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中国到底给美国输送了多少利益只有天知道，普金说的好“美国需要的不是盟友而是仆从”，从前苏联被美国整垮到现在继续打压俄罗斯，中国应该醒了，中国和美国绝对成不了朋友。

蓝普顿：中美关系的临界点已近在眼前

关在过去的15年里，中美两国国内话语的论调都是从接触论，转向轻微阻碍论，进一步变为严重阻碍论，最终越来越偏向威慑论的方向发展。威慑论的语汇导致了对威胁、意图、军力、反击能力和可信度等问题的讨论。这些语汇与我们在过去四十年里通常使用的大相径庭。让我最担心的是，两国精英和大众讨论的重心正在渐渐转向更加极端的、且相互唱和的分析模式和政策建议。以往的政策并没有崩溃，但正在逐步式微。

这种政策趋势的深层原因

那么，这些现象的深层原因有哪些呢？

第一，1978年以来，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虽然并未得到普遍认同），中国在社会发展与治理方式、经济政策和公民国际意识（international citizenship）等方面正"朝向积极的方向"迈进，但现在这种对华认知在美国，特别是美国的政策精英中，出现了明显退化。美国人曾经坚信，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对外开放及其与世界融合进程的推进，假以时日，中美之间的价值与／或利益趋同将日益加深，但这种信心正受到当前中国国内政治收紧和对外强硬政策的挑战。在安全领域，尽管近期两国在军方交流以及其他重要问题上有了进展，但对中国正"朝向积极的方向"迈进的信心日趋低落，这意味着经济上相互依存会逐渐带来安全合作的观点越来越遭受质疑。近年来，美国对中国内政外交走向的评估已经不知不觉地来到来一个临界点。应该说，中国的某些国内经济举措看上去颇为积极。

第二个认识上的临界点是国家实力。直到新千年之初，美国仍然觉得自己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着世界唯一经济军事超级大国的地位。但是在"9·11"事件、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国内党派僵局以及2010年以来中国在东北亚、东亚、东南亚活动及其引起的反应等综合影响下，这种安全感正在逐步丧失。与此同时，中国却享受着加入WTO之后的高速增长，平稳地渡过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而且成为了几乎所有亚洲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我看来，中国的领导人和公民都希望，自己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能在国际体系中带来更高的国际地位和更大的影响力，使北京在核心问题上有更多的筹码来获得更有利的结果，同时，让北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治理机构中得到"更大的话语权"。当其他国家，如日本、越南、菲律宾，被认为采取了损害中国正当诉求的行动时，北京力争一个新的、更有利的状况。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再平衡）"策略让北京更加相信，一个实力正在下降的美国试图将日本和其他国家变成其代理人，联合起来围堵中国。

第三个认识上的重要临界点是在技术上日益明显的不断相互作用，在这一环境下，一方取得技术突破和新的军事能力，会促使另一方采取自认为是防卫性的技术手段来保存自己的实力。这一过程所导致的军力层层升级，使各方在军费增加的同时，安全感往往越来越低。这种情况在中美围绕海、空军事力量、空间技术，特别是网络的互动中是显而易见的。甚至美国陆军也跃跃欲试，想在应对一个强大起来的中国的行动中获得更多表现机会。 美国试图使更多的信息流入中国，在北京看来，这一举措就是为中国国内的政治不稳定推波助澜，因此，中国不仅用 "长城防火墙"加以抵抗，也用新研发的进攻性机能（"大炮"）来摧毁外部网络威胁。当然，斯诺登的揭露使美国的行动被摆上了台面，北京当然会对此产生警觉。实际上，这种相互作用的过程在军事、外交和政治领域都已出现--美国扩大了与日本的军事合作，而中俄联合军事行动也变得更加频繁。

最后，我们要考虑两国国内政治的问题，在中国领导层换届和权力巩固的同时，美国大选也正如火如荼，使得这一问题显得愈加重要。美国大选的主角是一班全新的总统候选人。在美国大选中十分重要的是锁定那些对选民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并且为财政紧缩时扩大军费开支提供理由的安全议题。不仅如此，美国公众普遍认为当前的中美经贸竞争对美国并不公平，而近期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激增很有可能会增强人们的这种感觉，并催生某些要求采取应对措施的呼声。有人声称，美国经济空心化，部分是明里暗里对中国的技术转让造成的，因此经济和安全问题正在合二为一。在中国，很明显，强化党执政的正当性和巩固新一届政府的权力的需要，并非外交政策考量中无关紧要的因素，而且，在中国自然也有利益集团。

政策启示

那么，应该怎么办？让我们从阐明两个基本原理开始：第一，国际上相对权力的分配随着新兴市场的崛起而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当属中国。在美国占全球GDP35%时为人们自然接受的战后世界秩序，在这一占比低于20%时便难以为继了。这一事态发展并不意味着美国的绝对福利和绝对力量的下降，但是这确实意味着，在其他国家崛起的情况下，以美国绝对主导权为前提的机构设置和行为模式需要调整。"适应"这些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获得更大发言权的合理愿望并不是衰弱或绥靖主义的表现，这对国际秩序的稳定与美国影响力的维系来说是绝对必要的。抵制新兴机构与拒绝承认影响力的再分配，只会不断将美国推向孤立和疲于应对的境地。美国需要的是一场在媒体、政府官员、学者和公众之间广泛而明辨事理的讨论。

第二，如果中国继续在邻国中制造焦虑、攻击西方价值观并拿境外势力颠覆中国这一套说事儿，就会促使周边国家不断增强自己的硬实力，并向本地区以外的国家，特别是美国，寻求保护。任何容许地区性大国获得不均衡影响力的、能让人联想到所谓势力范围的主张，都不是稳定的良方，也不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所能接受的规则。北京能做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改善和主要邻国的关系，搁置一些海上争端。多年前，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对越南的问题上做到了这一点。后来，邓小平在对日问题上也是这么做的。

更具体地说，美国和中国可以做什么？

首先，我们必须开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的进程，中美两国与其他国家一道，在这一进程中建立包容性的地区经济和安全机制，并调整二战后建立的全球和地区机制，使其适应世界和亚太地区新的权力分布。IMF投票权配额的问题应当是其中容易解决的一条。尽管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来达成，但如果不这样做，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都会寻求单方面增强自身的安全力量，建立平行的经济和安全机构，那么，我们将会看到，美国和中国越来越滑向更加敌对的状态。

北京和华盛顿需要某种类似"第四个联合公报"这样的文件来规划这样一种远见。我们不需要五十点主张，但确实需要一两个主要观点。第一点要阐明的是，世界已经改变、权力分布已经改变，均势和稳定是我们共同的目标，而让任何一个国家来主导都不足以达到均势的稳定。第二点应该阐明的是，两国会通力合作，并与别国合作，共同建立和调整当前的经济和安全机制，以反映新的现状。简单来说，我们要建立的是基辛格博士提出的"太平洋共同体"。

其次，这样一个声明应当遵循和强化相互依存的关系。美国和中国应当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和基础设施项目上合作。美国对亚投行最初的反应是错误的。举例来说，华盛顿和北京（可能加上两国的非政府组织）本来可以在阿富汗的项目中进行合作。在中美两国相互依存的关系方面，正确的方向是鼓励双方向为对方创造就业的企业进行投资，推动双边投资条约（BIT）的尽快达成。美国必须进一步表明在满足TPP原则的条件下欢迎中国加入。

除了书面宣言以外，中国需要再一次向外界保证要继续进行对内对外的改革，就如1990年代初邓小平用自己的"南巡"壮举所设法做到的那样。

总而言之，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有责任公开反对偏激的民族主义言论，提醒他们的人民，两国双边关系存续的战略理由十分简单且不容动摇：不管是世界还是我们两个国家，都承受不起中美互相为敌所要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