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西方及日本几个世纪的发展进程压缩到了三十多年，其工业化进程经历了3个主要阶段。

一、1978-1988：原始工业化阶段。

大量乡镇企业（集体所有制而非私有制）在全国各地萌芽，并呈爆发式增长。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0年，这类企业起到国民经济增长引擎和压舱石的作用。这个期间乡镇企业数量增长了12倍，从150万家增加到1890万家；其生产总值增长了13.5倍，从占GDP的14%上升到46%。截止到1988年，乡镇企业创造就业岗位达1亿个左右，农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增长了12倍。由于生活基本消费品供应出现爆炸性增长，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告别了长期困扰所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短缺经济（中央计划经济的典型特征是粮油猪肉等基本食品、布料服装以及其它生活必需品都限量供应），同时解决了粮食安全问题。8亿农民成为这个时期经济改革最大的受益者。

二、1988-1998：引爆以劳动密集型规模化生产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这一时期，遍布中国城乡各地的劳动密集型工厂生产了大量轻工产品，都以满足统一的国内和国际市场为目的，但是高级生产设备主要依靠进口。期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和出口国，棉花的最大生产国和进口国，以及家具和玩具的最大生产国和出口国。乡镇企业继续高速发展使得雇佣农村剩余劳力数量达到全国农业人口（不包括在外打工的农民）的三成，其产值在1978年至2000年之间平均每年增长28%，连续二十多年平均每三年就翻一番。

三、1998年至今：政府利用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的巨大市场需求和社会储蓄克服以能源-动力-交通运输为瓶颈的工业三位一体缺失，并由此引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对设备、工业原料、零部件等生产工具和资料的规模化大生产。受到中间产品、机械设备和交通工具等产品的国内市场快速扩张的刺激，煤炭、钢铁、水泥、化纤、机械工具、高速公路、桥梁、隧道、船舶等的生产、消费和技术创新迎来了一个高峰。

在这一时期，共有260万英里（约合416万公里——观察者网注）公路建成通车，其中包括7万英里（约合11.2万公里——观察者网注）高速公路，这一数字比历史上美国工业化同期新建高速公路里程多出46%。在中国30个省中有28个省建成了高速铁路，高速铁路总通车里程达到1万英里（约合1.6万公里——观察者网注），比全世界其余地区高速铁路总里程还要多出一半。

四、目前中国已经处于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下半段，其产业升级正处于由中端往高端进发的冲刺阶段。

所有处于这个阶段的国家的特点都是技术创新开始大规模爆发，政府也向工业界发出了进军号令。这相当于美国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的时间点，当时美国不仅已经在工业品生产规模上超越英国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业中心，而且开始在工业技术上逐渐领先成为全球创新基地，涌现出了诸如爱迪生这样的发明家和卡内基、福特、摩根、洛克菲、和范德比尔特这样的工业巨头。

而美国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不是因为它的政治体制比英国优越，而是因为它的政府（比如通过南北战争，收复得克萨斯州、加利福利亚和夏威夷群岛，以及修建跨洋铁路网等等）为这个国家创造了比大英帝国还要大几十倍的国内外统一大市场。

正是这个巨大的市场为美国培育了一大批工业巨头，纵然它没有产生过牛顿和达尔文这样的科学巨匠，和康德与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大师。

中国的快速工业化是“市场主义”的胜利吗？

中国迅速工业化的成就是否可以被理解为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胜利呢？答案是否定的，虽然市场因素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肯定市场作用的原因很简单：邓小平的改革使中国接受了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一个关键因素。市场迫使参与者互相竞争，刺激生产商提高管理和技术水平，让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创造性破坏力去自然淘汰掉那些效率低下的国企和私企。

但否定“市场主义”的原因却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却又是对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能否成功至关重要的。

第一，除非存在人们间的社会信任，让那些封闭、独立、无序、未受教育的农民自己去创建企业，从事基于劳动分工原理的规模化生产和远距离销售活动，其组织成本是高不可攀的。

第二，为了使建立于劳动分工基础上的规模化大生产有利可图，必须首先创造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

但是规模化大市场是一个“公共品”，其创建的社会成本非常高昂，没有任何劳动者个体或单个企业甚至一个产业有此能力和意愿去提供这个公共品；因而必须由某种统一的意志和社会力量（比如国家和政府）出面去组织和协调大市场的创造和建立。

第三，为了使得市场能够有效、安全运行，必须存在必要的相当复杂精致的国家监管机制，防止欺诈等不诚信行为。而这个监管的成本尤其高昂。没有监管，以追求个人利益为目标的市场力量和贪婪一定会摧毁市场经济本身（俄罗斯改革失败就是最好证明）。

正是上述三种高昂成本阻碍了规模化制造业和大型企业在众多农业社会和发展中国家的形成和发育，尤其是那些采纳了放任自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政策的国家和在工业化完成之前就尝试西式民主制度的国家。这也就解释了，虽然私人产权保护制度和民主体制都已就位，但历史上的清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并没能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引爆中国的工业革命。

一个国家贫穷的原因，就在于它没有能力规模化生产各种消费品以及各种生产资料和工具。而消费品的规模化大生产又需要庞大的市场和商业物流网来支撑，以便使规模化大生产有利可图。

注意，市场机制与产权结构没有必然联系。私有产权可以从事市场竞争，集体和国有产权也可以从事市场竞争。在决定国家利益走向的关键阶段，国有产权比私有产权更有利于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这是为什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临时美国政府毅然决然地国有化了重大能源、通讯和基础设施产业。

但是引爆工业革命所需的规模化世界市场又是如何获得呢？早期的欧洲列强采取重商主义政策（重商主义应该被理解为重视商业和制造业出口，而非单纯的贸易保护主义），它们采用武装贸易，利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奴隶贩卖来开拓和创立垄断性的全球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数代英国皇室和由她们引领的半国营的大型企业（如著名的东印度公司）为自己的国家在16至18世纪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市场、棉花供应链和贸易网络——这才是引爆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秘诀（而不是制度经济学家们所讴歌的君主立宪制和“光荣革命”）。

其它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采纳英国式的、由强政府引领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培育了自己的商人阶层并创造了自己的世界市场，从而如法炮制了自己的工业革命，比如美国、法国、德国、俄国和亚洲的日本。

但是时至今日，发展中国家不再拥有这样的“特权”和几百年的时间来培育强大的商人群体并利用他们创造规模足够大的世界市场。因此，在当今的文明时代，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在市场开拓和帮助农民组织企业方面必须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目前正在中国爆发和展开的工业革命也并非仅仅是不断采纳新技术的结果，而是在一个能力卓越的重商主义政府带领下不断为其制造业创造和开拓国内外市场的直接结果。

这一市场开拓的过程没有重复历史上西方列强侵略、奴役、殖民其他民族的老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对战后世界秩序做出了新的伟大贡献，也从中获益匪浅。这一秩序原先是由所有发展中国家、各殖民地独立运动以及各工业强国，尤其是美国，共同创立的——原注】。

“秘诀”在于工业化的顺序

民主与自由放任的政策并不能自动创造出全球市场。这需要国家力量的介入、正确发展战略的执行以及合理产业政策的实施。所谓“自由市场”，其实并不自由也不免费，而是需要付出极其高昂的社会代价的。

由上面各国工业化所经阶段我们可以看出，产业市场的发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农业、手工业自然经济到原始工业化阶段再到第一次工业革命等等逐一出现）。

无论一个国家多晚开始这一进程，它都必须重复其他已工业化国家历史上曾经历过的各个基本阶段。【成功的工业化必须经历特定的各个阶段，关于这一论断的理论框架可以在我的新书《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英文版书名为《一个超级经济强国的诞生——中国快速工业化秘诀解析》（The Making of an Economic Superpower: Unlocking China's Secret of Rapid Industrialization）中找到——原注】

这就像学习数学。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和积累，人类循序渐进地建立了数学知识体系：从数字到算数，再到代数和微积分。虽然目前微积分已经在大学一年级就开始学习了，但没有人可以打乱这一数学演化的规律和顺序，不学习加减法和代数就直接跳到微积分。

一个从未学过算数的6岁孩子不应该学习微积分，而是应该像人类祖先那样借助手指先学习数数，然后学习加减法乘除，然后学习代数，最后才学习微积分，重复整个人类从前所做的那样，只不过以更短的时间和更快的速度。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现代经济理论却教导穷国要“大跃进”式地实现工业化，或直接以资本密集型产业（如化工、钢铁和汽车制造业）来启动工业化进程，或首先建立现代金融体系（如允许浮动汇率制、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国有资产和自然资源的完全私有化），或干脆立即确立现代政治制度（如建立民主政体和实现普选）。

但是这种理论把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颠倒了，与历史上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步骤是相违背的，因此带来了政治不稳定、发展停滞、甚至无休止的金融和财政危机。早熟的民主制度在非洲、拉美、东南亚和中东地区已经扭曲变形了，并成为社会躁动不安和贫穷与国民收入陷阱的根源。

中国所面临的挑战

中国已经是一个成功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国家，目前正在以前无古人的速度向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进军。而且中国用35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用350年才走过的道路，因此也必然积累了西方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和消极因素：比如猖獗的腐败、有组织的犯罪、前所未见的环境污染、迅速升高的离婚率和自杀率、大面积的商业欺诈与丑闻、充斥着假冒伪劣产品的市场、大面积的资产泡沫、迅速扩大的收入差距、阶级歧视、频繁的工业生产安全事故，等等。

而且挑战远不止如此，中国还有很多短板：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对医疗和教育领域进行进一步改革、完成城市化进程和农业现代化、建立现代金融基础设施（financial infrastructure，指金融运行的硬件设施和制度安排，主要包括支付体系、法律环境、公司治理、会计准则、信用环境、反洗钱以及由金融监管、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投资者保护制度组成的金融安全网等内容——观察者网注）和现代法制体系。

尽管存在上述一系列严峻挑战，只要中国能够坚定不移地沿着自己的发展战略和工业化顺序完成产业升级，维持政治稳定、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宁，那些一大堆问题只不过是“成长的烦恼”，完全构不成像非洲、拉美、东南亚和中东很多发展中国家所陷入的贫穷和中等收入陷阱那样的结构性顽疾和威胁。

结论

从15世纪开始，推崇市场开拓和技术进步的“资本主义精神”超越意识形态、宗教信仰、语言文化和民族的隔阂，促使世界各地的人们跨越海洋“握手交易”。正是这一精神创造了现代工业文明，并将继续改变这个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半个世纪，美国实施了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双赢国家战略：它不但重建了欧洲和日本，带动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还把所有这些国家都在经济上捆绑在一起。

如今，中国似乎接过了美国手中的旗帜并把它发扬光大，开启着未来全球新的贸易格局：中国正在以比美国大四倍的国内市场和经济潜力寻求双赢的全球发展战略、进行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一带一路”），这一战略超越了意识形态、宗教信仰、语言文化、政治制度和民族界限。

中国的和平崛起因此为更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黄金机会。但是，这些国家能从中国的发展中获益多少，还要取决于他们各自的政治眼光、国家发展战略以及产业政策。

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这个时代将由中国塑造，地球上的每一角落都将受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