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这种无原则、无条件、无界限的“人性”，成为一批人的旗帜，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例如汶川地震中的“范跑跑”，网上就有不少人表示同情。一些电视台还以“思想解放”为由组织正方、反方，在节目中激烈争辩。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这种现象是可喜还是可悲？

毫无疑问，所有人都有维护自己生命的权利和自由，但你是教师啊，课堂里有几十个孩子啊，你就没有一点儿责任？你撒腿就跑，把自己的性命看得远远高于几十个孩子的性命，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能够得到认可？如果说这种行为被我们一些人肯定为“人性”表现，那么这种“人性”与兽性又有什么区别？如果这类理论横行于我们的社会，我们又怎样避免20世纪初孙中山的感叹：“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2014年3月1日21时12分，昆明发生暴·恐案。暴徒持刀在昆明火车站临时候车室肆意砍杀无辜群众，最终31人死亡，141人受伤，其中40人重伤。有多少暴徒？最初传说是“十几个黑衣人”，后来说是8个，最后证实是5个，其中还有1个女的，被捕后发现有孕在身，只能判她无期徒刑。就这5个暴徒肆意挥刀砍杀，造成如此严重的伤亡，平均每个暴徒砍杀30人以上。

在赤裸裸的血腥暴力面前，该怎么谈我们的血性？暴行发生后，网上到处是逃生技巧、保命举措，教人“不能激怒歹徒”“见黑衣者躲避”，还有人教说维语“朋友，住手，自己人”。这还有一丁点儿血性吗？有二百多人躲在一个小商店内，几位男士想冲出去拼，马上被拦住，“谁都不许开门，谁开门砸死谁!”

我们的媒体都在谴责暴行、祈福逝者，不去反思为什么失去了血性，不去讨论失去血性还有没有生命的尊严。你可以“人性”不离口，但如果失去血性，你的人性能保全吗？让无尊严的保命哲学流传开来，暴·恐分子活动空间是越来越小还是越来越大？人们的精神状态没有血性与正义的提振，谁敢说抗日战争期间，五六个日本鬼子带着百十号伪军就能把几万人赶得到处“跑反”、一把屠刀就能砍下一百多中国人脑袋的所谓“百人斩”局面未来不会重现？

建构主义鼻祖、美国人亚历山大 温特(Alexander Wendt)说：“一个国家在生存、独立和经济财富这三种利益之上，还必须加上第四种国家利益，那就是集体自尊。”我们有些人以为国家利益就是温饱，就是发展，就是韬晦与抓住机遇期，不知道集体自尊也是国家利益。为什么有些人“提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他觉得自尊受了冒犯：虽然我吃饱了，有车有房了，但钓鱼岛被占了，南海被占了，海外侨民被欺侮了，伤害了民族自尊，所以不满意，要骂人。这就是亚历山大温特说的“集体自尊”。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国家，宁愿人来犯我，不可我先犯人。“以和为贵”，儒家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明哲保身，忍气吞声，忍辱负重。为了一己利益或苟活于世，什么都可以不顾。人的尊严、社会价值、是非曲直、真理道义，都在忍、隐、退的灌输下，变得无足轻重。活着就是第一要务;能攫取点儿利益则是第二要务;至于什么“尊严”，有没有无所谓;什么“正义”，能不能实现要现实。

与此相应的，“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识义务者为俊杰”“活麻雀比死老鹰强”等等，在我们的社会大行其道。今天看，唯有血性才能冲破种种过于精细的利益考量，彰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做人的品德与生命的尊严。精细入微的利益算计，丢掉的恰恰是国家民族的品德和尊严。

理性与血性：从精神上站立起来

很多人把理性与血性对立起来，好像有理性就不能有血性，有血性就失去理性。其实，坚实的理性从来都以充沛的血性为前提：失去理性的血性可以说是考虑不周的鲁莽和冲动，而失去了血性的理性则是懦弱与胆怯、顺从与屈服。

让我们看看如果理性中没有了血性，是一种什么样的“理性”。

一个非常关键部门的非常重要司的司长，在一次内部招待的餐桌上就东海和南海问题讲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打个比方你们就明白了，排队的时候，前面挤进来一个壮汉，你又打不过他，怎么办？不如少说些话，让他加进去呢!”

你看他多么理性。打不过壮汉，索性让他挤进来，吵吵嚷嚷有什么用。普通人说说这种“认”的话也就算了，但这是我们国家重要部门的重要司长，不说是政策制定者，起码是政策提出者，脑中充满这种没有一丁点儿血性的“理性”，能想出什么样的应对举措，也可想而知。

我们今天的确还要忍耐，但绝不是无原则、无节制、无理性的后退。我们今天也还需要争取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但却不是坐等别人恩赐，而应去积极主动塑造。再拿出过往“以空间换取时间”的陈旧观念，会发现今天的空间一旦丢失，未来也很难回归。

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这个把美国从地区性国家带向世界大国的人，令很多中国人颇有好感，因为他拿出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一部分返还中国，办了“留美预备学校”，即今天的清华大学，还办了协和医院等。

西奥多罗斯福对中国充满复杂情感。他仰望这个东方文明古国，内心又鄙视它。在《赞奋斗不息》一文中他说：“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覆辙，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地腐败堕落，对外部事务毫无兴趣，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肉体暂时的欲望，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面对中国今天已经出现的这一事实：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在其他好战、爱冒险民族的进攻面前，肯定是要衰败的。”

我不知道那位司长看见这段话会有什么感受。西奥多罗斯福以中国为警示，要求美国千万不要像当时的中国一样，因贪图安宁享乐、畏惧挑战而衰败。

2002年11月，我们在国防大学与美国丹佛大学代表团讨论中美关系，中午国防大学宴请。

吃到高潮处，该代表团负责人法诺站起来高声祝酒。他说：“美国的装备世界第一，中国的餐饮世界第一，愿我们把各自的第一都保持下去，干杯!”

他太得意了，太忘形了，一下讲出了内心所想但不该讲出来的话。当时全场尴尬，他也觉出自己失言，坐下来很不自在，用了很多其他话来弥补，来缓解，想把刚刚讲的圆过去。

十几年过去了，法诺的话至今在我耳畔回响。我们中国人，外国人来了，好吃、好喝、好玩、好住，千方百计想给对方留下好印象。应该说，好客也没错。但关键是给这些强悍民族留下“餐饮世界第一”的印象，是增加我们的安全还是扩大我们的危险？

一个大国，仅凭大熊猫、兵马俑、万里长城、满汉全席、孔子学院等立足于世界，行不行？印度大文豪泰戈尔讲过一句话：“冲突与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义的根源和核心，它的基础不是社会合作。”这句话非常值得我们牢记。不彰显中华民族的血性，就无法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获取我们的一席之地。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讲道：“凡德意志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和带来有生命的东西，都是野蛮时代的东西。”

当年德意志把罗马帝国灭了，从文明程度来看，德意志是落后的，但又如恩格斯所言：“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变得年轻起来。”灭掉雅典的斯巴达，也是文明程度落后，尚武精神领先。

中国革·命也是一样。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斯大林说，革·命就是剥夺剥夺者。从这个角度讲，也可以说革·命运动就是恩格斯讲的“野蛮”。

正是中国革·命的这种“野蛮”，把鲁迅描写的“阿Q精神”、毛泽东讽刺的“贾桂习性”一扫而光，给千年沉睡的民族肌体注入全新的激情、全新的尊严、全新的血性，让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独立自主、奋发图强成为民族肌体内的全新元素，使这个民族真正从精神上站立起来。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令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美国人马克 莱恩和大卫芬科斯坦在《中国作战研究：1949年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实战经验》一书中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威慑作用，不是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有的，因为那时的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但却被普遍看作是一个柔弱混乱的国家。这种威慑力量是人民解放军不断地被用于战场，不断地英勇厮杀，并连创佳绩后才赢得的。”

回顾当年，新中国刚刚成立，为了捍卫国家安全，就敢于“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与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抗衡。抗美援朝后，西方得出一个结论：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上，新中国再也不会退让。旧中国退让太多了，动辄就是丧权辱国条约、割地赔款;动辄就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委曲求全。那些在旧中国占尽便宜的人们，终于认识到：新中国再也不会这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