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上个世纪上半叶风行世界的合作主义二战后就被列为种族主义、纳粹暴政的同义语而从人类的记忆中删除了呢？单单是因为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者奉行了这一主义吗？在回答这个问题前，需要澄清两个问题：
一是合作主义不是合作社，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前者的英文词是corporatism，而后者的英文词是cooperation。合作主义是上个世纪上半叶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并列的政治经济模式，而合作社是一种经济组织，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将之定义为：“合作社是人们自愿联合，通过共同所有和民主管理的企业，来满足共同的经济和社会需求的自治组织”。
二是合作主义与种族主义毫无直接关系，上个世纪东西方学者曾普遍将罗斯福的“新政”界定义为合作主义。德国纳粹政权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新政”一样，都曾学习意大利法西斯采取合作主义的许多政策，郑江南在《法西斯统制经济政策》一文中指出：“……美国的产业复兴运动及德国的组合经济运动等统制经济，都是模仿意大利统制经济，即法西斯统制经济政策。”（《国论》，1936年2月号。）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核心是合作主义，但不能说合作主义就是种族主义，就如同不能因为秦二世实行严刑峻法就说法家主张严刑峻法一样。
合作主义被西方主流刻意掩盖的基本原因是它从根本上摧毁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基础结构——以一种有机世界观代替了西方传统的原子论，以责任、纪律和等级政治代替了平等、自由和博爱。
在合作主义看来，国家是一个超越个人的有机体，国家之外没有个人，也没有团体，一切都在国家有机整体之中，国家应“用公正的态度，调剂各阶级间的利益”。墨索里尼时代政治家，法学家罗谷（AlfredoRocco，1875-1935）解释说：“法西斯主义的社会观是有机的和历史的，与传统的自由主义之观念——即原子论和物质论是观念——不同。社会应被视为不朽的有机体，其生命超越个人之生命，而个人则为社会之暂时的原素。个人有生有死，而为其他个人所替代；社会则永远保持其本来面目及其观念和情操的遗产，此项遗产由古代传给今代，复由今代传给后代。故依照法西斯主义的观念，个人决非社会之终极目的。社会有其自身之生存，发展和完成等目的，此项目的和任何一代的个人之目的截然不同。社会在实行其本身的正当目的时，必须利用个人。这完全和康德（ImmanuelKant）之有意味的公式相反，那公式是‘个人是目的，个人决不能认作达到目的的手段。’在法西斯主义看来，国家——即社会之法律组织——是一个有机体，与任何时代构成国家的公民不同；国家有其自身的生命，有其自身的最高目的，所谓个人目的当然要屈服于国家的最高目的之前。”（转引自吴友三：《法西斯运动问题》，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88-89页。）
正因为个人是有机国家整体的一部分，个人的自由当然不能成为思想和行动的出发点。在法西斯主义看来，人类在能力上注定是不平等的，不能硬性的让其变成平等。人类应各按其能承担社会责任。墨索里尼说：“法西斯主义认为人类之不平等是不可变易的，有益的有成效的，决非用像普选这一类的机械方法能永远强使之平等的。”（转引自吴友三，《法西斯运动问题》，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75页。）由此墨索里尼确立了新的社会价值，他说：“法西斯主义者含有更纯洁更高尚意义的名词——责任、纪律和等级政治，来代替平等、自由和博爱的口号。这些名词能鼓励人尽力参与国事。”（转引自吴友三，《法西斯运动问题》，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71页。）
历史常常是由胜利者写成的，对于所有追求真理的正直之士来说这都是痛苦的现实，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二战中德意等轴心国战败，颠覆西方主流思想的合作主义就在人类的政治学词典中消失了，只剩下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冷战中苏联战败了，共产主义就成了万恶之源。共产主义没有被删除是因为它还被一些国家以不同形式实践着。
直到1975年3月，美国经济杂志《挑战》（Challenge）才刊出了R.E. Pahl和 J.T.Winkler合写的《即将到来的合作主义》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两位作者以极其客观冷静的笔调写道：“合作主义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构，1930年代，在希特勒浇灭世人对墨索里尼的崇敬热情之前，它为不同政治背景的人们所认同。现在我们偏狭的政治词汇中只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可供选择的经济形式，这是因为二战中轴心国战败了。”今天，为了找回这块失踪的文明大陆，开发它的精神资源，我们不得不从浩翰历史中去搜寻它的蛛丝蚂迹。
意大利常常在经济学理论与实践方面成为近代国家的先驱。文艺复兴时期，是意大利最先摆脱了中世纪的黑暗，开创了现代工业文明。上个世纪是意大利最先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开创了合作主义（也译作“法团主义”、“统合主义”等）。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合作主义诞生于意大利同样不是偶然的。早在十二、十三世纪，佛罗伦萨强大的丝织业和毛织业同业公会就开始参与国事。在法西斯的理论中，你可以找到从詹姆士的实用主义和尼采的超人哲学的各种思想痕迹，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天主教势力、现代工人运动和黑格尔哲学在南欧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后来天主教关于现代经济社会问题的观点、职团主义和国家有机说成了合作主义的三大思想源头。
经济上的成功为意大利墨索里尼时代的合作主义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从德国到中国，从欧洲到美洲，合作主义成为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经济思潮的主流。在意大利合作主义被称为“国家合作主义”，在美国被称为“新政”，在德国被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在巴西被称为“新国家”；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里查德•瓦士本•柴尔德（RichardWashburnChild）对意大利合作主义赞美有加，在1928年出版的墨索里尼自传前言中，他写道：“我们可以理性地预言，未来将不会有人像墨索里尼那样显示永恒的伟大……元首是时空中最伟大的形象。”
没有一个国家比美国人更得益于合作主义，更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一样极力掩盖历史事实。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Togliatti，1893-1964）在《法西斯主义的教训》中记述说：“罗斯福的新政曾被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说成是实行合作主义的原则。”但美国人自己却说“新政”的经济理论来源于凯恩斯主义，历史现实又是怎样的呢？
罗斯福的确会见过凯恩斯，结果是两人不欢而散。1934年罗斯福会见凯恩斯后称他“完全是个书呆子。他一定是个数学家，而不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凯恩斯则暗示罗斯福缺乏文学和经济学素养。对一个英国绅士来说，这恐怕是最难听的评价了；倒是在德国，凯恩斯找到了自己的盟友。连希特勒本人也认为，“凯恩斯既不认识我们，也不熟悉我们的观点，但却强烈地将他自己置于通向我们的道路上。”希特勒作出此番评价是在1932年。
罗斯福“新政”的主要设计者几乎都是合作主义的崇拜者，国家复兴局局长休•约翰逊将军（General HughJohnson）公开表示希望美国人仿效墨索里尼“有活力的实用主义（dynamicpragmatism）”，他按意大利经验行事，也像意大利一样将政府官员、主要工业企业和劳工代表拉到一起，实行劳资合作；用大量的公共工程重启经济。
胜负决定态度。1945同盟国胜利后凯恩斯主义取代合作主义成了美国的“救星”。别忘了，他那本解决经济危机的药方《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直到1936年才出版，而“新政”开始于罗斯福上台那一年——1933年！
合作主义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大得多。尽管1927年到1937年间国民政府面临内忧外患，但在经济上仍然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政府取缔外国特权、稳定物价、偿还国债、改革金融及货币系统、铺设铁路、建设公路、改善公共卫生设施、提高工业及农业生产，这10年中国工业产值的平均增速达到了9.3%，史称“黄金十年”——此间主导南京经济政策的是合作主义。
1931年5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会上蒋介石比较了当时流行的共产主义（也称共党主义）、合作主义（当是称法西斯蒂主义）和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显然偏向于合作主义。他说：“综察现在统治世界各国之政府，虽形式互殊，而其理论之立场，大要除传统的君权神圣说不必计议外，约可概分为三：第一，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根据，以工团组织为运用。认为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级中统治最有效能者；第二，共产主义政治理论，以唯物史观为立场，依定命主义作推论。认为国家及统治权系阶级合为一体，以为营者由资产阶级据为己有，今则无产阶级亦当据为己有，以消灭其他阶级，待其他阶级消灭尽净，乃可同跻于共产社会，国家亦即从此消灭。故以一党当政之国家，而阶级斗争，反更残酷，此种残酷手段，尤不适于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第三，自由民治主义之政治理论，本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附以天赋人权之说，持主权属于全民之论，动以个人自由为重。英美民治，本其长期演进之历史，人民习于民权之运用，虽有时不免生效能迟钝之感，然亦可以进行；若在无此项历史社会背景之国家行之，则意大利在法西斯蒂党当政以前之纷乱情形，可为借鉴。”
此后，蒋介石派出大批党政军大员到德国和意大利考察学习。蒋介石还听从德国顾问的建议，从1934年开始，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军事委员会下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即后来的资源委员会），实行公私合作、统治经济。波士顿大学的国际关系和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约瑟夫•弗史密斯（JosephFewsmith）认为，南京十年时期的政体是一种权威主义的合作主义政权（Authoritarian-Corporatistregimes）。他分析了国民党与上海商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后指出，国民党政权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属于同一类型。（JosephFewsmith：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China: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1890-1930，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5）
合作主义并没有在中国持续下去。1946年11月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条约》和1947签订的《中美参加国际关税与贸易一般协定》使大量美国便宜商品涌进中国，中国民族工业破产，通货膨胀达到了灾难性程度，所谓“黄金十年”积累的工业能力和国民财富被洗劫一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