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目前已成高频词汇，被政府和经济学界奉若上宾。11月10到18日，九天间中央四次提及“供给侧”。北京明确指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的有效性和生产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率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何为供给侧改革？专家媒体众说纷纭，还是百度百科给出的答案最为简洁明晰。

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要求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将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域和创新领域，以此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供给侧改革成为北京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供给侧改革源于一个影响巨大的学派：供给学派。20世纪70年代，美国深陷滞涨泥沼，国内通胀率高达13.5%、失业率高达7.2%、而经济增长率仅-0.2%。同时美国经济也存在税率过高、限制进入、价格管制等诸多结构性问题。例如个人所得税的边际税率最高达70%，企业所得税率高达46%，抑制了私人部门投资和生产的热情。

以上困境让凯恩斯主义“药效”失灵，相反，随着政府刺激力度越大，国内滞涨情况越严重。1981年里根上台后，奉行供给学派的主张，通过大规模减税、减少政府干预、缩减政府开支、紧缩货币供给，让经济重归繁荣。

另外，此举也提高了当时政府的赤字率，由于当时美苏争霸正酣，紧缩货币下政府不得不依靠债务融资维系财政，但这应归属政治博弈范畴，与供给学派的理论本身无关。

与当年美国相比，我国经济面临的情况更复杂。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债务负担，以及银行潜在的坏账是必须直面的问题。并且，我国经济系统中存在大量的僵尸企业，这不仅挤占了太多金融资本，而且裹挟了众多经济资源，这也是实体经济不振、央行货币传导失灵重要原因。

“从经济学角度看当前的我国经济，正在从标准的投资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过渡，各级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掌握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依然占据着大的权重。”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许维鸿认为，换言之，我国经济体内的供给体系效率，主要不是由民营经济决定的，而是巨量的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生产。因此，拿我国经济类比美国八十年代显然不合适。

因此，与供给学派强调的减税等措施不同，中国式供给侧改革将重点定位在微观层面。即动用政府的力量淘汰重组市场过剩产能、进一步放宽准入，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加快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的要素流动和优化配置、扩大符合政府战略意图的产业升级，其中，企业盈利水平成为政府特别需要关注的核心目标。关键点由此出现：政府是促进供给侧改革的主要载体，政府（而非市场）主导下的产业微观调整，成为重中之重。

从理论层面看，供给和需求犹如剪刀的两片刀叶，以企业家发现和生产职能为主线，将两者对接起来。生产的供给端固然重要，作为需求端同样重要。在正常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生产就是满足需求的创造的需求的过程，一切作用在“有效”的基础上。

满足新需求、创造新需求时企业在市场上立足之本。一个合格的企业家，本质上就是发现市场微观环境下存在“漏洞”之处，满足和创造有效供给对市场系统进行纠偏。美国澳籍经济学家熊彼特、已故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均是以此为出发点发展自己理论体系，进而享誉世界。

企业家是市场竞争的载体，也构成驱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一般情况下，如果一个企业家不能为市场提供有效的产品，那么必然遭到淘汰。作为完全独立经营的银行机构，也必然小心谨慎利用资本，朝具有效率的企业提供信贷。因此，市场充分竞争环境下，至多会出现局部性过剩问题，而整体过剩型危机现象不可能出现。否则的话，原因只有一个：央行错误的货币政策引发市场价格信号失真，导致银行资本过度泛滥，诱导企业家展开整体不合理投资。

我国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关键原因在于不合格的企业挤占了太多市场资源，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充当了市场的主体，无论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对它们不起作用。甚至，即使生产低效，无法创造有效需求，仍可以在金融机构的垂青下继续生产，这样，就形成恶性循环。对民营企业形成“挤出效应”同时，无形当中绑架了银行机构，酿成金融潜在风险。

所以，政府改善供给端是一个明智之举，通过产业重组整合，淘汰落后产能、驱动产业创新，才是未来发展的唯一出路。但是在此有一个关键前提：市场还是政府做主？如果是市场，那么就应让无法创造利润的僵尸国企破产，并且真正做到打破国企垄断，让更有效率的企业参与竞争，降低社会总体生产成本。同时进行大刀阔斧金融改革，让银行资本更多的朝向民营企业，来促进经济整体效率的提升。这些手段虽然痛苦，却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如果仍是政府，那么市场主体仍存在缺位的问题，总体效率很难从根本上得以改观。

从这一点看，与其倡导供给侧改革，不如真正朝向“大市场、小政府”路线迈进。让渡更多的权力给民营经济体，让他们来履行市场真正的权利。相信随着实体经济在市场竞争下总体效率和利润的提升，可以有效化解银行坏账和地方债务问题，并且将金融风险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