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93岁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论坛上做了主旨发言，阐述他对中美两国共建新的世界秩序的思考。

这两个世界上体量最大的经济体，早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但小摩擦依然频频发生。就在不久前，美国军舰进入中国南海在建岛礁12海里处，引发中国国内抗议。还有故意将中国排除在外的TPP。

对中国崛起的警惕甚至敌意，依然是美国很多政治家的心结。但这两个国家如果持续冲突，最坏的结果早已超出了两个国家能够承受的程度。基辛格最近几年一直在忧虑，也在呼吁中美两国能放下心结，致力于打造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10月31日，93岁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出席“世界秩序与中国角色”为主题的京城国际论坛。

在2015京城国际论坛上的发言

亨利·基辛格

尊敬的来宾们，我非常赞赏诸位发言人热情的发言，他们都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

我45年以前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时候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度。我第一次谈的时候向周总理说，中国是神秘的国度。但周总理说，其实九亿多人民并没有那么神秘，如果你们更好了解我们9亿多中国人民，也不会有什么神秘感了。所以每一次到中国来，我都会了解一些有关中国的新知识。

我1982年在中国，那时候中信集团刚刚诞生。我早些时候在中国，那时候街上根本没什么汽车，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什么交通堵塞。我觉得你们采取的每一步展示了勇气，为中国确定了雄伟的目标。而且实现了一些看起来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1971年，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如果有人跟我说，中国25年以后会变成这样，我会说你做梦吧，不可能的。但是确实做到了，确实因为中国重塑了自己的信心，中国的领导人坚信自己的未来。

昨天晚上，我跟年轻人一起吃饭，有人问我，未来是什么样的？我说，我不知道未来会什么样，我知道，现在可能有很多问题，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但是我目睹了中国克服了这么多的困难，我坚信，中国将实现现在领导人所提出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两个一百年”。本着这样的精神，我来回答有关中国的角色在世界秩序中的问题。

我想强调的是，今天没有人能够知道中国的角色会是什么样的，但是每个人知道必须确定中国的角色。在世界秩序中，存在最基本的共识，就是没有一个国家情愿用武力而不使用和平方式解决纠纷。但现在情况是，大国之间冲突不断，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对人类是个灾难，任何一个受害者都难以从灾难中恢复。就像一战后的欧洲，如果1914年，欧洲领导人知道战争结束以后，欧洲是这个鬼样的话，他们就不会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习近平主席把国际挑战定义为创立一种体系，使潜在的敌人成为合作伙伴。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多。因此，这一代人有一个独特的任务，就是要实现这一点。

为什么我写这本书（指《世界秩序》一书）？那时候我在吃饭，有朋友跟我说，你真的应该写一本书，描述一些当今世界最大的问题，别写历史了，面向未来吧。所以我就写了。我不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也不可能有人知道。我们必须在一起努力，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世界秩序，各个国家都参加到创造一个国际秩序当中来。这非常重要。罗马帝国当时非常无知，包括中国的皇帝他们也一样。在欧洲的一些事件发生之后，包括非洲，出现了很多无解的困局。到底未来的世界秩序怎么样？中国的崛起会改变什么？在过去，世界上各个地方各个地区始终没有连接到这样一个国际秩序中去，在这个国际秩序中，各国都可以平等参加。

在20世纪初，一战后的欧洲国家依靠《凡尔赛合约》组织了一个国际体系，试图维护和平。但是他们依然没有就世界上的主要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很快被德国打破。在二次大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一个非常组织有序的国家。然后中国出现了，其他的国家也出现了，出现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阵营中。

我们现在延续了二战后的国际格局。在这个独特的时期中，革命性的变化一个连着一个。欧洲曾经统治过世界，统治了两百多年之久。欧洲人组织了一个独特的适用于欧洲的组织，维持着均势，清楚界定着秩序，还有一些法律的准则，确定了各种各样的规则，各种各样解决冲突的办法。但是世界上没有其他的国家和地区，是完全用同样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亚洲从来没有，这种体系从来没有存在过。中东又怎样呢？也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样的一种制度。

所以现在情况是，欧洲的体系，各国都是平等的，民主国家成为一个大的欧洲共同体联盟，参与国际事务。在中东，有四次革命，都是同时发生的。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冲突，一些种族、民族、宗教的团体在已有的国家内产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冲突。包括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的冲突，跨越国家边界的冲突，试图组织地域国这样一种体系。各种冲突同时存在，到底这些革命，到底是什么样的发展趋势？依然不明朗。

美国一直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由很多很多民族的人组成。它是这样的一种帝国，在亚洲存有利益，在欧洲也存在利益。但是现在，美国进入了这样一个权力结构多元的时代，出现了很多变化。美国的权力在萎缩。

当然了，还有中国。在座所有人对中国的了解都超过我。我在过去的45年中，我一直和中国在打交道。我觉得中国经历了三大阶段：毛主席那时候开始了第一个时期，实现了中国的统一。然后还有改革的时期，中国开始进入国际体系，越来越融入到国际体系中，同时进入了全球的经济体系。当时，任何一个人都想象不到这种情况会成为可能。1976年，中美的贸易额比美国和中美洲洪都拉斯的贸易额还少一点。但仅仅过了30年时间，中国就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雄踞于全球的经济体中，这是真正了不起的成就。这是改革时期。

现在，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另一个新的时期，巨大的变化时期。这段时期也就是“两个一百年”的实现期。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是一个目标，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是另一个目标。“两个一百年”都各自定了目标。当中国实现这两个目标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会有中国这样强大。

但是中国也不会强大到足以统治全球，中国也不会想着这样做。问题在哪儿？问题就在于世界秩序，我们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秩序？当然了，归根结底是所有国家都必须参与到世界秩序的创造过程中来，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这也是我书里讲的观点。尤其是作为两个大国，中国和美国必须要达成一致，相互理解，双方都要同意遵照这样一种做法。新的世界秩序到底该如何建立？这做起来难度很大，对两国来说都很难的。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如此不同，他们的制度又是如此独特。

傅莹就《世界秩序》一书与基辛格展开对话

中国从历史上来说，曾经是一个了不起的帝国。现在是一个全球秩序的主要参与者，在这个全球体系中，每个国家都相互连接在一起。美国也类似。在整个国家的历史中，它吸引了世界上很多地区的人，在美国创造了这么一个新的国家。他是这样一个帝国，他的历史在亚洲在欧洲都有所体现。

美国从目前来说，恐怕是最强的国家，但是显而易见，这种情况恐怕会有所改变。中国和美国一定要相互理解对方。但在座所有人都清楚，有一些文化的挑战，摆在我们的面前，摆在这两个国家面前。在历史的大多数时期，美国从来没有一个非常强大的邻国，但中国从来都不缺非常强大的邻国。美国一直感觉很安全，没有存在外国人去侵略他的情况。而中国却经常感觉到有很多外国侵略的威胁。所以，不同的历史经验让两国理解国际政治的视角不尽相同。

在大部分历史时期，美国得天独厚，拥有各种各样的丰富资源，我们也认识到这一点。比如说，要动员起我们的资源，我们得心应手。美国有这样的思维方式，每个问题都有它的解决方案，而且都可以解决，所以美国常喜欢寻求短期内解决问题的办法，直截了当。中国不一样，中国有庞大的系统思维，认为每一个解决方案实际上都会马上连接到另一个问题的方案上。因此中国一般来说是这么想问题的，更加概念化来思考问题。而且总是喜欢致力于弥合两国之间的差距，虽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我也不打算说，我能以一己之力，解决所有摆在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但是我的确相信，我也同意习主席的话。关键一点在什么？我们要将潜在的敌对关系，变成相互学习的关系，学习成为合作伙伴。我们的总统也说过同样的话。现在我们大家面对的问题就是要应用这些总的大原则，把它运用在一些具体的事务中。

我学到的很多的东西，都是从我和中国领导人的接触中得到的。我也在和中国的知识界打交道的过程中，学到不少东西。当我进入到这个大厅的时候，看到有这么多朋友、几十年的朋友，他们不见得永远在观点上同意我，但是没关系，我们一直同意这一点，我们有一个共同目标共同的使命，我们必须要努力实现。

我感谢他们，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感谢他们的宽宏大量。我觉得最难的，我对美国的听众也这么讲，最难最大的挑战就是要理解中国人是怎么思考的？中国人要理解什么？美国人同样也在学习，有的时候他们把一些战略的想法，应用到一些新的事务中。但是有时候也遇到问题，世界永远在发生新事物，层出不穷。比如说气候问题，比如说网络问题，比如说核武器威胁问题，可以摧毁整个人类。我们应该把这些变成我们共同的任务，共同致力于解决。

我再次感谢大家邀请我参加今天的会议，感谢在座所有人，感谢你们邀请我到中国，学到这么多东西。有时候我也不是很清楚，世界秩序的内涵何在。当然，到最后形成新的世界秩序时，我可能已经不在这里了。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使命，我们必须永远记住我们的目标何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世界秩序，但必须要有一个这样的世界秩序，来改变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否则，国家间的冲突就会摧毁我们大家，摧毁所有文明。我们应该找到一个方法来解决我们面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