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至2003年，中国学术界出现一股“对日新思维”讨论，拉开这场讨论的是时任人民日报社评论部主任马立诚。2002年底，马立诚在《战略与管理》杂志上发表了《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1]一文，提出重新审视中日关系、把历史问题放在次要位置。
一时间，中国学界出现“对日新思维”大讨论，继而迅速升级为对垒分明的两派激烈辩论。参与这场辩论的代表人物和作品有，
——时殷弘教授，发表《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2]《关于中日关系的战略性思考》[3]
——冯昭奎教授发表《再论对日关系新思维》[4]。
——张沱生：《日本逐渐成为‘普通国家’是必然趋势》[5]
——王义桅：《日本的崛起与中日关系的未来》[6]
外交部《世界知识》杂志2003年第16期还组织了时殷宏、冯绍奎、张陀生等七位学者就“中日关系能否超越历史”专题，进行讨论。
这些文章“大胆”“开放”程度之大很快引起国内的讨论和批评，这种批评很快又升级至学术争论。
作为应战，时任人民日报评论部评论部副主任的林治波同志发表《“对日关系新思维”质疑》《“对日关系新思维”再质疑———与时殷弘教授商榷》两文，后又出版《评对日“新思维”》一书，对“新思维”给予了坚决批判。南开大学教授张睿壮《从“对日新思维”看中国的国民性和外交哲学》[7]更是直言：
“对日关系新思维”主张中国通过压制民族感情、牺牲民族利益的做法去取悦日本要求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战略上对日本做出全面让步以换取日方的“善意”不仅背离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且是注定失败、自取其辱的一相情愿。
当时笔者持反对“对日新思维”的立场，认为用“既要…又要”句式回避比如台海统一这样一个涉及中国和中国人民核心利益而一味空谈“理性”“平衡”“负责任的大国”等，是危险的。为此，笔者撰写《变动中的世界政治与日本问题》[8]，再提雅尔塔体系，指出与欧洲不同，远东雅尔塔体系没有解体，预计今后日本在恢复所谓“正常国家”、摆脱雅尔塔体系赋予日本的法律责任方面还要有些“大动作”。但笔者坚持思想认识问题应让历史来证明和宣判——这也是笔者对学术问题的一贯态度。
二
笔者当时做外交政策研究，很容易就注意到学术造诣很好的时殷弘教授在《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一文中将其对日理念浓缩为五大政策建议，其中令人记忆最为深刻——因为极不同意，所以印像深刻——的是“在一段较长时期内，大致满足于日本政府就日本历史上对华侵略罪行目前已达到的公开反省和致歉程度”和“在联合国安理会体制改革问题上，从政策声明和实际态度两方面‘一视同仁’地看待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这两条。
为全面客观起见，我重拾这篇文章并将这五大建议不做删节地全转于此。时教授说：
中国为谋求中日接近主要需要做什么?主要需要做下列五大方面的事情：
第一，在一段较长时期内，大致满足于日本政府就日本历史上对华侵略罪行目前已达到的公开反省和致歉程度，除非日本政府方面就此出现非常严重的倒退;也就是说，将中日"历史问题"争端大致撇出一个较长时期内的对日外交要事议程，也相应地撇出官方和准官方宣传。为此，对于这一加剧中日敌意和阻碍中日接近的最大问题，需要怀抱一种对于它最终能够得到解决的历史信心和耐心，需要具备从中国总体环境和总体利益出发的大战略全局观念，连同战略分寸和轻重缓急次序意识。也就是说，必须念念不忘前面已经强调过的战略集中原则：集中应对美国，集中致力于台湾问题上的阻独促统，为此争取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积极因素，绕开或缓解一切可以予以如此处理的牵制和障碍。
第二，从平衡战略需求与经济需要、协调中长期实惠与中短期利益的原则出发，依靠积极和强有力的政府政策促进和调控，在可行限度内争取较大幅度地增加日本对华进口和对华投资，以达到足以使日本政府、财界和公众深切感到大有助于日本缓解经济长期衰退的地步。为此，中国或许应该适当地相对减少美国和欧盟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和外国在华投资中所占的比例。与其同时，从争取中日接近的战略需要出发，在中日贸易摩擦中采取比较能够适当地忍让的态度和策略。中国政府还应当由最高领导人出面，以足够的力度和频度，感谢日本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提供的大量对华经援。
第三，对日本的军事力量扩充及其使命的某些修改采取内心适当警惕、外表足够大度的政策;改变几乎动辄就日本走"军事大国道路"的可能性(往往是被一定程度地夸大了的可能性)公开表示担忧的做法。我们的战略基点，是不受"中国威胁论"的干扰，在国家大战略的主导下，以对台军事斗争准备为压倒性的首要任务，"少说多干"和只争朝夕地加速中国军事力量的全面现当代化。在日本军事力量乃至整个日本问题上，我们说话要有分寸，过头话有弊无益，做事要讲求实效，无效的事坚决不做。还要积极地以各种方式尽可能构建中日两国间、乃至中国与美日军事同盟间的一定军事互信气氛和机制，对此既不怀抱幻想，也不无所希望和无所作为。与此相关，在坚决大力加强中国军事力量的全面改善和建设的同时，反复向日本政府、政界精英和公众舆论说明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绝无扩张主义意图，说明只要台湾不独立就不对台动武。
第四，在有关东亚地区国际安全、政治合作、经济稳定与繁荣的重大多边问题上，以实际行动欢迎、甚而主动邀请日本以大国身份参与。中国应当使日本政府和公众得出一个比较明确和经久的结论：中国将日本当作大国看待--既是今日的世界和区域经济大国，也是明日的东亚政治大国，并且本着大国协调与合作而非大国权势争斗的根本原则，处理中日在东亚国际政治和经济中的关系。就此，在近期内特别重要的是两件事：第一，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大大加强双边和多边框架内同日本的协商与合作，以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和非核武器化，以防止各大国就朝鲜半岛进行权势竞争和争斗的悲剧性历史在任何程度上重演;第二，在与东南亚形成自由贸易关系和经济较高程度整合的过程中，采取尽可能与日本协调而非竞争的基本政策，防止一位日本政论家最近所说的"东京
和北京之间就与东南亚经济一体化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这两个问题同上面第三点合起来，都属于中日战略性关系问题，它们应当是急需开始和逐步深入的中日政府首脑级战略会谈和部门性系统磋商的基本内容。第五，在联合国安理会体制改革问题上，从政策声明和实际态度两方面"一视同仁"地看待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愿望，即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提出中国未对其他同类要求者(如印度、埃及等)提出的特殊条件。或者更进一步，择时积极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当时令人不解的是作者怎么能天真地认为“台湾问题”只是中国的问题而不是日本的问题呢?作者建议中国通过帮助提升日本地位获得日本对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理解，这无异于与虎谋皮。而与虎谋皮，不找刀子却去送鲜花，这不是南辕北辙了吗?这样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当时对日新思维的专家们就是不理不睬，反面意见也听不进去。在《关于中日关系的战略性思考》一文中，时教授一句“要问自己，你在外交上能拿它怎么办?”道出了自己无奈妥协的原因，他写道：
日本的军力和军力使命确实在增长和扩展，而且确实包含着既不应夸大、也不容忽视的危险性。我们需要有警觉，但同时也要调整某些思想方法。要问自己，你在外交上能拿它怎么办?你在外交上不能拿它怎么办的时候就不能沉溺于情绪。要切实地加强我们自身的力量建设和妥善地进行全局应对，以此来真正落实应有的警觉。我们对日本军力的增长、日美同盟的加强和日本国内的右倾倾向，要外表适当大度与内心充分警惕相结合，区别实在的与潜在的，现实的与可能的，主要的与次要的，既有兼顾也有侧重。
当时那场争论，在问题没有出现之前，双方只能靠逻辑、历史经验作论据，并都以爱国的名义，谁也说服不了谁。现在一晃十几年过去，看看今日日本安倍带着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的一意旅行的表现，再读当年双方的文字，其中是非大体就可作出取舍。这就是：“对日新思维”作者们的那些建议当时若真的为中国政府采纳，那我们今天与安倍斗争的重点就不再是日本和平宪法的废存问题，而是再次召开“华盛顿会议”讨论日本的造舰比例的问题了。这正是：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很有些像当年抗战时的“低调俱乐部”，后来随日中民族矛盾上升，周佛海、梅思平等与胡适、陈布雷等分道扬镖的结果，2003年那些发起和持“对日新思维”观点的学者被日本国请了几次后便出现分野，只有极少数人带着花岗岩脑袋越向极端，比如马立诚2004年去日本并在日本出版《日本不必向中国谢罪》(日本文艺春秋社出版，译者为东京
外国语大学中国语学毕业的日本翻译家箭子喜美江)，此举已与汪精卫恶行无异，令国人不齿;还有一些学者则保持低调并不见再提自己在这场争论中的观点和表现，也少见其与马立诚有共同的学术活动。三
处士横议，是宋明两代知识分子的通病。造成这种“议论误国”恶习的原因可追溯至宋朝脱离实际的教育制度[9]，元代大学者袁桷[10]说：“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学。唇腐舌弊端，止于四书之注。凡刑狱簿书、金谷户口、糜密出入，皆以为俗吏而争鄙弃。清谈危坐，卒至国亡而莫可救。”[11]钱穆先生更是痛陈：“学问空疏，遂为明代士人与官僚通病。掌握独裁权的皇帝，往往深居渊默，对朝廷事不闻不问，举朝形成群龙无首之象，而明代风习又奖历廷臣风发言事，于是以空疏之人，长叫嚣之气，而至于以议论误国。”[12]
今人空论久矣。有书生救国者，有书生误国者，不讲重点而讲“平衡”，那是平庸;不讲根本利益而讲“包容”“理性”，那是宋人的空论。宋人的空论将国家丢失殆尽，今人空论将危害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从今天安倍的疯狂反华的表现看，十几年前曾引起巨大讨论热潮的“新思维”的文章，当属“书生误国”类。
“僧是愚氓犹可训”，知识人错了，改了就好;若死不认错，这样的学者多了，“妖为鬼域必成灾”，这时国家就要遭难了，就需要“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了。
新世纪伊始，中国就多灾多难，西方霸权一次次打压我们，内部又有各式唯心主义理论干扰我们的视线。好在中国人有自己的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和中国共产党的事实求是路线，因而没有陷入这样那样的“新思维”之中，中国又有历史大东风(大趋势)的一路扶送，中国获得了令人眩目的进步，其速度之快一次次地让西方唱衰派们——如章家墩之流——咬了自己大舌头，可以肯定，随东海形势的演进还会让包括坚持“对日新思维”的人不断自咬大舌头的。
文化人，有话语权。可说话写字要实事求是。轻率跟风，老了再看自己那改不了的“白纸黑字”，轻则不好意思，重则就要悔罪了。
李宗仁后来就有这样的体会，他在回忆录中曾悔罪说：
但在今天回顾那时的情况，我不禁不寒而栗了。我今天庆幸的是：当年与我打交道的美国方面的领袖人物都是一些没有经验的人。这些人在现状不变的局势下指导世界事务是能干的，但处理起严重的国际危机时，则肯定是无能为力。如果他们要象约瑟夫·斯大林那样冷酷和精明，象他一样善于抓住时机，中国肯定是会完了。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的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13]
读到这段文字，令人心酸。当年满口“公开透明”和代表“改革运动”力量的李宗仁，在被毛泽东打败、新中国建立后才知道说大话容易而落实大话却是何等之难;不仅如此，空话有时还会给民族造成难以承受的灾难。
看时光飞驰，我们祈祷明天。
2016年是猴年，猴年说点陕西人说的“猴急”即不得不说的话，算是一种对过去的释怀和对中国未来学术生态的寄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