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习总出访中亚国家首次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宏大战略构想，其内涵不仅仅在于经济层面为国内促转型、调结构、保增长创造新机遇，也是为彻底改变长期以来“东重西轻”的经济布局做出的均衡发展部署，“海陆并举”的措施适应了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并从地缘政治角度深耕欧亚大陆、联通非洲的长远考虑，更是总结长期以来对美外交的深刻再认识与中国长远发展的理性回归。
3月从8日，国家正式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战略规划，从而标志着“一带一路”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一带一路”覆盖三大洲、连接欧亚两个经济圈，从出台与快速实施、丝路基金的启动，有前期的外交、经济铺垫，它是个长远目标。“一带一路”战略设计中“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植入，截然不同于美国，它包含了大国的担当，而非对国际和地区事务的垄断。中国的宏观战略设计不仅要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新局下减轻、消除资源获取和贸易畅通方面的安全风险因素，也在于以此激活陆权、倒逼西太平洋地缘政治安全现状的改善并重塑之，为中国参与并应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治理”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和地缘态势，进而以“中国模式”向世界提供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成功范本。
一带一路是个宏大的战略计划，也就是中国的战略投射能力与方向问题。“利益共同体”的概念屠如何策划与执行、安全后手如何植入、当前在安全政策方面的对外宣示是否有不协调之处、上层设计的政策和立法能否及时跟进等等问题都在考验中国，所以在“一带”计划实施中应分阶段、有步骤、保重点、即明确的指向性，而不是处处开花。
因时间、篇幅的原因，选取一个特定视角，重点谈谈“一带一路”的安全问题与建立“印度洋沿岸安全带”的屏障意义。
?一、陆海并重战略的出台：突破西方“二选一”战略思维的桎梏
近代历史上的传统大国（如中俄德），都是欧亚大陆强国，但在进入大航海时代之后乃至工业革命数百年间，均于不同时间节点上分别因不同原因相继失落。而继承了英式思维与海权论、绝对控制论的美国在“韬光”近百年之后终于抛弃了门罗主义，开始介入欧洲、远东与非洲的争夺，并形成延续至今的“一超”。
美国是个陆海并重的超强，区别在于：陆权后来成为制衡其他大国的工具，而秉承海权论并完成帝国海洋战略后，海权才成为它的立国根本。中国在大航海时代的前夜即明帝国时期曾有过难得的机遇，因执政的短见而错过，在清帝国时期更将这种闭关锁国发挥到了极致，使得中国15世纪的海洋之路刚刚几十年的辉煌就消失在南海-印度洋的波涛中。
深度看陆权与海权“非此即彼”的取舍，只是西方列强设定的以“陆权对立海权”的排中律选项，尤其是马汉清晰看出海洋世纪的到来而为美国海军战略的量身设计，深层是美英海洋国家的“离岸制衡”对大陆国家的方向性误导。中国作为欧亚大陆历史上传统的东方文明大国，在大国崛起的历史长河中是有史以来超大体量的海陆国家，由此决定了自身战略定位不同于传统大国，从规模、意义看在历史上尚无任何国家的先例可循，其对世界政治历史进程的影响也将不可估量。
?二、“一带一路”不容忽视的政治与安全问题
1、陆上“一带”的政治领域风险必将涉及安全保障问题
本着“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的中国，面对中亚地区、新老欧洲这些不同文明、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经济、投资交往中将遇到不同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政治风险和安全风险。
中国“一带”的西进，首先面对的是中亚国家。这里不仅是中国“西进”的必经之路，同时也是传统上俄国南下、印度北上、欧盟东出的“四战之地”，（即麦金德地缘政治学说中的“心脏地带理论”）身处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则决定了未来在地缘政治上大国力量交汇竞争的必然。中亚至西亚战略位置的重要性曾导致千年前十字军数次东征伊斯兰世界、近代法兰西第一帝国、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对俄冒进并坍塌，乃至本世纪美国战略蛙跳阿富汗而失败。中亚国家的民族宗教问题、边界问题、恐怖势力泛滥问题、以及其他内生性问题、加上大国博弈中被不断“做局”的因素，决定了未来政治、安全领域风险的必然。从以上角度看一路一带的安全，政府应对政治及安全问题早作预案并防患于未然。
2、海上丝路的安全问题同样突出
2013年10月，习总在东盟会上提出的海上丝路倡议，得到了东盟的积极响应。
首先，“一路”是中国战略扬长避短转向西进的有效策略，是与“一带”形成南北海陆双向互为补充、并环抱大中东、辐射非洲的另一条主线；其次，从资源获取、贸易通路的保护看，深层是国家对海洋权益与权利（非权力）的维护与重视；第三，是对古代海上丝路历史的延续和中华文明理念的再造。
从“一路”联通保障看，目前的主要安全问题集中于东、南两海，这里的安全局势不容乐观。两海争端被大国“定向炒热并数方联动”的趋势明显加速，以致大国海上力量直接介入已经成为事实。中国岛礁建设的完成使用与海军实力的强大尚需一个过程，当前南海的实控进程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的关键节点上。如何界定国家利益边疆、以及如何从安保上由中近海扩展至远海乃至印度洋？这方面，亚丁湾护航行动只是“走出去”的第一步。
中国在“海陆双向并行西进”的战略总规划下，作为海洋贸易、资源获取与大洋保交的多重考虑，特别是中国进口石油与对外贸易战略通道主要集中于印度洋海区和沿岸，这就对我国的海上丝路战略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也是中国海权的必由之路。
3、海上丝路西进印度洋，主要在于与美国、印度的共存
海上丝路与沿岸国家保持友好交往的同时，特别注意处理好与现今的印度洋海军强国美、印的关系，尽可能化解可能与之不和、甚至冲突局面的形成，与此同时，也要坚定地表明我国维护国家利益、印度洋航线安全以及国家海洋战略底线的决心。
（1）.与印度的共融。
在金砖国家框架内经济金融深化的同时，在这一区域保持良好沟通与协调。在当今国际危机四伏、南亚大国印度如何保持自己的真正独立性不受外来势力对其的冲击？这个方面，中国（含俄国）完全能够在金砖五国、上合框架下缓解印度的隐忧，而且在中印贸易上还有释放潜力的很大空间，提升双方的贸易依存度以及双边投资的扩大，既可以增加共识、减少分歧，也可以在政治上逐渐达成互信，这种互信必将反映在军事领域。
（2）.与第五舰队的共处问题。
（3）.与印度洋沿岸主要国家的关系处理问题。
（4）.以现有条件为基础，以开发非洲为契机，在北印度洋沿岸、非洲东岸加快海军及后勤补给保障的建设。这些“海上兵站”才能缓解我国在这里的军事劣势。
三、适时建立“印度洋沿岸安全屏障带”成为当前急务
从制海权的角度看，印度洋是世界地缘政治的海区中心，而印度洋以及北岸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就成了大国地缘政治利益和资源利益交汇最密集的海上及陆上区域。同时印度洋海上安全问题、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与缅甸对我国经济与中东联通、以及远达地中海、开发非洲之意义同样非凡。作为对“一带一路”南北海陆双向西进的有效屏障与安全支撑，以中巴伊“一带”之南线路径为策应“一带一路”的安全主轴、以三国“南亚经济带”合作为先导、以“中印孟缅四国经济带”为补充，适时植入、建立“中国-巴基斯坦-伊朗经济与安全伙伴关系”并辐射中东的“印度洋沿岸安全带”安保体系已经迫在眉睫。
大西部的安全问题已经从地区安全上升到了国家安全的高度，多年以来部分民族问题的逐渐激化有长期以来政策设计的偏差，更与暴恐势力、极端宗教势力、其他敌对势力的利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国西进计划实施的同时，必须要解决这些内生性问题，才能在西部通道（中-巴-伊）的保障上形成对外安全衔接，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安全关键之南线中-巴-伊作为经济开发合作与安全重点，应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来综合考虑，是否参照湄公河四国联合巡逻机制共同保障，而沿线部落联盟与宗教势力错综复杂的关系、文化习俗等都要先期进入并纳入安保之中。
结语：
一带一路在与各国交往合作的同时，如何对接诸如俄国的“欧亚联盟计划”、欧盟的“容克计划”、以及印度的“四季计划”，相信已经有了上层设计并已经付诸实施。在这个世界“大棋盘”上，身处欧亚大陆东中部并重新强大的中国，必然向“心脏地带”以西、以及两洋辐射影响力，其中安全问题当是首要之重。而随着中国复兴进程的加速，“全球治理”的新结构必将出现，它不以霸权大国的意志为转移，而是各国基于和平理念共同参与、共谋合作与发展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