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纽约时报》4月27日报道，43岁的小镇居民朗达·休斯是唐纳德·特朗普的狂热支持者，她72岁的母亲则对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抱有热忱。休斯总是避免和她母亲讨论大选话题，但她们83岁的邻居本杰明·格林似乎完全知道华盛顿需要什么。“只有一个凶悍的家伙才能理顺这个国家，”他说。

报道称，美国人民对政治主流感到幻灭并不意外。但研究结果显示，美国之所以出现严重的政治割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明显加快的全球化进程让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出现锐减。通过交叉参照2002至2010年间的国会表决记录、不同地区工作岗位减少的情况以及其他经济趋势，研究人员发现，受贸易冲击影响最大的地方，更容易在政治上走向极右或极左。

麻省理工学院知名学者、时报撰稿人大卫·奥特尔说：“不论特朗普抑或桑德斯崛起，都是这种趋势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冲击’并非唯一因素，但却是一个被忽略的环节。”

“受到进口竞争的冲击，对中间派非常不利，”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教授戈登·汉森说，“我们已经知道政治两极分化和收入不平等之间是有关联的，但那仅仅是相关而已。现在我们发现了经济变迁令政治分歧进一步扩大的机制。”

帕克·格里菲斯原本是代表考特兰镇所在的阿拉巴马州第五国会选区的一名民主党人，他对于政治中间派被人抛弃有着切身体会。他在2009年转投共和党阵营，变成了温和派共产党人，但这并不足以保住他的席位。在2010年的共和党初选中，格里菲斯败给了小莫里斯·J·布鲁克斯，后者加入了最右派的国会议员的行列。

报道称，就阿拉巴马州第五国会选区而言，政治风向已经进一步向右转了。但奥特尔及其同事发现，在少数族裔聚居的地方，同样的冲击会推动民主党占优的选区走向相反的方向。他们的研究结论是：贸易冲击来袭，受到重创的白人选民会向右转，非白人选民则会向左转，两党的中间派支持率都会下降。

20世纪下半叶，随着南方地区逐渐变得工业化，原本在农场里辛勤劳作的贫穷的阿拉巴马人得以勉强跻身中产阶级之列。在田纳西河谷管理局修建的那些可以提供廉价电力的水坝的帮助下，成千上万的工人在工厂里缝制着牛仔裤和T恤衫，在工会组织强大的工厂里，他们可以赚到高达20美元的时薪。但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这里的服装行业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走向崩溃，前述进程也就出现了逆转，将近1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消失了。这一新研究所凸显的是，经济学家们就旨在鼓励国家间工业竞争的那些政策的成本和收益展开了更广泛的反思。

“中国和WTO代表了一种严重得多的冲击，”奥特尔说，“那以前我们没见过这样的冲击，因为我们的贸易伙伴一直是富国，而非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生产率很高的发展中国家。”

奥特尔和汉森强调，贸易冲击只是让国会的两极分化愈演愈烈的多个因素之一（其他因素包括收入不平等、对移民的看法等）。但它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在过去十年里尤为如此——期间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数量出现激增。这种由贸易引发的两极分化，已经对国会的整体意识形态构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这项研究的几位发起人发现，受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冲击最严重的那些国会选区的选民，倾向于选择意识形态更为极端的立法者。

2002至2010年间，所受贸易冲击程度排在前5%的地区，制造业工作岗位减少量比排在后5%的地区平均高出19%。总体而言，那些受到严重冲击的地区比以前保守得多。

和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奥特尔仍然相信，全球贸易将为美国经济带来早就获得确认的益处。但他意识到，愤怒的选民完全有理由不快。“问题在于收益是分散的，成本是集中的，但我们的政治体系尚未着手处理与这些成本有关的问题，”他说。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克莱德·赫夫鲍尔等全球化的坚定捍卫者也承认，联邦政府没能满足因为进口壁垒降低而失业的那些工人的需求。但自由贸易的收益是“损失的10倍，”他说，“自由贸易让产品的价格降低了，就这一点而言，它真的帮到了工薪阶层的人。收入较低的人获得的好处更多一些，因为他们会把更大比例的收入花在购买商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