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2015年中国的性质还有待争论，但不管它想不想争霸，令人感到越来越担心的是，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与美国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或许会挑战当前美国主导的秩序。

理论家们现在埋头研究的课题是：美国对华战略的未来。从尼克松到奥巴马，8位美国总统奉行的基本政策是：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支持北京融入全球体系，管控分歧，防范负面风险。

但现在，人们认为所谓的“融入”战略正被证明是错误的。人们担心，中国正在积极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

在智库圈子里，清谈阶层现在经常粗制滥造出大量报告和文章，为下一个“X先生”（即乔治·凯南。1947年，乔治·凯南以“X先生”的署名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的文章，提出了对苏联的遏制政策——本网注）提出各种建议，只不过这一次是围绕中国。

文章说，但其实并不需要另一个乔治·凯南。因为从凯南的文章所作的推理和分析中，已经能够找出一套有效对华战略的要素。

当然，中国与苏联大相径庭。它并不是一个对抗性的经济体系，并不存在像“经济互助委员会”那样的社会主义经济集团。相反，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将它的未来寄托在全球化上。中国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经济体，不会给自己制造出脆弱的经济处境。

那么，该如何运用凯南的战略？

首先，在安全方面，应该明确地确定和表述政策目标，不是遏制而是抗衡。凯南认为，“任何美国（对苏联）政策的主要要素都必须长期、耐心但坚定、警觉地遏制苏联的扩张倾向”。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中国，不过要用“抗衡”替换“遏制”。

在如今的东中国海，人们正在目睹这种抗衡力量的运用。面对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管辖权发起的挑战，奥巴马总统明确表示《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适用于该群岛。而且，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起到了加强防务合作和增强威慑力的作用。

文章说，在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的同盟和美国与新加坡乃至越南、印度的安全伙伴关系基础上，一个潜在的印度洋-太平洋安全网络正在逐渐形成。显然，该地区正在寻求一种力量的平衡。

其次，过去35年来，亚洲的一贯模式是，伴随着经济奇迹的出现，政治体制改革随之而来。但政治改革在中国会更加复杂，将按照它自己的方式和时间表来进行。

文章认为，对美国来说，这意味着要坚信自由和民主等“软实力”的吸引力，而不是期待中国的改革将在某个特定的时候以何种方式进行。

对于美国的挑战是：他们能否有耐心和远见来保持安全方面的抗衡压力。美国人往往寻求即时的满足，但对华战略要求把目光放长远一些。如果相信自己的价值观，美国就应该能够看到中国的渐进式变化。事实上，2010年的中国与1970年的中国已有天壤之别，而2035年的中国也不会和2015年一样。

美国所面临的政策挑战将是调整和适应全球体系的结构性变化——中国的崛起是这一变化最形象的代表——同时保护和推进我们在亚太地区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在这一背景下，凯南关于对苏联政策必须“长期、耐心但坚定、警觉”的处方，是中国变成一个良性（竞争）伙伴的最大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