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年间，中东陷入到空前的混乱和失序当中。5年的内战下来，叙利亚大部成为焦土，民众争相走避欧洲，酿成空前的欧洲难民危机。目前叙利亚政府实际掌控之地不足原有领土的1/10，其余 9/10的领土被伊斯兰国以及各种形形色色的反政府武装所占据。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北部的攻城略地，使得伊拉克的统一局面不再，目前伊拉克政府掌控的地方仅为巴格达以南什叶派聚集地区，北部大片地方为伊斯兰国占据，土耳其还把军队开到了伊拉克北部。除此之外，也门内战、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利比亚内乱等事件，更使得中东乱上加乱。中东进入大变局时代自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肢解以来的一百年里，冲突和战乱在中东其实是家常便饭，不足为奇。而目前中东的冲突和战乱，其特别之处一方面在于其全局性和烈度，多个严重的危机和冲突同时爆发，波及几乎所有中东国家；另一方面战乱和冲突背后的敌友关系和利益格局正在易位和重组，过去几十年通行的规则和秩序正在瓦解，中东进入了一个大变局的时代。首先，巴以冲突不再是中东的主要矛盾。自1948年以色列立国以来，巴以冲突以及背后的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冲突一直是中东问题的关键，1948、1956、1967、1973和1982年的5次中东战争，就发生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巴勒斯坦人的悲惨地位、以色列的霸道、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导致的反美情绪，这些因素一直主导着战后中东问题的走向。但自2010年底的“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巴以冲突渐渐被边缘化，国际社会对巴以冲突的关注度在减弱。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巴以问题已经解决或冲突已经减弱，事实上，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建设仍在继续，对加沙的封锁也没有减弱迹象。而就在2015年9月，以色列警方还突袭了圣殿山上的阿克萨清真寺，引发巴勒斯坦人投掷石块、爆竹等与警方对抗，继而发展成流血冲突。如果在过去，媒体肯定会对此大书特书；但在今天，它已经被伊斯兰国、叙利亚内战等议题所遮蔽。巴以冲突的边缘化，使得以色列的处境空前改善，不仅不再是各国的众矢之的，甚至出现了沙特和以色列结盟的态势。比如在伊核问题上，以色列曾密谋武力摧毁伊朗核设施，沙特则承诺为其开放领空；在推翻巴沙尔政权问题上，沙特出钱出武器，以色列则提供情报，数度对叙利亚境内军事和民用设施发动空袭；沙特带头空袭也门胡塞武装，以色列不仅提供情报支持，还直接派战机轰炸。沙特与以色列结盟，打破了中东战后持续半个世纪的敌我关系，将对中东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其次，教派冲突日益升温，有升级为主要矛盾的趋势。伊斯兰教自创始之初就出现了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分野，但过去上千里的时间里，这一矛盾并不突出，也不是地区的主要矛盾。逊尼派的萨达姆政权倒台后，被压制多年、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开始掌权，伊拉克从此无法扮演在中东扮演制衡伊朗的角色，反而开始亲近同属什叶派的伊朗。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此前一直引而不发的中东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矛盾开始日益凸显。而沙特与伊朗则分别是逊尼派和什叶派阵营的领导者：沙特一直以伊斯兰世界领导者自居，过去几年，沙特外交日益进取和任性，它拒绝当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坚持低油价政策，带头轰炸也门什叶派胡塞族武装，并组织对抗伊斯兰国的联盟。伊朗是什叶派大国，伊拉克战争后什叶派在伊拉克掌权，极大提升了伊朗的地缘政治影响力。而伴随着伊朗核谈判达成协议，持续十年的西方制裁即将解除，伊朗获得了通向国际社会的钥匙。过去一年间，双方在叙利亚、也门、伊拉克等地以教派划线，大打代理人战争，导致冲突升级和激化。第三，反恐成为中东各国的当务之急。事实上，目前在中东横行的恐怖组织，绝非伊斯兰国一家，还包括阿富汗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也门的“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北非“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利比亚“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和索马里“伊斯兰青年党”等。目前，不仅叙利亚、伊拉克、突尼斯、利比亚等国深受恐怖活动之苦，连沙特、土耳其这些被公认是在纵容和支持伊斯兰国的国家，在2015年也都遭到了严重的恐怖袭击。2015年5月，沙特的一所什叶派清真寺发生爆炸，伊斯兰国首次承认在沙特发动恐怖袭击；2015年10月，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爆炸造成近百人死亡。乱局背后的原因中东局势的这些深层次的变化，背后主要是这两个因素在起作用：首先，在页岩革命成功和伊拉克战争后遗症的影响下，美国在中东进行了战略收缩。过去的一百年里，中东一直缺乏一个一言九鼎的核心国家，而在过去的60年里，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这一角色，成了中东事务的仲裁者。页岩革命使得美国成了石油和天然气的净输出国，对中东能源的需求大幅度减少；美军在伊拉克战场的死伤，让左派总统奥巴马下决心从伊拉克撤军。四年前对利比亚动武时，美国不肯挑头，而是将战争的领导权拱手让给法国；到2013年的叙利亚化武危机，更需要俄罗斯出手相救才勉强保住颜面；在打击伊斯兰国的问题上，美国始终没有拿出当年推翻萨达姆的那种气魄，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支持也是三心二意。在这种情况下，之前被美国的强势所压制和遮蔽的问题一一浮现，沙特、土耳其这些之前唯美国马首是瞻的盟友，就开始蠢蠢欲动，要亲自出马主持大局。其次，“阿拉伯之春”打破了多国的强人政治，旧的统治秩序被打破，新的统治秩序没有建立，混乱因此在所难免。无论是穆巴拉克还是卡扎菲，其统治的特点都是一方面高度集权，横征暴敛；另一方面残酷打击异己，务求把一切反对力量消弭在萌芽状态。社会是一种“极少数既得利益者VS大量原子化存在的个人”的状态，少数人长期把持者统治者地位，不容其他人插手，反对党、社会自治、非政府组织等中间力量无立锥之地，无法获得政治经验。一旦原有的统治结构解体，就出现了权力真空，无人有足够的力量和经验去填补，于是出现了各据一方，群魔乱舞的局面。                                                                      中国邂逅伊斯兰世界
 
新年伊始，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访问了沙特阿拉伯、埃及、和伊朗三国。目前中东局面可谓一片混乱：叙利亚危机经久不息，伊斯兰国威胁日益明显，沙特阿拉伯与伊朗矛盾状态迭出，两国甚至断绝了外交关系。在此种大背景下，习近平为何还要访问中东？其中东之行对于该中东三国意义何在？本文从一带一路的视角来考察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彼此对对方的战略意义。它认为，对中国而言，与伊斯兰世界的邂逅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这个必然性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中国建设一带一路意味着向西开放，推动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而伊斯兰世界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中国与伊斯兰世界能否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是一带一路能否成功的前提条件之一。其次，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来自于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它们都与伊斯兰世界有直接的关系。中国能否有效地应对这个挑战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伊斯兰世界的支持。如果说，中国在第一个方面似乎还可以选择其它路径，在这第二个方面则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换言之，中国在21世纪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与伊斯兰世界直接有关。对伊斯兰世界而言，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则可以为他们提供前所未有的历史新机遇。这是因为伊斯兰世界经历的宗教驱动的暴力和冲突及恐怖主义活动兴起的根源，是战后长期以来以地缘政治为基础的地区秩序导致的去世俗化趋势。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可以帮助伊斯兰世界建立一个以地缘经济为基础的地区新秩序，地域合作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将各国的利益绑定在一起，建立命运共同体，推动一个再世俗化的进程。这将帮助伊斯兰世界在适应现代性方面提供一个新的选择——通过新的国家建设来确立新的治理机制，从根源上抑制宗教纷争和恐怖主义活动，实现伊斯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本文将首先讨论伊斯兰世界对一带一路和中国国家安全的战略意义，以及历史上以德国和俄国为代表的欧亚大陆陆权大国的伊斯兰政策提供的历史经验；然后再讨论去世俗化为什么是我们理解当代伊斯兰世界的一个重要分析框架，并揭示战后以地缘政治为基础的地区秩序，如何通过去世俗化导致宗教暴力纷争和恐怖主义兴起的因果机制。最后论述为什么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通过建立一个以地缘经济为基础的地区新秩序，可以为伊斯兰世界提供一个再世俗化的机会，从而走出宗教暴力纷争和恐怖主义的泥沼。伊斯兰世界的地理战略意义伊斯兰世界，特别是中东地区，是国际政治中的战略要冲，是东西方交流的交通要道，又是世界上重要的能源产地。中东地区的以上三大特点决定了它是大国的必争之地。第一，它是军事方面的战略要冲。 中东地区一直是冷战时代美国与苏联争霸的关键地带。对苏联来说，中东地区直接与它的南侧连接。这里既没有象东欧那样的作为缓冲地带的卫星国，也没有象西伯利亚那样广阔的战略纵深来保护对苏联在经济和战略上都极为重要的乌拉尔山区和南部的腹地。从拿破仑侵略埃及时开始，中东地区的意义就已经被欧洲的战略家们重视。战后当美国的军事力量进入中东地区，战略规划人员从全球视野对抗苏联为美国的空军和海军力量布局时，中东地区的战略意义变的更为明显。从军事的观点看问题，中东与周边地区是针对苏联薄弱的南部安置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最佳地点。这一点即使在今天仍然没有变化。第二，它是东西方交通的重要通道。 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无论是陆地，还是海洋，或者是空中，伊斯兰世界，特别是中东地区，都是东西方交流的必经之地。伊斯兰世界是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年的奥斯曼帝国通过控制这个重要的通道控制欧洲与亚洲的贸易，逼得欧洲国家为了绕过它而发展航海技术。由于伊斯兰世界的地理位置，中国建设一带一路就要不可避免地邂逅这些国家。中国向西开放主要面对两大地缘板块，一个是俄国和前苏联势力范围，另一个是伊斯兰世界。前者与后者在中亚交集，因为中亚五国既属于前苏联势力范围，也属于伊斯兰世界。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邂逅还不仅仅限于欧亚大陆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也要途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这三个伊斯兰大国。第三，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产地。 由于得天独厚的石油地质条件，中东的油田数目多，储量大，油井产量高，而且油层埋藏深度适中。加上极为便利的运输条件，生产成本低，开发效益极高，中东在能源方面的潜力巨大。在世界总量中，中东的石油储量占2/3，产量占近1/3。在全世界石油可采储量大于6亿吨的38个超大油田中，中东占26个，为世界的68.4％。名列第一的沙特阿拉伯加瓦尔油田探明的石油可采储量为114.8亿吨，天然气储量9240亿立方米，相当于中国探明石油可采储量的两三倍，是中国探明天然气储量的一半以上。中国国家安全之需中国国家安全在近年来受到的威胁与伊斯兰世界有直接的关系。新疆恐怖主义活动主要的外部影响来自中亚各国。而中亚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与恐怖主义的主要来源是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宗教极端主义以及恐怖主义的影响通过阿富汗的毒品产地与通道进入中亚。虽然目前中国新疆境内的恐怖主义活动大多数是根源于国内，但是已经有迹象表明境外极端主义的组织已经开始向中国境内渗透。源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活动对中亚的渗透对中国的向西开放有直接影响。如果不能控制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支持的恐怖主义活动，中吉乌铁路与中巴铁路都很难建设，即使建设后也无法保证正常运转。伊斯兰国最近已经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制造恐怖袭击。国内去世俗化的趋势也已经日益显现并产生消极影响。中国的反恐战略不应该仅仅是在境内被动地防御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而是应该更为积极地走出去，主动与周边国家与地区合作，扩大中国在境外反恐的战场，并通过帮助周边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从根本上减少恐怖主义赖以生存的环境条件。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建设瓜达尔港——喀什铁路，同时向巴基斯坦进行大规模的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帮助他们建设电力和水利等基础设施，并对其社会发展进行综合规划，从根本上减少贫困的问题，中国不仅仅会从根源上遏制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发展，为新疆的长治久安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中巴铁路，中国将能极大地改变目前停滞不前的与中亚，南亚，中东地区进一步实现经济整合的被动局面，为建立自己的陆权迈出关键的一步。在邂逅伊斯兰世界这个问题上，中国没有选择。即使中国想回避伊斯兰世界目前的种种乱局，全球性的伊斯兰世界的去世俗化也正在走向中国。宗教驱动的暴力纷争，甚至战争，以及恐怖主义活动的上升，都在对中国国家安全正在形成日益增加的威胁。陆权大国的历史经验中国为什么要邂逅伊斯兰世界？因为以俄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在欧亚大陆上经营过陆权的大国在历史上都试图对伊斯兰世界采取怀柔的政策。反之，在二十世纪主宰中东地区的海权国家对伊斯兰世界则经常采取强势的政策。这里面有深刻的宗教和历史的原因。美国战后几十年的中东政策显示，单纯依靠武力根本无法解决伊斯兰世界的问题。既然中国要建设一带一路，沿线的伊斯兰国家是必经之地，中国就别无选择，只能努力加强与他们的合作关系。俄国历史上对穆斯林的怀柔政策从18世纪的沙皇凯瑟琳二世开始。俄国在始于15世纪的东扩中把越来越多的穆斯林人口纳入自己的版图。到20世纪初，穆斯林人口已经达两千万，占俄国人口总数的15％。虽然沙俄帝国在欧亚大陆上的崛起完全是军事征服的产物，但是在战争结束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想实现和平，而不是总以武力相向。受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凯瑟琳二世在治理沙俄的非东正教人口方面走了一条新路。她认为各种形式的宗教都可以为沙俄帝国服务。她建立了一个以宗教为核心的专制政权框架来管理沙俄帝国的国民。凯瑟琳二世和她的继任者们并不强迫全体国民信奉东正教，而是通过把伊斯兰教等其它宗教信仰纳入沙俄帝国的宗教组成部分，把社区的宗教领袖们变成帝国的统治工具。沙俄帝国不仅仅是对东正教以外的宗教信仰持宽容的态度，它还有意识地以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清教以及其它宗教某些特定派别的保护者的形象出现。从18世纪后期开始，一种以宗教宽容为特征的独特体制开始成为沙俄帝国疆域内公共空间的基础。尽管东正教教堂仍然保持着广泛的特权，但是伊斯兰教，天主教，清教，犹太教和佛教也都获得了官方的承认。沙皇怀柔政策的政治逻辑是暴力是一种迟钝的统治工具，而宗教领袖则可以让那些本来不顺从沙皇的国民响应上帝的召唤变的更为忠诚和驯服。当然，沙俄的怀柔政策并不总是成功。19世纪在征服高加索地区时就遭遇了山区穆斯林以“圣战”的名义进行的强烈抵抗。即使在今日的车臣地区这一传统仍然很强烈。不过，我们应该看到的是，通常被认为是斯大林传统的前苏联民族宗教政策实际上有着更为久远的传承。它不仅仅只是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无神论有关，也与沙俄帝国几百年来在欧亚大陆扩张和经营其疆域的智慧有直接的关联。与俄国相比，德国的情况有更为强烈的军事侧重。当欧洲列强从1896年开始从经济上围堵德国，与海上霸权英国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日益增长，德国开始通过建设巴格达铁路发展陆权。它的战略目标是从波斯湾寻找入海口。威廉二世看中的是这条经过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铁路对德国与英国和俄国争夺欧亚大陆时的军事意义。一旦欧洲大国之间的战争爆发，奥匈帝国可以在东边帮助德国减轻俄国的压力，而奥斯曼帝国的地理位置既能威胁俄国薄弱的腹地高加索地区，又能威胁大英帝国的咽喉要道——埃及和苏伊士运河。要想使奥斯曼帝国发挥这一作用，前提条件是有一条通往近东的铁路干线来强化它对其边缘地带的控制。德国企图通过经过当代的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铁路来打通去波斯湾的通道从而威胁英国在印度的利益，同时绕道进入红海地区，帮助德国运兵到苏伊士运河附近，以己之强攻敌之弱。德国与伊斯兰世界修好的战略着眼点与它的陆权战略直接有关。与俄国在本国境内修西伯利亚大铁路不同，巴格达铁路必须经过当时的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它必须要建立国际联盟，而伊斯兰世界恰恰是这条战略通道上不可回避的存在。因此在德国的陆权战略中，伊斯兰世界是一个关键节点。为打通去波斯湾和印度洋的战略通道，德国积极发展与奥斯曼帝国的战略联盟。1914年8月双方发表泛伊斯兰圣战的联合公告。这份用土耳其语、阿拉伯语、波斯语、乌尔都语，以及鞑靼语在伊斯兰世界广泛宣传的公告号召穆斯林们发动反对协约国的圣战。德国与奥斯曼帝国在公告中运用大量的泛伊斯兰口号动员北非，中东，俄国和印度的穆斯林社会。德国对陆权战略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对伊斯兰世界在其陆权战略中的意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了进一步发展。这在德国两次大战期间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地缘政治战略得到充分的体现。希特勒一直把现代土耳其的开国之父凯末尔奉为楷模，德国对中东地区战略地位的认识和与伊斯兰世界结盟反对海权国家的战略在二战中继续发挥重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