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干涉香港事务，煽动暴力颠覆“颜色革命”的行为又添了一笔新罪证。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相关势力公布和炫耀这些罪证的方式。



由美国经济学会主办的全球知名学术刊物《美国经济评论》6月最新一期，刊登了由包括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慕尼黑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在内的一干名校学者合写的一篇论文，研究如何在香港“激励”抗议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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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所谓的“学者”从2017年开始，资助香港科技大学的学生参加香港“七一”游行，美其名曰“社会实验”。再将这些学生参与黑暴，扰乱、破坏香港稳定的过程和结果作为“学术成果”堂而皇之地发表在学术期刊上。



打个或许不太恰当的比方，我闻到了“731”和纳粹实验那样的“学术”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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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题为《持续的政治参与：社会互动和抗议运动之间的动态关系》的论文，集中研究了自香港回归以来的多次具有明确目的性和针对性的所谓“抗议”，引用所谓的论调，美其名曰为“香港民主斗争的精神”。并且很有倾向性地把香港回归纪念日，称为“香港被移交给中国的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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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论文的作者们甚至在2019年发表的早期版本《作为战略手段的抗议：香港反独裁运动的实验性证据》中透露了这样的细节：“我们以激励的方式探出受访对象对即将到来的抗议活动的参与计划，以及他们先前对其他人参与抗议的看法。在抗议发生前一天，我们随机向一部分受访者提供了其他人抗议计划的真实情况，并再次以激励的方式引出他们的抗议支持率这种后验性观点。”



这就不得不怀疑他们做这份研究的真实目的：究竟是在观察一个现象后，通过研究和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还是以研究之名，做“颜色革命”的组织者、策划者、激励者？



巧合的是，他们在文章的后面就“暴露”了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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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者们所谓的“克服困难”一项，他们提到“因为香港的‘民主’人士有抗议的传统，所以既有的抗议能让我们实时获得前瞻性的观点。”



而选择香港科技大学作为研究目标，他们又“可以用激励的方式，提前得到超过1200名大学生对他们同学参与即将发生的游行的看法”，从而“随机地对其中的一部分人进行信息处理，并引导得出后验性的观点。最后，“引导出学生自己的抗议参与行为”。



与其说，这是在介绍自己遇到的困难，倒更像是“研究者”的“计划”。而这一部分，也在该研究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上”有所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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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论文称，“我们的目的是鼓励那些不用支付明确费用的抗议，因为直接给钱（去抗议）可能会产生一批依从性的对象，这与我们想研究的典型性抗议参与者非常不同。”



但他们找到了维持“客观公正”的退而求其次——为有条件的行为付费，即为了那些提供信息，帮助统计抗议人数（规模）的人付钱。



上述实验一共招募了1100名被试学生，他们都是香港科技大学的本科生，总共849人完成了全套实验。具体步骤如下。首先，所有受试者都会进行基础调查。基础调查的问题主要是当事人的政治态度。完成调查可以得到300港币劳务费的承诺。



第二步，如果参与者被分到对照组，那么他们不会受到任何干预；如果受试者被分到实验组，2017年6月30日晚他们会收到一封邮件，内容是：“过去有许多同学会参加7·1游行，所以我们邀请部分同学明天帮我们更好地统计7·1游行的参与人数。我们希望你们能够积极参与，为科学做出贡献。在游行中，这仅仅花费5分钟。一旦你们上传了所有数据，我们会提供350港元的报酬。”



实验发现，短期的激励（支付受试者报酬）使得2017年的抗议人数增加了10个百分点。此外，短期的奖励能够导致长期的政治参与，即2017年的间接奖励使2018年7月的参与率提高了5个百分点。而且，这种对持续政治参与的促进，不是通过改变受试者政治信仰、倾向或者态度，而是与社会互动存在关联，比如在游行现场建立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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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的结论是，在一场政治运动中，参加一场抗议的激励措施会增加随后抗议活动的出席率；一次性激励性动员会产生积极后果，而社交网络层面的动员对于持续的政治参与非常重要。



在该论文2019年版本的附录部分，我们看到了论文作者们为香港学生“量身定制”的的问卷。其中还有建议受访学生将报酬捐献给“港独”组织“香港众志”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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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论文中他们还设计了有关香港地铁的相关问题。（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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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毫不意外的是，在2019年的香港暴乱中，暴徒最有针对性的目标，就是香港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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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这很可能是借“研究”来给“颜色革命”踩点。



对于研究型论文，伦理审查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篇论文注释中写道，他们通过了慕尼黑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斯坦福大学的批准。受访者所在的香港科技大学伦理委员会是否予以批准，他们并未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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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论文附录中，研究人员狡辩称，“我们也在实验干预前获得了香港科技大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在我们进行实验干预两年多后，2019年11月28日，香港科技大学伦理委员会致信我们，要求我们删除引用香港科技大学伦理批准我们研究的文献。他们认为，我们的研究超出了提案所批准的范围。我们在回信中明确拒绝了科大的要求。我们没有偏离科大批准的拟议研究。我们预先提交了关于这项研究的所有相关信息，我们没有收到任何对我们的提案进行修改的请求。此外,我们精确地执行了委员会批准的研究。”



此外，论文进一步声称自己的研究在操作过程中符合伦理要求：“参与7·1游行是明确合法的，而且在研究之前的所有年份都是和平的；我们研究的游行保持和平，在研究的两年中没有任何抗议者因任何罪行而被起诉；我们的实验相对于我们研究的7·1游行的规模来说是很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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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壹刀”调查了论文的作者团队，有了更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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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一个名叫DavidYang的，长着一副亚裔面孔，其官方身份是哈佛大学经济学部的助理教授，而他的很多“研究成果”都在涉及社会互动和抗议活动。而更为巧合的是，不少共同作者也是这篇针对香港的论文的“贡献者”。



“补壹刀”看了他的社交媒体账号，有了更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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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2019年6月15日的一篇推文中，他提到了两年前团队在英国伦敦政治学院网站上发布的一篇文章，文章称内地在香港所谓有“三重困境”，而抗议对维持香港政治稳定“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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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搞事情有利于香港稳定？这不和佩洛西的“美丽风景线”异曲同工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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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参与撰写的这篇文章声称：“只要香港的人民以可信的抗议活动相威胁，就可以限制北京。”



用抗议形式迫使基本法第23条立法无法通过的行为，被该论文称为“成功的案例”，而在作者们洋洋洒洒的LSE网站文章中，更是有这样的表述：“在基本法第23条上毫无作为对香港的稳定以及“一国两制”很重要。抗议是稳定的源头，而不是不稳定。北京试图在基本法第23条的框架下通过国安立法事实上是不稳定的源头。”



翻译一下：阻挠23条立法，是遵守基本法，维护“一国两制”；按23条确立国安立法，是违法，不利于香港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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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昭然若揭的是，论文的几位作者的观点，也放在了LSE网站的文章中，他们采访了数千名参与“占中”的学生，而以其中1500人的调查结果，就得出了所谓的香港年轻人已经走向激进的“证据”：88%的人认为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22%的人支持用暴力追求香港的政治权利。而当他们“鼓励”学生匿名表达后，支持暴力的比例达到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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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LSE官网也表示，“本文代表论文作者观点，与LSE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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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早报》2017年对香港街头黑暴的报道， David Yang称其为“Nice report”（一个好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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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2019年香港黑暴爆发当天，他转发了支持暴乱的账号的文章并“赞叹”道：“集体行动是展示人类力量的最壮观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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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7年到2018年，DavidYang也是主要涉疆谣言的传播者之一，他还曾转发过著名谎言制造机郑国恩的推特。这也就不得不令人怀疑，西方大学圈子里，还有多少郑国恩之流？Yang在这个圈子里扮演着什么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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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支振锋告诉“补壹刀”，这篇论文提供了一条非常权威的印证。因为一篇学术论文对方法资料来源都是有严格要求，还要经过匿名评审，因此这篇学术论文披露事实的准确性不亚于新闻报道，甚至比新闻报道更准确。



从中可以看到西方是怎么深度介入别的国家和地区的社会运动中，挑起别国社会动荡的，作者以学术论文的形式，把美国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教唆挑动煽动参与组织社会运动做了一个比较准确的描述。可以看到三点：



第一，在香港和很多其他地方的社会暴力运动都有外国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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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美西方对其他地方煽动颜色革命社会暴力是有组织有预谋有方法有资金有介入的。



第三，可以看到美西方扭曲的价值观和道义，竟然把煽动别国暴乱视作光荣使命，堂而皇之，已经到了认知错乱、走火入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地步。



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吕祥告诉“补壹刀”，类似的论文，如果用于美国国内政治研究，是不会被允许发表的。因为这篇文章中涉及到社会整体的一些数据，属于国家安全的范畴，理应对应严格的法律法规。



很显然，在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存在各种不满，但是哪个国家也不会允许这样的不满演变成政治骚乱。这样的论文，说白了就是变相为组织政治抗议活动提供了社会心理学基础。



这种文章能发出来，一方面体现出美国只在意自己的稳定，完全无视别的国家和地区的稳定，甚至希望某些目标国家不稳定。美国有长期在国外搞“颜色革命”传统，有一整套的方法来引导。在这套方法的引导下，社会各种零星的不满就容易聚集为政治性的、带有主题的不满。吕祥称之为“横向”的动员，即把各个角落的不满聚集在一面旗帜下。



另一方面，这篇论文也体现出在香港国安法出台前，香港社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存在安全的严重缺失。只不过，我们现在不是谈追究责任的时候，而是应该把一个个漏洞迅速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