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底开始以来我国的反腐行动一再出乎各界人士的意料。此轮行动不仅没有像众人预料的那样来去匆匆，反而在最近几个月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无论是被调查官员的级别和频度之高均创下历史纪录。

在2015年6月的股灾过后，中央的铁拳开始重点打击金融领域，从泽熙系徐翔的倒下，到证监会的姚刚落马，再到龙头券商中信、国信部分高管被调查等，一众金融系统里头尾相连的官商们纷纷倒下，让人在无奈之余也多了些叹息。以史为鉴，世界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腐败经济是一些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之一。马来西亚就是一个明显例子。马来西亚除了宗教国因素外，其他与西方基本接轨，但是由于腐败严重，导致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徘徊不前，至今仍在“陷阱中”挣扎。

1.反腐政策与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并驾齐驱的过程

我国的贪腐比其他国家严重，原因是我国没有完成市场经济的建立。美国贪腐的程度比我国小，是因为美国的市场经济比我国的完善。回顾我国数千年的历史，很难找到像我国今天贪腐的盛行。历史上，尤其是在汉，唐和宋朝，有健全的市场经济。当时政府的活动范围小，国家的生产多半由私营企业担负。而今我国正在努力建立更完善的市场经济，是值得肯定的。诺斯曾在谈到我国经济的时候说过（注：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享年95岁），制度就是游戏规则，如今游戏规则改了，也意味着游戏的结果也必然改变。

当下来看，中央“反腐”的政策是目前政府正在施行最重要的政策，同时北京也强调了“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的重要。在这个背景下，自2015年初以来北京陆续推出了“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一系列具有指向意义的政策，之后又出台了“十三五”计划及其侧供给改革方案，中心都在于建立一个混合型的多元化经济生态圈，让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完美的结合起来。

如何结合？首先就需要解决好金融系统如何服务实体经济的问题，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下一步我国经济肯定会有非常多的变化，从它的规模和速度来看，经济相对低迷恐怕是一个典型的特征，并且这个特征会延续较长时间。在这个过程中金融系统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一方面，如果要阻止经济下滑速度过快需要有金融的手段，另外，经济下滑对金融系统本身也会产生一些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民众对于金融功能的理解只集中于储蓄、投资方面。因此，也相应的把金融理解为国民经济的血脉，这种观点没错，但是是片面的。这种片面的观点在我国的实践中被强化了，过去30余年的高速增长过程中，对于资金的渴求以及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强化了金融就是筹钱、用钱这个功能。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过去30余年的传统工业化时期，由于实体经济有比较确定的需求或者投资方向，金融体系的主要功能确实也就是为相应的生产与实体投资活动提供资金，这也导致片面地强调了金融提供资金的功能，而对其他有所忽视。

在十八大以来的经济“新常态”下，金融系统如何服务实体经济正进一步的复杂化。尤其是在经历过2015年夏天的股灾后，实体领域很彷徨，金融部门更是彷徨。尽管央行通过种种措施释放流动性，希望资金“引善入流”，但资金更多流向高风险、低效率但短期收益高的领域。其中之一就是去拆东墙补西墙，为很多的断头资金、断头的融资活动提供紧急救助，再有就是进入到投机性很强的领域中，如股市，如房市等。现在，北京很明确，要支持经济转型，防止经济失速过快，它能做的事就是把钱提供出来，但是过大的地方负债，融资融券的高杠杆，股市里的违规操作导致“抽血”，反而与决策层的初衷是背离的。

所以取消政府官员拥有控制经济活动的权力和减少国营企业或银行的活动范围，正是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两个最重要的目标。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不能容许政府参与大量的经济活动，如控制大多数的企业，让国营企业的生产占全国总生产很大的百分比，正如我国在实行计划经济时代的情形。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的环节是缩小国营企业的活动范围，增强私营企业的活动范围。这也是一个清腐配合经济转型的办法。

今年8月领导在吉林长春考察调研国企时就表示，我们要向全社会发出明确信息：搞好经济、搞好企业、搞好国有企业。当时就有分析认为，提出“我们要向全社会发出明确信息”，这是他亲自为国企改革放风，态度十分鲜明。这意味着资本市场稳定后，我国将不失时机地揭开全面深化国企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大幕。北京可能正在将“混合所有制形式”引入到这些企业。为了遏止国有企业的腐败、减少因腐败而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政府可能会着力提高“第三方监督”的水平，而这就需要给国有企业引入私人投资者或机构投资者。

如果政府真的这样做了，将会创造一种政府和所有其他相关方共赢的局面。一方面，外国投资者可以通过购买投资机构的股票或基金份额间接投资我国的国有企业，而来自第三方的监督则有利于改善国有企业的经营业绩；对政府来说，它可以通过引入“混合所有制形式”而把监督国有企业的一部分担子转移到私营部门的肩上。

从一定程度上来讲，经济目前所面临的挑战和全球金融危机之前西方主要经济和金融体系所面临的挑战有类似之处。就像花旗集团曾经的CEO （ Chuck Prince）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曾经说的，“我们知道（这些产品）有很多风险，也会带来复杂的后果。但是，只要音乐还在播放，我们就必须不停地起舞（注：次贷危机的内因是销售和房地产相关的有毒资产）”恰恰是在这种歌舞升平中，西方经济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悄然而至了。正像西方谚语所说的，正义可能有时会迟到，但是从不缺席。市场规律可能也是如此，越是刚性的泡沫，到破裂时越有可能造成始料不及的严重后果。

2015已临年末，即将走入新的一年，既是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一年，也是进一步深化改革，让市场更大限度地发挥配置资源作用，避免刚性泡沫的决定性一年。十八大以来，经济呈现出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是政治、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的另一个新阶段，也是“泡沫”避免快速刺破的必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