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叙利亚难民涌入欧洲之前，信奉民族主义、煽动排外政策的政党的势力就已经在很多欧盟成员国内持续上升了，比如荷兰的基尔特·威尔德斯（所创立的荷兰自由党）、比利时的弗拉芒集团（即今天的弗拉芒利益党）、奥地利的自由党、瑞典的民主党和丹麦的人民党等许多政治势力均是如此。

　　表面上看，这些政党的兴起各有原因，但是其本质确是相似的。它们都不认可现有的“体系”和“政治安排”，包括欧盟这个政治实体。更糟的是，他们不仅仅排外（其中尤其排斥穆斯林），他们甚至有些“恬不知耻”地用种族来定义国家。他们不认为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是公民对共同宪法和法律秩序遵守的产物，而是像上世纪30年代的欧洲人所想的那样，将公民权与共同的种族和宗教基础联系起来。

　　眼下的民族主义与其他任何极端的民族主义别无二致，它依赖于身份标签政治——这属于原教旨主义——而非理性辩论。结果就是，这种话语往往迟早会恶化为民族国家主义、种族主义，乃至宗教战争。

　　人们往往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军国主义思潮盛行，千百万人因此而遭受侵略，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战争同时也摧毁了欧洲的经济，导致了全球性经济危机和大规模失业的出现。在困顿、穷苦和不幸的交织作用下，人们开始接受“有毒的政治”。

　　但是今天美国和欧洲的情况与当时截然不同。这些国家那么富足，是什么吸引着他们的公民，让他们关注煽动恼怒情绪的政治呢？

　　首要因素是因为西方人内心极大的恐惧。他们生来就认为世界是白人的，但是他们发现整个“白人世界”都在走下坡路，而且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全世界，这种趋势都是不可逆转的。欧洲的移民问题更是火上浇油，进一步引发了他们对缩小生存空间的恐惧。

　　一直到最近，人们都普遍认为，西方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但是目睹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中国的崛起（中国正在世人瞩目之下成为本世纪的全球领导者），却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全球化不是一条“单行道”，东方获得了西方流失的大量权力和财富。而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全球的问题已经不再能够瞒得住了，没有国家能够在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面前独善其身，至少在欧洲是这样的，它现在正面临着诸多挑战。

　　与此同时，在西方，白人世界也收到了移民潮、劳动力市场全球化、性别平等化、同性恋解放等趋势对其的冲击。因此，西方社会的传统行为规范体系的根基遭到了动摇。

　　社会发生了深远变化，有些人呼唤简单易行的解决方案——比如像美国南部、匈牙利南部那里那样建设藩篱——和强势的领导人。那么欧洲民族主义者视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为希望的灯塔也毫不奇怪了。

　　当然，普京的观点在美国并没有“市场”，因为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不会“打自己的脸”；他的观点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也不受欢迎，因为它们视俄罗斯为自己国家独立的威胁之一。然而在欧洲的其他地方，新的民族主义者与普京反对西方霸权、追寻大国梦想产生了共鸣。

　　新的民族主义思潮阻碍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而法国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关键角色。如果没有法国，欧洲无法构想、也无力实现“一体化”。如果勒庞当选总统，那么毫无疑问她将为欧盟鸣响丧钟，也会将法国和欧洲带入深渊。欧洲将从21世纪世界政治的舞台上退下，“西方”将不再是地缘政治的中心——美国会面向太平洋重新寻找它的战略方向，而欧洲只会成为欧亚大陆一个小小的附庸。

　　西方世界的终结固然可怕，但目前下结论还为时过早。相比先前大声叫嚷着“欧洲统一”的人而言，这个时代是否会终结更有赖于欧洲自身发展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