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为了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的新概念。但这绝对不是简单地把西方供给学派经济学应用到中国。这个概念如果要在中国发生有效作用，那么就必须回答很多和中国经济有关的问题。西方供给学派的产生是为了回答西方的问题；同样，中国供给学派需要回答中国的问题。从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人们至少需要回到如下几个主要问题：什么东西供给过度了？什么地方供给不足？什么地方提供了错误的供给？
供给过度的就是这次改革需要对付的三个“去”，即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其中产能和库存实际上是一回事情，而杠杆则是制度上的事情。产能和库存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加以应付的，但“去杠杆”即制度的改造和去除则是比较长远的事情，很难一蹴而就。库存和产能供给过度，这是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关的。通过“去”来促成产业的调整也会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不过，这里的问题是如何消化库存和产能？是内部消化还是外部消化，或者两者同时。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计划，“去”也是不容易的。但在这方面，人们还没有深刻的研究和考察。
更为严重的是，在强调“去”的同时人们更应当考察有没有产生新的过度供给？在中国的政策环境中，讨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原因很简单，政治的“政策风”，即新政策所导致的“跟风效应”经常迅速导致政策的扭曲。这方面，笔者已经多次讨论过中国近年来的过度金融化和互联网化。在过度金融化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正在发生美国2008年之前的情况。2008年以来，美国接受了过度金融化的教训，通过再工业化大力复兴实体经济，使得经济开始走上健康的发展方向。而中国则在走向反面，过度的金融化和互联网化在急速促成实体经济的衰落。
金融过度更是对中国经济的国际化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一方面，金融国际化有其需要，因为中国已经是资本过剩国家，需要国际化，走向世界。过剩的资本和过程的产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背后理性，也促成了包括AIIB在内的经济项目。不过，在金融国际化方面，中国既没有足够的金融实力，也没有足够的操作经验。因此在和国际资本互动的时候，力不从心，处处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更为严重的是，因为不重视实体经济，无论是外国资本还是本国资本都看不到经济的潜力，开始资本外逃。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资本外流的速度来加快。
所有这些现象促使人们去思考哪些方面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这里又有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方向问题。概括地说，简单的扩张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到了建设质量经济的时代，追求一个精致的高附加值经济。人们所需要思考和行动的都必须在符合这个总体方向。在这个概念构架内，就中国经济下一步，至少可以找到如下几个重要的领域。
第一,“一带一路”可以帮助消化一些库存和产能，但中国需要新一轮的财政刺激计划，通过内部基础设施建设促成大规模的库存和产能的内部消化。内部消费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基础设施投资、发展性社会投资和农村现代化而达成。通过增加基础设施进行内部消化产能，增加有效需求，但不会产生新的过剩。尽管基础设施投资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但中国基础设计建设的领域仍然很多，主要是地方层面的，例如城市改造，包括城市地下管道建设、污水处理、各类污染的治理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可以进行新型城市化，提高城市的品质和城市的整体提升。这些从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都有需求，尤其是二、三线城市，这些方面仍然很落后。
第二,生产性社会投资更为重要。以往，中国只有生产性投资，而没有生产性社会投资。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以往都被视为是社会福利，但实际上这些都不是简单的社会消费，而是生产性社会投资。例如没有这些社会政策，中产阶级就没有制度基础，而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消费社会。也同样重要的是学校、医院、养老院、体育设施、停车场等的建设，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为培养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提供物质条件。例如体育设施建设。在新加坡，每一个小区都有一个游泳池和体育馆，方便的体育设施培养了新加坡人好锻炼的生活方式。而国民的健康则大大减少了医疗的费用，也就是减少了政府的负担。又如停车场的建设，中国在大量增加私家车的同时停车场没有相应的增加，这使得整个城市变成了停车场。所有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可以消化大量的库存和过剩产能的。较之库存和产能的对外输出，内部消费更具有保障，因为这是中国本身所能操作的。
第三,农村的现代化。中国的城市化即使达到发到国家百分之七十的水平，仍然会有大量的人居住在农村。改革开放以来，建设重点在城市，而非农村。农村现代化涉及到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里尤其要解决二代农民工问题。二代农民工基本上出生和成大在城市，如果城市不能有效吸收他们，他们返乡之后，自然向往过起城市的生活。这种情况已经开始。不过，农村并不存在集中的卫生、供水、供暖（北方）和空掉设施。因此，很多人就设立单独的卫生设施、暖气和空掉设施等，根本不顾对环境的影响，结果导致了土地和环境的巨大污染。城乡一体化的问题尽管讨论了很多年，但到现在为止连土地的流转问题都没有解决。
目前对城镇化仍然有深刻的误解。很多人想通过赶农民进城来消化过剩的房地产产能。这可以是城镇化的一个方面，但如果是全部，必然导致失败甚至是悲剧。这必然导致农民的反抗，因为人们只盯着农民口袋里面的钱。农民进城并非提供住处那么简单，还需要一整套配套举措。另一方面，农村居民也不仅仅是农民，而必须容许城市居民到农村居住。因此，土地的流转的重要意义在于要容许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农村的现代化搞好了，城市和农村就只是一个居住概念，而非身份概念，居住在哪里则只是人们的选择而已。这是一个双向的选择过程。此外，农业的发展需要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上一届政府已经提出来，但现在不见踪影了。这里有客观的需要，因为农业水利已经年久失修，现在必须把此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第四，加快跨区域的生态安全、江河治理等项目，这些项目需要中央政府的协调，但也能消化大量的库存和产能。
第五，更重要的是要建设内部消费社会。建设消费社会很多年里一直是政府的目标，但近年来中国俨然已经形成了一个外部消费社会。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很强，但国内供给不足，只好到外部消费。从各种名牌包包服装到技术含量高的马桶盖、电饭煲、安全套和感冒药都要去国外购买。这是对中国制造业的巨大讽刺。中国商品在质量、品牌等方面存在着瓶颈，不能适应消费者的需求。同时也有价格要素的影响，即各类产品的国内价格和国外价格相差实在过大。
但为什么会产生这些荒唐的情况？这些年，有关部门都在大力抓虚拟经济，搞虚的东西，不仅忘记了实体经济，而且对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打击。例如，网购市场大量充斥假货，减低中产阶级的消费趣味；同时，也把整个正式经济转化成为非正式经济。除了通讯领域，中国很多方面的制造技术都跟不上他国，甚至在退化。在技术创新被忽视的情况下，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就导致了外部消费社会的产生。政府部门不仅没有规制网购市场，更对网购市场做毫无理性的推动，这是要其负责的。
第六，新技术空间的发掘。举医疗和医药产业为例。最近温州康宁医院在香港上市公司的获得巨大的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国内首家精神疾病私立专科医院，看中了客观存在的巨大的“精神疾病”市场。实际上，看看百度的各种“吧”，不难理解中国的各种疾病人数，数量庞大。不同的“吧”就是一个大市场。如果精心去做，在现行医疗技术的基础上，中国可以达到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技术，因为有那么多的病例可供医生观察。
新加坡那么小的一个城市国家，制药业面向世界从无到有，做起来了。要发展医疗产业，就需要大量的医院。医院建立起来了，但不足病例，因此新加坡要做“假人”作为医生的工具。中国那么多的资源，但因为政策不当，造成了严重的浪费。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很多都在务虚，搞虚拟经济，没有足够的企业家来寻找新的市场和发掘新的技术。这需要为企业家提供一套新的机制，把他们导入这些领域。（从供给侧的角度如何为企业家提供一系列有效机制，需要另文讨论。）
总体上，必须看到，尽管中央政府大力提倡创新，但国家的创新能力仍然低下，受到很多实际政策的制约。过度的政策或者错误的政策就是这里所说的“错误的供给”，包括上面所讨论的过度金融和互联网化。因此，供给侧改革需要的是一整套新的制度和政策供给，在最低限度上纠正过去的供给过度，尤其是错误的供给，弥补供给不足，从而找到新的供给，刺激需求，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