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对于李嘉城的事，我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它有蒋介石败退台湾时带走的钱多么?中国不还是中国吗？我倒是希望任志强不要再回来了(貌似他做的事也是不准备回来了)!王石也同样可以出去吗？医疗医保系统每年流失的财富更是天文数字(欢迎有爱国爱民的行业人员爆料)!外资已可以利用中国的资源，赚中国人民群众的暴利行业，如:水、稀土、公共事业行业。我们从前期好像是天津的小官员接管线，所收取的賄赂，就可以知道他们赚取的是何等的暴利(水电公铁路天然气旅游点应属公共事业性单位)。
李晓鹏：一个失败的制度和一个成功的商人
“占中”运动所暴露出来的经济社会问题，不是李嘉诚等少数富豪的个人品质出了什么问题、或者在背后搞了什么阴谋，而是香港政治经济制度的基本缺陷导致的。对此，我们须有更清醒、更深入的认识。
（1）
从利益分析的角度来说，以李嘉诚为代表的香港富豪们肯定是希望“占中”运动取得胜利的。如果香港真的搞不受限制的普选，大资本就会如鱼得水，更好的操纵特首选举，获得更多、更大的政治资源。
但是，以李的智慧，不太可能做出支持“占中”这么愚蠢的事。在中国，商人主动挑战中央政府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如果连这都不知道，那他根本就成不了华人首富。只有以报道桃色新闻著称的二流小报《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李嘉诚不会跟黎这样的人在一个层面上思考问题。
从可公开查实的记录来看，李并不是阴谋家，而是一个具有非凡智慧的、人格上也比较完善的商业领袖。他始终保持一种“在商言商”的务实作风，与政治保持着合理的距离。他会巧妙的利用政治资源来为自己的商业帝国服务，但始终不会跨过商业界限去直接参与政治斗争。
1982年，李嘉诚获得了邓小平的接见，此后江总和胡总都单独接见过他。这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和政治资源，成为他积累财富的重要依靠。但他并未像霍英东那样，到中央政府谋个政协副主席这样的一官半职，把很大的精力投入到政治活动中去。
他始终以一个商人的身份来恭恭敬敬的处理和政治家们的关系，“闷声发大财”，绝不越雷池半步。由于对商业活动的专注，让他最终在财富上远远的把霍英东甩在了后面。
此外，我们也没有听说过李氏家族有雇佣黑社会解决商业问题的历史——在这方面他比大部分华人富豪的记录都要干净。相反，倒是他自己的儿子有过被黑社会绑架的记录，最后也是被迫交了巨额赎金才救出来的。
甚至在私生活问题上，李嘉诚也几乎没有任何丑闻、绯闻爆出来过。他跟结发妻子庄月明感情甚笃，相伴数十年，直到她58岁去世。此后也一直没有再婚。虽然后来有一个公开的感情伴侣周凯旋，但这个周也是一个年龄偏大的女商人，不是什么年轻漂亮的模特明星。
在为人处世上，他温和而又友善，即使是对无名小卒，也一视同仁，没有居高临下的傲气。
他的两个儿子家教甚严，没有多少纨绔子弟的气息，冷静低调的耕耘着乃父建立的商业帝国。
总之，至少从公开资料看，李嘉诚的成功，并非来自于阴谋和贪婪，是一个商业智慧、政治智慧、专注、低调和完善的人格修养结合的典范。
所以，对李嘉诚先生，我们不应该因为经济社会问题的分析，而加之以一些无凭无据的恶名。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不能因为他卓越的商业智慧和良好的个人修养，而对他所代表的的大资本集团的势力，以及支撑这个集团背后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产生错误的好感。
（2）
通过合理的商业活动挣钱，原本是很正常的事。它会激发企业家的创造力，驱动着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但究竟挣怎么的钱才算是合理，却是众说纷纭。我觉得，有一条原则应该被广泛遵循：一个人的财富，应该是他为社会创造的价值的回报，而不是去劫掠别人创造的财富。
李嘉诚的财富，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并不符合这个基本原则：
第一，是土地增值的收入。这是李嘉诚在香港赚钱的第一大来源。
在土地上盖上房子，建筑成本并不很高，如果只是赚一点规划设计和建设维护的利润，那李嘉诚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建材厂老板的收入水平。香港天价的房子，价格里面最大头不是建筑而是在于土地的价值。而这个土地的价值，并非李嘉诚或者任何一个富商创造出来的。它是由香港的地理位置、历史地位以及全体香港人的努力创造出来的。占着某一块地，把它新增的价值变成钱放到自己包里，就是是不合理的收入。
香港回归后，为了实现“香港明天会更好”的承诺，中央提供了很多政策上的支持。像这个“自由行”，大量的内地游客到香港去购物旅游消费，就可以让本地的商家挣更多的钱。
比如卖奶茶的，原来一天能卖3000元的奶茶出去，扣除成本能挣1000块。大陆游客多了以后，能卖5000块钱出去，可以多挣1000块钱。
但是，商业繁荣很快就会带动租金上涨。如果店面租金涨个1000块钱，就把新增的全部利润抵消了。结果就是卖奶茶的店主比以前更忙，但是挣的钱还是跟以前一样多。
那么，这新增的1000块钱本来是大陆游客带来的消费，也是奶茶店主的辛苦努力创造出来的财富，却被谁拿走了呢？就是被土地房屋的所有者拿走了。所有者其实啥也没有干，投资成本加利息也早收回去了，就是坐地生财。这跟拦路抢劫的强盗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就是强盗是非法的，而涨房租是合法的。
再比如，中央把大量的国有企业放到香港上市，刺激了香港金融业的发展。这样金融从业人员的工资提高了。但是一转身，房价和房租涨得比工资还快。结果就是金融业从业者工作比以前累，买完房或者交完房租以后剩下的钱反而比以前少了。
这样，中央为香港提供的好政策，大陆游客创造的新消费，好处就全都被大地主给拿走了，香港的普通百姓并没有享受到好处。
第二，就是电信、水电、天然气这些垄断行业的利润。这是李嘉诚家族财富的第二大来源。
这些东西跟土地一样，属于生活必需品。而且属于自然垄断行业，竞争门槛很高，很容易形成寡头垄断。如果物价普遍上涨，首先你是要砍掉衣服、鞋子、娱乐这方面的开支，而通信、水电、天然气方面的开支是刚性的，很难砍下来。所以就跟土地一样，经济增长导致普通百姓的收入增加，结果水电气跟着涨价，一转身新增加的收入又拿给跟李嘉诚的电力公司、天然气公司做贡献去了。
——土地、电信、水电、天然气这些生存资源的垄断，足以把普通人的收入限定在一个只能维持基本生存的范围之内。一旦社会收入水平整体上涨，只需要这些基础物资跟着涨价，那么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把所有人的新增收入变成自己的财富。
所以，我在上一篇文章里面说，从1997年香港回归到2013年，香港的GDP增加了一倍，李嘉诚控股公司的市值和赚到钱的增加了几十倍，他的公司的市值相当于香港GDP的50%。同时，中下层人民的生活基本没有改善，其根源也就在于此。这样的经济制度不改变，香港经济再怎么发展、中央再怎么给政策其实都是没有用的，好处不会流入人民手中，只能不断增加以李嘉诚为代表的几大家族的财富数字。
李氏家族财富的第三个不合理的来源，就是利用“政商关系”来规避金融市场的必要监管，规避税收义务，获得“非法”利润。
这里的“非法”要打上引号，是因为这些行为经过法律专家的包装，从表面上看都是合法的。2013年，就有好几个香港社会团体抗议，他们说李嘉诚通过旗下的上市公司一年净赚67亿元，但是在他雇佣的法律专家和财务专家的帮助下，“合法避税”，最后一分钱的所得税都没有交。
李嘉诚1985年收购港电集团，按照法律，收购35%以上的股权要提前公开声明，并公开很多交易细节的，以免双方合谋坑害小股东的利益。但是李嘉诚并没有遵守这个义务，而是通过幕后运作获得了政府的特别豁免。20世纪90年代，李嘉诚打算收购互联网公司Tom.com的股票，但是按照法律规定，大股东必须最少持股两年以上才是把股票卖出去。于是——很自然的——政府决定给予Tom特殊的豁免：允许大股东在6个月之后就可将他们的股票抛出，以便李嘉诚顺利完成这项收购。
这种合法的“豁免”几乎每次李嘉诚在搞大收购的时候都会发生。我们在前面说了，李嘉诚不会跨过商业的界限去干预政治斗争，但对于利用政治力量来谋取商业利益的事，则是毫不客气的。
可以这么说：在香港，金融监管和税收规则这些东西就是为普通人所设的，而对于李氏家族，则只需要在关键时刻被政府“豁免”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说，李嘉诚先生虽然具有极为杰出的商业天才，但是如果没有这三个东西做支撑，他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富人，其财富绝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富可敌国的水平。
通过这三个途径——土地、公用设施垄断和规避金融税收等政府监管——获取的财富，并不来自于李嘉诚先生为社会所创造的新的价值，而是他从别人（租商铺的小店主、租房子的白领、股市的中小股民以及广大中小纳税人等等）创造的财富中直接掠夺过来的。
（3）
尽管如此，这个事情，我觉得也不宜过度的责怪李嘉诚先生本人。他是在商言商的，利润最大化是企业家的本能。这些利益他不去抢，自然会有李兆基、郑裕彤、郭炳湘……这些人去抢。总之，就是好处绝不会落到普通香港市民头上去。
所以，真正需要反思的，不是李嘉诚先生的个人品质，而是香港的这个制度环境。
1978年，李嘉诚用私开大量散户户头的方法秘密坐庄九龙仓股票，最后狂赚数千万，并且以此为筹码跟包玉刚搞内幕交易，取得了对和记黄埔的控股权。这成为他跨向香港首富的关键一步。
二十多年后，当时另外一位富豪、国美集团老板黄光裕——他非常倾慕李嘉诚的风范——按照同样的手法操纵中关村的股票，试图重演李嘉诚的财富神话。但是很不幸他生在了中国大陆而不是香港，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在2008年以涉嫌内部交易罪被捕入狱。抓起来一查，又把他为了方便幕后操纵向政府官员行贿的事给查出来的，最后给判了14年。
黄光裕和李嘉诚都是潮汕人，算是老乡，都是出身社会底层白手起家的商业天才。算起来，他们都是做实业出身的。黄光裕靠的是卖电器，为消费者降低中间环节的费用，靠创造这样的价值来致富；而李嘉诚则是著名的“塑料花大王”，简单来说就是做塑料制品起家的。这些钱，总的来说是赚的很干净的。用这样的方式来赚钱，就是我们说的企业家精神对社会进步的驱动，值得尊敬，正常人也绝不会因此而“仇富”。
但是，作为杰出的商业天才，在通过辛苦努力赚到第一桶金之后，他们都敏锐的发现：依靠实业来赚钱是很辛苦的，你卖电器别人也能卖，你生产塑料花别人也能生产，要想持续不断的赚钱，就要每天打破头去思考怎么迎合消费者的需求。一旦哪一天松懈了，消费者对你的产品质量、价格不满意，你就没钱赚了，就会被竞争对手打压下去。
相比之下，如果囤一块土地等着它升值赚钱，或者把持一个城市的水电供应或者通信网络慢慢涨价，或者买通政府官员操纵金融市场，这个钱就要赚的轻松的多、快的多。消费者的需求就不像卖电器、卖塑料制品那么重要了，难道水价涨了你还能不喝水不成？房租涨了你还能睡大街？
总之，就是在精明的商业嗅觉的支配下，李嘉诚和黄光裕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转型”：从买电器、做塑料支配，向着操纵金融市场、囤积土地的方向转变。对商人来说，放弃成本高收益低的事业，转向成本低收益高的行业，这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这个东西出自人性，换了你我处在那个位置上，也会这么想、这么做。
那么，既然操纵股市、囤积土地这些事业这么赚钱，怎样才能避免这些聪明的头脑都去干这些事儿，从而损害实体产业的发展呢？
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制度安排，来改变这里面的“成本-收益”的计算。香港的那种制度安排，李嘉诚的选择就是最优选择。只要他足够聪明，就一定会从塑料花大王变成“金融-土地”富豪。不仅李嘉诚，包玉刚以前是船王，搞航运的，他也很及时的选择了“上岸”，跑到陆地上来玩房地产。所以在相同的制度安排下，商业天才们的选择都是殊途同归。
相反，在中国大陆的制度安排下，黄光裕的选择就不是最优选择，因为这种转变的“制度成本”极高、风险极大，一不小心就会被抓起来关个十几年。相比之下，虽然卖电器辛苦点，但毕竟也是很赚钱的，还是老老实实做实业比较好，对不对？
——当然，大陆的制度也有很多问题，有很多人发了不该发的财。房地产、电信、供水这些行业，里面也有很多钱是创造财富的回报。这些细节的辨析，我在《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这本书里面有更深入的分析。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只需要记住这么一点就够了：
“好的制度可以让最聪明的企业家把他们的才能用到为社会创造财富上，坏的制度则会让他们把聪明才智用来掠夺这个社会已经存在的财富。”
如果是前者，企业家越赚钱，人民生活就更好，比如像马云搞淘宝、马化腾搞微信、任正非研发程控交换机、梁稳根造重型机械、鲁冠球做万向节、李嘉诚做塑料制品……虽然不能说他们的财富就没有瑕疵，但总的来说，这样的企业家就是是越多越好。他们赚的钱越多，我们这个社会越进步。
但如果是后者，企业家赚钱越多，人民生活就越糟糕。典型的就是李嘉诚把香港变成“李家城”，利用土地、水电、天然气、电信这些东西坐地收钱，把香港人民创造的财富收入囊中；还有像墨西哥的卡洛斯，垄断国家电信、金融、交通系统，他一度超越比尔盖茨成了世界首富，而墨西哥人民却生活在毫无希望的毒品泛滥和黑社会横行的环境之中；苏联解体以后，寡头们依靠快速的夺取国家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变得富可敌国，人民生活却陷入绝境……
这些，都不是寡头们的“错”，而是一个制度的失败：它为掠夺性的商业活动大开方便之门，引导着那些最聪明的头脑去从事投机、操控和垄断。在这些最聪明的头脑的带领下，这个社会的稀缺资源——人才、资金、技术被投入到缺乏创造性的部门，而让创造性的商业活动“失血”。
一个李嘉诚站起来，一千个企业家就会倒下去。
就在和香港一墙之隔的深圳，这几十年来，华为生产的交换机，卖到全世界，改善了从芬兰到南部非洲人民的通讯质量；腾讯研发的微信，让跨国通信几乎免费，叙利亚人民连打内战都用得上；小米的手机，也卖到了全世界。至于一些创新的中小企业，就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
比深圳多发展了好几十年香港呢？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大家族在那里刷存在感，名字都快听出老茧了。不管软件硬件，几乎没有什么世界知名的品牌是从香港走出来的。李嘉诚的事业早已经走向全世界了，但眼睛也是盯着人家的燃气、水电供应和电信企业，要不就是跑到内地来囤积土地。他们为这个世界创造了多少有价值的财富呢？或者说，他们毁灭掉了多少潜在的创新和社会进步的机会呢？
（4）
阅读李嘉诚、墨西哥的卡洛斯这样的人的传记，总是为他们从底层开始奋斗、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取得成功的智慧、勇气和人格魅力所惊叹。一个人能够在一生的时间内，白手起家，积累起如此巨大的财富，实在是一项惊人的成就。
但这么多伟大的人类才能，好不容易才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我们的制度安排，却最终让它被用来向这个社会掠夺财富、阻碍社会创新，这又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损失。
——为了争夺稀缺资源而彼此竞争，是大部分位于食物链高端的动物的常见行为。鳄鱼会吃掉别的鳄鱼的孩子，狮子会咬死入侵自己领地的同类，“一山不容二虎”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典故。这种“生存竞争”，可以被视为物种进化的一个必要环节：淘汰掉体力比较弱的同类，只保存最强壮的个体基因，使得这个物种本身能够代代相传，在残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
作为食物链最顶端的人类，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任何对手，其内部竞争也就比狮子鳄鱼更加激烈、更加残酷。在人类社会的最早期，以部落为联盟的彼此征战，就是这种生存竞争的体现。古代的战争，说到底其实也就跟狮子争夺领地一样，是为了为本民族夺取生存资源。失败的一方会被屠杀或者变为奴隶。有史以来，人类非自然死亡的主要原因，就是被自己的同类杀掉。
但是，人类通过理性的反思，开始逐渐改革这种你死我活的竞争机制。一方面，是我们可以节制生育来控制人类数量，保障基础的生存资源够用。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因素使得我们与狮子老虎分道扬镳：
第一，人类可以通过劳动来创造财富，并且懂得互相交换，而不是像狮子老虎一样只能争夺现有的自然资源；
第二，人类个体在体力、智力、情商等方面的差异，可以通过后天的医疗、教育、培训等方式来弥补，并不一定要用基因淘汰的方式来实现种族优化。有些穷人素质低、有些穷人是很懒惰，但这也主要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责任，没有在他们需要教育的时候提供足够的教育，没有在他们寻找机会的时候给予公平的机会。
有了这两条为基础，人类社会的竞争机制就逐渐的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主要不是优胜劣汰，让胜者生存、败者灭亡；而是为了选拔和锻炼优秀的人才来组织生产，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让整个社会的财富数量不断增加，让能力比较弱的人也能够享受更好的生活。总之，就是社会的整体进步和利益均沾。
前者，是动物世界的竞争法则；后者，才是人类文明世界的竞争准则。
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香港的这种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一个很坏的制度、一个失败的制度。它是有激烈的市场竞争的，在竞争中胜出的人确实也很优秀、很能干。但它体现的是动物世界的竞争法则：赢家通吃，让弱者失去发展的空间。
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它的优点在于强调竞争，通过以价格为基础的竞争机制，来把人类的生产活动组织起来、激发人类的创造潜能并从中挑选出优秀的人才来控制经济资源。但是，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府来监督制衡，让利用土地、公共事业垄断和金融市场操纵的方式获得利润要么是非法的、要么以税收等形式收归国有，让企业家只能通过为社会创造新的财富来获利；如果我们不能这样，那么这种竞争机制就会不可避免的向着动物世界的竞争法则演变。创造者终将会变成掠夺者，“塑料花大王”终将会变成地产大亨，卖电器的终将会变成炒股票的……总之，就是通过任何形式积累起来的资本都最终会走向利用资本本身直接向社会吸血的道路，以消灭同类的方式来获得自己领地的扩张。
所以，我们今天要把“占中”的责任归结到以李嘉诚为代表的香港大资本家的头上，不是说李先生一定是“占中”的幕后操纵者，也不是说他这个人人格低劣、水平不高、坏事做尽，所以我们要反对他和他的家族，要找这么一个替罪羊。而是说他赖以发家的这个竞争制度是不合理的，他从这个制度中获得的财富也有很大部分是不合理的。要建设一个更加公正、更加繁荣的香港，就一定要改变这个制度，也就不得不触动李嘉诚先生的利益，并消灭他获得不合理财富的渠道。不仅如此，在中国大陆内部，我们自己的市场经济制度这些年暴露出来的类似的问题，也必须加以改革。能者多劳，劳者多得；创造者获得额外的利润，掠夺者得到公正的惩罚；对每一个人，我们这个社会都负有教育、训练之责，负有提供发展机会之责，让他的体力和智能可以为他自己和社会创造财富，而不是利用竞争机制把他们挤压到最底层。惟其如此，我们才能逐渐的离动物世界越远，离文明时代越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