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盼着降价，但认识问题是要从更高的角度和更长远的战略，中国发改委的做法，是一种非常错误的做法，当初是被舆论绑架，被迫每一次国际油价调整，我们就要必须调整，实际上是把中国的价格绑定在外国石油公司控制的石油指数之上，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美国，中国的石油消费量进军6亿吨，如此天量的原油给外国指数背书，完全绑定没有任何价格博弈空间，成为国际资本渔猎的对象，这才是带路党所希望的。现在美元要加息欧元在宽松油价在探底，全球激烈博弈的时候，怎能绑死中国油价给西方指数背书，中国一定要参与全球原油定价博弈的。

我们普通人对国际原油的期货指数是深信不疑，但实际上全球的原油交易是非常复杂的，按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是不能直接交割的，需要到迪拜的期转现市场才能对接现货，这里面的差别是欧佩克还有配额呢！没有配额你是拿不到原油的。而中国与非欧佩克国家交易，依然是要付出额外的代价，比如我们从俄罗斯购买原油天然气，大多数情况需要预付十年以上的货款，即使是油价低迷又有乌克兰问题的情况下俄罗斯也要求中国预付了8年货款。这些长期预付款的财务成本多高？！因此这些指数与真实市场是有距离的，凭什么要求中国的石油消费完全绑定为之背书？！

更进一步的讲，在博弈国际原油价格上，中国也需要借助这些期货工具，中国的相关石油行业企业也可以购买国际原油期货或者期权进行套期保值，这个套期保值就是要在合适的位置买入大量期货或者认购期权的这些金融衍生品的价格不可能都是在最低点购买的，有他们的存在，可以保障我们在原油价格暴涨的时候我们取得原油的价格不会过高，但同时带来的就是价格在低点的时候，我们也不是最低，保障油价平稳，保障中国的原油供给才是更关键的事情。

但全球的原油供给是非常扭曲的，不但有配额的限制，在原油供给上的供给曲线也是弯曲的，这个现象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被发现了，萨缪尔森(P．A．Samuelson)和诺德豪斯(w．D．Nordhaus)在谈到后弯的供给曲线时用的例子有两个，一个是劳动供给，一个是70年代的石油危机时的石油供给。（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7版第八章向后弯曲的供给曲线一节，人们邮电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125-126页。）这也就是说在石油价高的时候，大家都减产供给减少，而石油价低的时候反而是增产的，具体原因就是产油国卖油所得外汇数量是刚需，价格高外汇足够了谁也不愿意多卖资源，价格低则为了外汇刚需不得不多卖以求外汇平衡和购买粮食等必需品。从现在的具体表现上看，也是如此，在油价如此低迷的情况下，各国都在增产，欧佩克的减产会议流产了。因此这是供给问题，我们提出供给侧的改革，是恰逢其时。

在供给曲线弯曲和原油配额下决定了一个事实，就是在油价高的时候，不是你加价就能够买到原油的！我们的原油消费是刚需，为了保障在原油高价各国减产的情况下买到原油，你就必须在油价低的时候买入期货或者认购期权，在油价低迷的时候他们还增产，意味着此时你买入上述期权是非常有利的，因此要保障中国的原油供给，利用金融衍生品参与国际原油贸易博弈是有绝对的必要性的，但如果你的油价总是钉住国际期货价格，则一味着你对这个价格没有发言权，完全被这个价格所主导，但如果你不绑定了，你可以随时突然调价了，则以中国6亿吨的巨额消费量，我们的政策改变必然导致国家价格波动，我们的期权期货再与之配合，就能够取得足够的发言权了，因此发改委让国内油价不随国际调整，就是给中国定价博弈松绑，以后发改委对油价价格的决策，反而是影响世界价格的利器了。

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需要低价原油才有利的，因此中国自己的原油产量不能迅速下降导致全球原油产量的实际减产，如果中国自己不开采原油了，则意味着不光是油田的石油工人下岗失业，更意味着这个减产以后，国际油价要暴涨了，而国际油价暴涨之后供应量还要降低，中国的需求怎样保障供给？而中国不减产，则中国大多数油田的生产成本就在70-90美元每桶，已经是国际油价的二倍了，在我们采炼销分离的模式下，这就要让油田企业面临巨额亏损，行业发展是受到威胁的。因此为了维持中国足够的产量使世界油价在低位更长的时间，也是不能不在定价上考虑中国国内采油的成本和利益，价格的调整要有系统性和策略性。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石油价格博弈的复杂，石油供需曲线下的后弯更需供给侧的政策，控制终端价格的成品油零售价绑定国际原油期货的需求端政策，需要让位给在供给端保障原油供给的国际定价博弈，以后发改委的油价政策应当更多的不是服务于需求，而是怎样博弈国际定价的保障供给。这个改革一样是要面临既得利益者的反对的，我们要冲破降价既得利益者的阻力，保障国家原油供应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