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梦想重振汉唐雄风的国家来说，加入一个由另一个国家制定规则并且必须服从他的规则甘愿给他当马仔的组织，不仅是战略失误，根本就是错误！而有些人还在为TPP叫好站台，看上去就像被卖了还要替人贩子数钱
未能加入现在这个TPP，当然不是中国的错。这是因为，美国组织的这一次国际贸易谈判盛宴，虽然从来都对中国念念不忘，但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让中国加入谈判。关于这一点，坊间所流传的几个说法都不成立,且都与事实相去甚远。第一个说法是中国以“阴谋论”的眼光来看待TPP，从而拒绝加入。中国政府的确一开始对TPP谈判排斥中国表示过不快和怀疑，声言这种排他性的贸易安排不符合自由贸易精神。但很快，中国就改变了口气，表示对TPP乐见其成，商务部官员也公开表示过愿意考虑加入。而美国基于上述战略，根本不会在谈判阶段接纳中国。道理很简单，如果美国要为全球经济制定规则，则必须美国自己主导，纠合美国所能影响的伙伴国家来做。如果中国早早加入谈判，以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日益自信的运用实力姿态，势必在谈判过程中和美国讨价还价。有理无理争三分，本来就是国际贸易谈判的常态。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会大大延宕TPP协议的达成。前几年，有中国媒体人当面提问TPP应否邀请中国参加时，美国贸易代表科克（Ronald Kirk, 2009-2013年在任）冷冷地回答说，中国不需要邀请。但事实是，除了美国加入前的几个TPP创始国外，其他国家都是美国邀请的，对日本这样一开始半信半疑的，美国总统既打电话又当面劝说，软硬兼施将其拉进来。而当中国表现出参加TPP的兴趣时，美国基本上没有任何积极回应。
第二个说法是因为中国不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尤其是WTO规则，所以“国际社会”不想再带中国玩了。这也是忽视事实的看法。事实上，中国在遵守国际经济规则方面并不是一个差生和破坏者。以WTO而言，中国加入以后，根据WTO的规则大规模修订了国内法律和开放了市场来履行相关义务。对中国履行WTO义务的监督，有两个最权威的来源。一是WTO本身的贸易政策评审机制，它每两年对中国经贸政策审核一遍并公告天下。另外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它年年以批判的眼光审查中国在WTO的表现并发表审查报告。这两个报告虽然对一些不符合世贸规定对做法有所指出和批评，但从未指责中国严重不履行WTO义务。此外，WTO成员国之间也可以依照该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互相“起诉”，而WTO已经发展出了一个非常专业和独立的纠纷解决体系，其判决之公正合理，在国际社会颇获尊敬。中国自加入后，就成为争端解决机制的积极参与者，经常被告，后来也频频起诉别的国家。就目前数据来看，中国做答辩方的案件数，仅次于美国和欧盟。对败诉的案子，中国迄今为止也基本根据相关裁决修订了国内法和取消了不符合世贸规定的做法。
第三个说法是中国自身经济体制不够格，配不上TPP的高标准。必须承认这一点并非没有道理，但这是TPP自身的结构问题。TPP一方面设定高标准，另一方面又试图将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的国家强拉在一起。就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程度而言，越南不可能比中国更够格参加TPP。
世上本来可以没有美式TPP
但从更长远的时间段来看，TPP能在美国主导下成就今日之规模，也确实有中国的战略与战术失误的因素。2001年WTO发起多哈回合谈判的同时，贸易区域主义开始兴起，很多国家将注意力和资源投向双边或区域自贸协定。多哈回合多年没有实质进展，更加助长了这一趋势。中国不是区域主义的先行者，但看到大势所趋后也没有迟疑。2001，中国总理朱镕基提出和东盟国家签订自贸协定，后者在惊讶之余也实在无法拒绝。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协议2003年达成，2010年全部协议正式生效，从此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国际上引发广泛关注。在此协议刺激下，日本、韩国、印度等分别与东盟谈成自贸协议，形成所谓以东盟为中心的“东盟＋1”模式。这一时期，关于亚洲如何经济一体化的讨论，还有“东盟＋3（中、日、韩）模式与“东盟＋6”（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模式。
显然，美国是被排除在这一轮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之外的。其实美国虽然忙于反恐，也对此颇为忧心。但亚洲某些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一贯的立场是不愿意亚洲之外的国家参与亚洲的事务，本质上就是将美国排除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之外。事实上，中国很长一段时间的立场相当保守，甚至反对包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的“东盟＋6”模式，而是意图在东亚十三国取得经济一体化再说。这不难理解，因为“东盟＋3”模式下，国力冉冉上升的中国优势明显，势必居于主导地位。
美国最初的反应是非官方的。2006年，美国著名智库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C.弗雷德.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提出，亚太经合组织应该大力推行“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以作为振兴全球贸易的B计划。中美都被包含进来，而且将会是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天然领导者”。这虽然是学界建议，但如果当时得到中国回应，FTAAP的谈判恐怕早已启动，自然以后的TPP谈判就根本不需要了。
但是，当时热心于在东亚搞经济融合的中国，对FTAAP没有表现出丝毫兴趣，反而视之为美国企图主导亚太经济秩序的一个图谋，对这个提议冷淡以待，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概念基本上在亚洲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两年后的2008年2月，即将下台的小布什政府宣布美国将会加入TPP，并邀请澳大利亚、秘鲁和越南一同加入，代表着美国挤入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正式行动开端。
奥巴马上台伊始，对TPP既不放弃，也不算特别热心。2009年，奥巴马在首次出访亚洲时，正式宣布美国加入TPP谈判，但并没有对此投入多少资源。当然，TPP谈判也在不疾不徐地进行，主要是因为一开始的谈判相当容易，技术官僚们依照惯性进行就可，不需要政治领袖的多少介入。当时的奥巴马，正忙着使美国总统的行事风格尽量符合诺贝尔和平奖所要求的标准，他四处推广无核世界的理念，推动美军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出，在中东和亚洲建立美国的亲善形象，有点试图取悦于全世界的意思。
奥巴马对华政策之方向性演进，与过去历届美国总统似乎相反。民间普遍接受的一个说法是，美国总统在第一个任期对中国往往不友好，但在第二任，“学到教训”后，对华政策会转向，变得友好。不管这是真是假，奥巴马是反着来的。他的第一任，尤其是最初两三年，对中国表达了相当的善意。也就在此时，美国学界－ 也还是那个伯格斯滕－ 提出了“G2”的概念，大体意思是中美两国要在重大政策上紧密协调，同进同退，共同维护世界秩序。中国国内对此的解读是，这是让中国主动服赝于美国所领导的国际体系，甘作美国领导下的“老二”，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配合美国。众所周知，中国用行动拒绝了G2的提法，此后在理念上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原则，旨在追求不卑不亢的平起平坐关系。
虽然奥巴马对华释放了亲善的信息，当时的中国回应不足。
奥马巴上任后，所处理的第一件国际合作大事，就是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而在2009年丹麦哥本哈根的国际气候谈判大会上，发生了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插曲，也不利于中美之间的互信。当时中国、印度、南非和巴西组成“基础四国”，与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组成的“伞型集团”立场针锋相对。作为对某件事情上受到美国排斥的回应，基础四国领袖私下开了个会协调立场，并没有邀请美国参加。但奥巴马知道后自己找上门去，口里喊着在场的中国领导人的名字要求参加。应该说，在外交上这是一件相当令人尴尬的事情。在中国国内，有舆论认为这是扬眉吐气的外交胜利，迫使美国总统主动上门求肯。但在美国国内，舆论认为这是对美国总统的不尊重。
诚然，国家之间无恒友亦无恒敌，关系之好坏有着客观因素。不管怎样，在第一任的两三年后，奥巴马政府正式推出“重返亚洲战略”，军事、外交、经济三条腿走路，对中国开始防范性制衡，而TPP之成功，成为这一战略的重中之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美国宣布加入TPP后，中国的应对战略的一部分，先是大力支持东盟提出的与TPP并行的“区域综合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后又高调提出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前者完全就是中国此前不太热心的“东盟＋6”模式，后者也是中国此前横眉冷对的来自美国学界的提议。当然，作为因应情事变迁而作出的反应，频频出牌也可以理解。但是，这种处处被动的应对，确实反映了缺乏长远战略规划。
亦步亦趋的研究能力
对TPP的跟踪、分析和应对，还暴露了中国学界整体上敏锐度的缺乏，以及研究能力的严重不足。如今满城争说TPP的局面，恰恰表明此前整个国家政府、学术界和媒体对TPP关注的严重不足。如今在TPP谈成之后，不合常识、空话连篇的评论满天飞，而学界仍旧缺乏有意义的解读和实际的应对之策，体现了这方面学术研究上可悲的贫乏。
美国推动TPP的过去数年，至少有两个节点应该引发国内政商学各界警觉。一是2008年美国宣布将加入TPP时候。国际关系上，超级大国行为无小事。TPP在美国加入前就展现高标准高起点的特征，也露出一些新规则的苗头，但因为此前只有四个小国参加而不引人注目。美国之介入，其背后必有巨大的战略意图，而有美国参加的TPP也必然会产生巨大影响，所以从这个时候就应该对TPP开始深度研究了。另一个节点是2011年，当时奥巴马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宣布要将TPP建成“21世纪的高水平贸易协议”，为国际贸易制定下一代的规则。但这两个事件似乎在国内并未引发多少注意，除了一些零星的报道和个别评论。笔者在2011年12月的新加坡英文媒体《海峡时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True Partnership Must Include China”, 呼吁TPP谈判不可排除中国。国内学术界对TPP研究稍微变得热络的时候，是2013年日本加入TPP谈判前后。
也许不能过于责怪学界，因为自主研究并不被鼓励。在这个意义上，TPP“长期被忽视，一夜成热点”的现象，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