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欧洲议会和一些国家议员拉的“草台班子”，又在搞对华挑衅了。

这个“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这次想搞一个类似于“黑名单”的机制，禁止多国公民投资所谓“与侵犯人权行为有关”的公司。

这些欧洲及一些国家政客为什么要这么干？

最主要的原因是，最初被称为“新八国联军”的这个反华政客团体看到自己之前搞的那些反华操作，并没有能挡住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些恼羞成怒。

尤其是近期他们对不少北京冬奥会的赞助商及西方跨国企业施加政治压力，企图让这些企业与北京冬奥会切割，但是这也失败了。

于是，他们想拿企业“开刀”，包括西方大企业，从而挽回自己的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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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这次找的借口，是汇丰银行为一名客户“托管了一家新疆公司价值300万美元的股份”，而这个公司属于美国制裁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而惹来他们对汇丰“触犯制裁”的批评。

关于这个所谓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补壹刀”在2020年6月5日，也就是其成立的当天，就深扒过这个“草台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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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是来自美、英、日、德、澳、加拿大、挪威、瑞典8个国家的18个政客和议员发起搭建这个“联盟”，也号称“新八国联军”。

经过近两年时间，这个“反华联盟”又拉了一些政客企图壮大自己的声势，同时又针对所谓的“中国人权问题”，以“跨国议会联盟”的方式提出新馊主意，要求这些政客所在国的政府设立类似美国商务部的“黑名单”制度。

而这个“黑名单”，从目前看，很可能不仅仅是针对中国企业，还包括那些之前不理会他们意识形态操作的外国公司。

具体到这一次，是来自10个国家的35名议员发出“公开信”，要求他们的政府禁止投资被指控所谓“参与中国政府在新疆侵犯人权行为”的公司。

这群反华议员多数来自欧洲议会，剩余的则来自英国、印度、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他们发出“公开信”针对的，是英国规模最大的银行汇丰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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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绿党重要成员、前共同主席(2002年到2008年) 包瑞翰（Reinhard Bütikofer），目前担任“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共同主席。自2009年以来，他就是欧洲议会议员。

包瑞翰公开污蔑称，“不能无视大型银行在新疆侵犯人权行为中扮演的角色，如果这些银行明知一些企业有使用强逼劳工及有其他侵犯人权问题，但仍然投资在那些企业，那么这些银行应该受到惩罚”。

本月初，《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称，汇丰去年为一名匿名客户购买新疆某企业价值220万英镑的股份，折合近300万美元。而这家新疆企业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旗下的国有企业。

而西方政客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隶属中方的准军事组织”，所以在2020年7 月，因涉及所谓的“少数民族的严重人权问题”遭到美国的无理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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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梳理一些脉络，我们可以发现，“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政客这次以汇丰为借口，企图推动其所在国制定“黑名单”，实际就是想为美国的对华制裁“加长手臂”、延伸触角。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打着旗号说，“只要是民主国家的议员，都可以申请加入”，但是确实以支持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作为先决条件，以“反华”作为他们聚集小圈子的“抓手”。

这个“草台班子”要求，加入该“联盟”的国家议员，该国议会必须要有不同的主要党派的代表领衔、即每一个“国家队”都必须是要由两名跨党派代表来担任“领队”。

比如说，“美国队”的领队是来自民主党的参议员梅南德兹和来自共和党的参议员鲁比奥。他们都是以搞意识形态价值观操作和反华，在美国国内吸引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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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比奥甚至还曾夸张地说，“中国及其试图要重新规划世界格局的野心，是我们整个时代所必须面对的外交政策的挑战”。

其实之前汇丰银行已经对自己接受新疆企业股份托管做过解释，该批股份是透过沪港通机制交易，符合当地法规。汇丰在26日对《泰晤士报》回应说，银行本身并没有在那家新疆企业有投资，不少公司都有为非美国客户提供托管服务，让客户可以交易相关股份。

汇丰银行认为，这种行为没有违反任何制裁。

这已经不是“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第一次针对汇丰的行为。2020年12月，汇丰冻结流亡海外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的户口，就受到该“联盟”批评。

事件还导致汇丰行政总裁祈耀年在去年1月被传召到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接受议员质询，质疑汇丰“协助香港政府打压民主运动”。

实际上，汇丰银行一边坚持市场规则，一边也在小心地规避西方的各种制裁禁令。西方一些政客和媒体说汇丰银行“亲华”，可能很多中国网民都有不同意见。

作为与英国有着很大关联的汇丰银行，“竟然不听英国的话”，这无疑让英国等一些政客坐不住了。比如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表示，汇丰的行为有违所谓的“道德投资”原则，英国有必要加强制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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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一些成员这次推动“黑名单”，最大目的就是想让汇丰等西方大型跨国企业“更听西方的话”，让这些大企业感受到西方政治的压力，减少与中国的金融与经济合作，从而破坏中国经济发展。

这就是那些西方反华议员的“路线图”。

从更大范围看，在北京冬奥会开幕之前，Visa、宝洁和可口可乐等冬奥会的顶级赞助商都受到了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的所谓“道德指控”，拿涉疆涉港等议题对这些赞助商施加压力，逼它们退出对北京冬奥会的商业赞助。

《华尔街日报》称，美国官员以及少数西方国家的一些议员企图将冬奥政治化。但对很多品牌而言，中国已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市场。

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期间担任美国奥委会首席营销官的里克·伯顿说：“赞助商正试图渡过难关。”

面对这些巨头企业不听话，这些西方政客想拿汇丰“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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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欧洲问题专家告诉“补壹刀”，包括共同主席包瑞翰在内的跨国议会成员，目前在西方政界属于“人少力量大”。他们是一股极端的政治力量，是专门吃“反华饭”的政客。连包瑞翰自己都承认，要是不反华，他们在西方政界就要失去影响力。

像包瑞翰这样的人，以往并没有吃过中国什么亏，但“很坏”，反华很积极，这群人在西方尤其是欧洲政界属于很小的一部分，但是他们把自己的声音搞得很响，从而绑架了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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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真正了解中国的欧洲人就不算多，那些理性的政治人物，要么不发声，要么就是随那群人也说上两句，如果敢于替中国说两句理性客观的话，立即就会招致这群人的攻击。

不少欧洲人其实并不支持这群人，比如他们要在欧洲议会推动“谴责中国种族灭绝”的法案，就遇到了法律专家的质疑从而迟迟未能落地，欧洲经济学家也认为欧洲发展与中国市场的繁荣密不可分，不赞成他们打击企业合作的行为。

但是，这群人巧妙地利用了欧洲中产阶级的心理焦虑。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欧洲中产阶级原来舒适的生活日益受到来自全球的挑战。有些人正好迎合了他们焦虑的心理，把这种焦虑归于中国。他们不好说欧洲对中国发展羡慕嫉妒恨，就从香港、新疆等问题上给中国找茬，给中产阶级的焦虑提供宣泄出口。

因为这些人声音大、有“看点”，媒体也乐得一有中国的新闻就去采访他们，慢慢的，那些持理性观点的人就“被沉默”了。

这位专家认为，我们对他们不能不重视，这些人的危害不小，有些鼓噪的内容已经成为法律条文。比如德国去年通过“供应链法”，对不环保、不人权的经济往来要加以限制和增加关税，目前西门子的老总已经站出来表示反对。

因为这些西方大企业再不起来说“不”，就会被那些政客推动的法案“砍掉手脚”。

欧洲历史上是出现过少数裹挟多数的情况的，比如德国纳粹上台。目前，已经有德国媒体呼吁德国外交要摆脱这些人的纠缠，直言这些人就是“冷战顽固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