦人是真主的仆人，过分强调物质和虚荣，其实就是在社会民众中传播的“传染病”，需要予以纠正。从1979年开始，巴基斯坦设立了联邦伊斯兰教法法庭，开始用伊斯兰教法管理民事纠纷，其采用的刑罚标准也是按照传统伊斯兰教法的标准实施，比如禁止烟酒，对通奸和盗窃行为予以严厉处罚（乱石砸死和砍去四肢）。
进入80年代，奇亚·哈克领导的巴基斯坦政府，更是与巴基斯坦伊斯兰学界达成了“政治联盟”，由奇亚·哈克领导的巴基斯坦军队负责国内政治管理，而由伊斯兰学者们赋予巴基斯坦军队干政的合法性。应当指出的是，这种“保护”和“合法性”关系，非常类似于伊斯兰教历史上传统的逊尼派影响下的政治-神权关系，即由伊斯兰“武士”建立政权，用“刀剑”保护和推行伊斯兰教，而“伊斯兰学者”则负责“合法化”这些“武士”所建立的政权。
在这一时期，由于伊斯兰教在巴基斯坦成为了“社会准则”，因此伊斯兰学者需要研究的课题也从过去的《古兰经》和《圣训》转为了如何应用。从这个角度讲，奇亚·哈克成为了现代版的“苏丹”，而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教势力也成为了奇亚·哈克的伊斯兰教士集团（乌莱玛）。
变化
从某种角度上讲，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给巴基斯坦带来的影响同样十分巨大。由于苏联是以“异教徒”的身份进入阿富汗这个“伊斯兰领地”，因此根据很多伊斯兰极端思想者的解读，通过“刀剑圣战”来将苏联驱逐出阿富汗，就成为了穆斯林的“责任”。
当然这里就涉及到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在冷战后演变的问题，尤其是涉及到埃及国内“穆斯林兄弟会”在上世纪70-80年代发展和演变的议题，本文不去展开论述，但总的来说，阿富汗战争吸引了全世界范围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被称为“伊斯兰浪漫主义者”可能更加合适）。
为了能够抵挡苏联带来的军事威胁，巴基斯坦一方面欢迎这些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极端分子，并且与美国配合，帮助这些“圣战者”前往阿富汗；另一方面，“圣战”抵抗的成功，也刺激了巴基斯坦国内的伊斯兰极端思想，比如后来的“基地组织”最初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建立在巴基斯坦。
很多参战的“圣战者”并不是我们传统上认为的“文盲”和“傻子”，实际上绝大多数的“圣战者”往往来自于家庭条件较好的生活环境，或者有着较为系统的教育，因此才能够负担的起前往阿富汗的路费，能够在各种地下网络中找到自己的“组织”。
巴基斯坦清真寺爆发恐怖袭击
而对于当时的绝大多数人口仍然是“文盲”的巴基斯坦来说，这些“圣战者”带来的不仅是“枪炮”，而且还带来了各种极端思想在巴基斯坦民众中的传播。这一时期受到外部援助（比如沙特），很多相对保守的宗教学校和清真寺发展和扩大，进一步与巴基斯坦的“宗教学者集团”相融合，形成了一股更大的力量。在一些落后的巴基斯坦地区比如联邦直辖部落地区，一些清真寺、伊斯兰宗教人员和学者，以及伊斯兰宗教学校，往往是当地事实上的“地方政府”，而在民事诉讼中的“合法地位”，却确保了伊斯兰教势力能够单独成为“社会公正”的化身。一些宗教学校，在当地“天课”（宗教税）和外部（比如沙特）的资金资助下，传播伊斯兰极端教义，成为了诸多巴基斯坦伊斯兰极端组织人员招募和资金收集的“源泉”。
努力
当然，我们不能将所有的伊斯兰教势力都视为极端主义和极端组织，巴基斯坦境内的“温和”势力人数仍然很多，影响也很大，宗教极端主义并不是巴基斯坦伊斯兰教的全部。而且很多伊斯兰极端组织，事实上与巴基斯坦国内的一些情报和军事机构有着一定的联系，比如“穆罕默德军”（这次《金砖厦门宣言》就将其列为了“恐怖组织”），而这些极端组织往往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很多时候让巴基斯坦政府左右为难。
比如2003年巴基斯坦政府曾经严厉打击一些极端组织所属的金融和出版机构，而随后极端组织就多次试图暗杀时任总统穆沙拉夫，并且在多地发生暴力和恐袭事件，迫使巴基斯坦政府放缓针对伊斯兰极端组织的行动。
总的来说，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确实成为了其国内发展的“毒瘤”，正如王毅外长所说，“巴基斯坦一直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更是国际反恐合作重要参与者，巴政府和人民为反恐事业作出的巨大努力和民族牺牲有目共睹，国际社会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在2014年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通过了《反恐怖主义修正法案》，力图打击国内的恐怖主义组织及其参与者。
中国与巴基斯坦陆军在宁夏举行反恐演练
此外过去的数十年中，巴基斯坦还希望通过发展地区经济和教育，来压缩巴基斯坦极端主义思想在落后地区的土壤。2014年巴基斯坦政府军还在北瓦济里斯坦地区和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地区发动了一系列的军事攻势，消灭大批的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当然了，消灭极端分子的努力，对于当前仍然相对贫弱的巴基斯坦中央政府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长期的挑战。伊斯兰极端主义在巴基斯坦的发展和兴起，与巴基斯坦独特的历史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尽管很多穆斯林学者往往将“伊斯兰极端分子”归咎于“外部因素”，如美国入侵，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不公正，但是我们不应否认巴基斯坦国内某些地区的落后、贫困和腐败，尤其是巴基斯坦政府在历史某些时期推行的“伊斯兰化”政策，帮助和纵容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滋生和蔓延。
而伊斯兰教士所坚信的“伊斯兰教无所不包”的宗教信心，以及现实当中伊斯兰教清真寺、宗教学校和宗教法庭所包含的巨大社会动员力，尤其是对于世俗主义政府的警惕和反感，使得任何针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打击，都有可能被解读为“异教徒”和“叛教者”试图打压伊斯兰教的信号，结果造成政府与宗教势力的对决。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与约束好伊斯兰教的宗教范围，其实应当相辅相成，而不是试图在宗教范围内“撇清好坏”。
正如王毅外长所言，“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好兄弟和铁哥们，没有谁比中国更了解巴基斯坦，更理解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发展有其特定的历史特征，需要有耐心有信心持续的施压和剔除。中国和巴基斯坦必然将会继续携手，共同打击地区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