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总理阿巴迪22日抵达北京。这是阿巴迪就任总理以来的首次访华。而更让舆论意外的是，叙利亚副总理兼外长穆阿利姆代表团也同时抵达北京。此前21日我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出席纽约举行的叙利亚问题第三次外长会议期间向国际社会通报，中方将在近期邀请叙利亚政府代表和有关反对派代表访华，继续为促进和谈、推进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在叙利亚各方混战焦灼的今天，我国却能积极介入使叙政府与反对派对话，中式外交再次让世界聚焦。

　　安理会通过政治解决叙利亚的决议

　　而对于叙政府和反对派和谈的内容，我国给出的治理方式更加务实。北京认为双方首先应该实现从点到面的渐进式停火，依照叙利亚人民自己的意愿组建联合政府，北京还表示将协同国际社会给予叙利亚必要的人道救助，最后再过度到战后重建。这种务实有别于参与中东博弈的其他各方。在中东博弈的各派势力视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为水火不容，圆孔方木的同时，我国开出的方案一方面符合叙利亚政府的利益，另一方面也照顾到叙利亚反对派声音。

　　显然，这是我国外交中庸之道的特色。在传统文化里中庸之道是指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处世态度。中庸之道深刻的影响着我国的方方面面，不论是胡时代的和谐社会还是习时代积极外交理念的实践，中庸之道作为一种文化心理和社会心理都渗透其中。在叙利亚危机中，我国虽然在联合国对叙决议中和俄罗斯站在一起，但是我国与俄罗斯在对叙行动上却有着巨大的差别，在“积极”阻止利比亚模式在叙上演的同时，我国并没有跟随俄罗斯亦步亦趋深度介入其中的纠葛，相反我国同时保持着和叙利亚政府及反对派的接触。

　　自叙利亚危机以来，与美俄不同，不直接出兵参与打击，而是依托于联合国，坚持政治解决。这也反映了长期以来我国所坚持的在联合国框架下对话解决危机的国际治理理念。联合国参与将使叙政府与反对派的和谈更具权威性和合法性。

　　由此可见，在联合国框架下积极参与参与国际治理是我国的态度，而中庸之道却是渗透到外交实践里的方法论，传统文化作为武器仍能发威。邀请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访华已不是我国“调解外交”的第一次试水，上一次我国作为调解人的角色是在2015年5月，北京邀请阿富汗政府代表与塔利班代表在乌鲁木齐举行政治对话，通过对话有力的缓和了阿富汗国内激烈的对战局势。

　　然而，我国在中东地区博弈中有着特殊的角色和地位。一方面要积极的斡旋叙利亚危机，另一方面还要发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大国作用，我国处于这场博弈的外围，虽没有深度介入，但也并不独善其身。

　　事实上，在叙利亚危机中我国始终有别于其他博弈主体。首先以美英德法为核心的西方势力，其主张必须推翻巴沙尔政府，在地区博弈中强力扶持叙利亚反对派。其次是以沙特、土耳其为首的逊尼派穆斯林势力，而前不久沙特更是联合了由34个逊尼派国家组成的“反恐”联盟，同西方势力一样沙特联盟主张推翻什叶派的巴沙尔政权。

　　再一股势力是以伊朗为主的什叶派穆斯林国家联盟，他们支持巴沙尔政权打击叙利亚反对派。第四股便是俄罗斯势力，俄罗斯的介入无关穆斯林派别的斗争，更多是关注自身在中东的利益，在支持巴沙尔政府的同时还出动武力打击叙利亚反对派。

　　然而，中庸之道让我国保持着既不反对谁，又不支持谁，从而保持了同时与叙利亚政府及反对派的接触。有记录统计，从2012年9月至2015年10月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共6次分别来华。这是其他介入叙利亚危机的行为体很难办到的。而针对此次外交部的邀请，俄罗斯专家萨塔诺夫斯基说：“中国的倡议说明了一点，中国不仅在经济方面，并且在政治领域返回其原有的大国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