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长期保持飞速增长，但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的增长方式发生了重要转变。从2002年到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平均增长率达到约10%。在这段时间，经常账户盈余不断上升，超过GDP的10%。在全球危机之后的这几年里，外部盈余骤降至GDP的2%至3%，但需求下滑几乎完全被投资增长所弥补，近年来投资占GDP比重超过50%。

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中国的增长一直引人注目，但令人钦佩之余，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速已降至7%左右。因此，近期中国加大投资力度，以避免增速下降太多。

文章称，这种增长方式暴露了三个问题。首先，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看，技术进步放缓。第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在下降（越来越高的投资产生越来越低的增长）。资本生产力下降的现实指标是，空荡荡的公寓大楼、闲置的机场，以及重要制造部门的严重产能过剩。中国增长方式的第三个问题是，消费水平非常低，尤其是家庭消费，仅占GDP的三分之一。

中国从内外两方面对这种增长态势变化做出了反应。从外部看，在中国国内出现产能过剩的同时，中国大手笔发起新倡议，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以及“一带一路”倡议，这绝非巧合。亚投行诞生的主要背景是，人们对现有国际金融机构治理改革进展缓慢感到失望。“一带一路”倡议则寻求加强中国至中亚的西部陆地线路，以及中国到东南亚、南亚等地海上线路的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的亚洲邻国大都欢迎这些措施。然而，中国一些人认为这些倡议能成为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的主要解决方案，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这些倡议对中国需求的总体贡献很可能太小，不具备宏观经济意义。

文章称，中国在国内对产能过剩问题作出的反应是，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提出了有望对中国经济进行再平衡的改革措施。有望产生最大影响的改革措施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户口制度、财政体制、金融自由化，以及开放中国服务业。总的来说，这些措施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措施，能控制投资浪费，提振创新和生产率增长，并促进消费。如果取得成功，中国将继续以良好的势头发展10年或更长时间。

文章称，从许多方面看，中国在亚洲的倡议被视为美国的挫折。美国竭力阻止盟友加入亚投行，更是印证了这一点。最终，美国的主要盟友——如英国、澳大利亚和韩国——还是加入了亚投行，而日本也正在认真考虑成为亚投行成员。

然而，这很可能只是美国暂时性的外交挫折。美国自身在亚太的主要经济倡议——《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如今似乎有望在2015年底前敲定。亚洲许多重要经济体，如新加坡、韩国和越南既支持中国的倡议（亚投行和“一带一路”），也想在美国主导下一起致力于减少贸易壁垒。

文章称，这些不同的努力实际上是互补的。中国倡议资助的基础设施是贸易和投资的“硬件”——这是必要的，但对于加深融合还不够。另一边，TPP代表融合的“软件”，它可以减少贸易壁垒，开放服务业，为贸易和投资提供便利。

有一个风险是，中国和美国发起的具有竞争性的倡议将催生地区集团和贸易分裂。但更可能的情况是，中美竞争将加深亚太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