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日，日股日经225指数午间休盘跌5.3%至14,874.65点。东证指数午间休盘跌5.6%至1,194.71点，击穿1200点。东证指数本周已经下跌逾12%，料创2008年10月以来最大周跌幅。在日本股市“血洗”之下，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仍表示：负利率将有助于达到2%的物价水平目标；日本央行的压力测试显示实体经济资金充足。麻生太郎也认为日本央行实行负利率是正确的决定，并且拒绝对下跌的债券收益率做评论。】

2012年十月大选时自民党的安倍总裁声称，只要开动印钞机大印钞票，就能摆脱通缩，日本经济自然就会恢复，于是在选举中大胜。自那以后已经过去了三年，结果如何呢？

2015年7月-9月的实际GDP（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2%（同比下降0.8%），与4-6月第二季度情况构成了两连降。因为GDP的平减物价指数（物价上升率）为0，所以GDP的名义成长率（实际成长率+物价上升率）也是负数。现在安倍经济学已经可以说走向了失败。             GDP是已经不合时宜的指向标

竞选时，安倍首相提出了“2020年前后实现600万亿GDP”的目标（译者注：此为安倍竞选总理时的目标之一，我国读者可能更熟悉与之一并提出的“三支箭”）。2014年的GDP是490万亿，所以要达成次目标必须在六年间使GDP增加110万亿，也就是每年近20万亿（4%）。这样的经济奇迹如何才能实现呢？

根据11月召开的经济财政咨问会议（译者注：日本内阁定期召开的会议，主要内容是由内阁及经济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与民间与会者一起接受首相关于经济运行方面的质询，审议与经济走势有关的重大议题）上，四位民间与会者（即未担任公职的学者或商人）给出的资料来看，如果能实现GDP平减物价指数提升1%和2%左右的潜在成长率，600万亿日元的GDP目标也是可能达成的。

从数字层面看确实如此。但是正如本文开始提到的，GDP成长率是负数，而物价上升率是0。而根据咨问会议上日本银行出具的资料，两季度的潜在成长率接近0。参加会议的民间与会者之中的宏观经济学者只有伊藤元重（东京大学教授）一人，他又是凭借什么相信名义成长率会急剧上涨至4%呢？

话说回来，对于人口不断减少的日本而言，将国内所得×人口而计算来的GDP作为目标来指导经济政策，已经不合时宜了。

尤其是在劳动人口每年减少1%左右、其他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GDP每年减少1%也是理所当然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也只能抵销劳动人口减少的1%，最后的增长率还是0。

因为潜在增长率基本为0，所以要在六年内增加110万亿日元，只有使每年通货膨胀4%才行。如果只是通货膨胀4%倒还简单了。比如日本银行如果把日本进口的石油全都买断，物价肯定想涨多少就涨多少。然而能不能保证只通货膨胀4%可就不好说了。

“通货紧缩导致经济不景气”的错觉产生了愚蠢的经济政策

劳动人口减少了所以GDP的增长率为0是理所当然的，消费减少了所以物价下降也是自然而然的，完全没必要将这些归为“通货紧缩带来的不景气”而大惊小怪。尤其是日本靠近低人力成本的中国，应该欢迎进口产品降价才对。

当然，还是收入更高比较好，但反映人们生活水平的并不是GDP，而是人均国民收入。安倍首相于2013年许诺了十年内将人均GNI增加150万日元，这个GNI正是国民收入。

这个GNI是将GDP与海外投资的收益相加之后的结果，与过去使用的GNP（国民生产总值）相同。不过，正像在日本发生的那样，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经济与GDP之间的差距变得很大。

比如说，电动机生产商把年盈利50亿日元的液晶工厂移到台湾，然后得到了100亿日元的分红，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GDP减少了50亿日元，GNI增加了50亿日元。反过来，台湾的制造商上交给日本总部的利润，是不会算入GNI的。

也就是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GNI-GDP的差值会越来越大。最近的20年，实际GNI一直都比GDP高，并且差距越来越大。2013年的实际GDP增长率是1.8%，GNI的增长率却是2.4%。托马斯·皮克迪（译者注：法国经济学家，著有《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也指出：“反应经济情况的应该是国民收入。从这点来看日本经济并没有那么悲观。”

安倍经济学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采取了在人口不断减少的情况下，仍然为了增加名义GDP而促进通货膨胀的政策。结果，实际工资减少，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增加，人们变穷了。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减少了。可支配收入是指从工资扣除税金，社会保险等“人为因素”的收入。消费者的行为并不取决于人均GDP，而取决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如下图右轴所示，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0年以来已经降低了五万日元。并不是增长率停滞了，而是现在在职的人们变得更加贫穷了。

从图中还可以看出，消费支出也随之减少。由于消费占到了国内经济的六成，消费支出的不断减少，正是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重要原因。也有人经常说消费税上调是造成可支配收入减少的原因，然而在2013年消费税上调之前，可支配收入也在持续减少。

社会保障才应该是行政改革的目标

可支配收入减少，2000年到10年之间工资递减固然也是其中一个原因，然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养老保险、医疗、护理等社会保险费用的增加。日本的所得税占到了GPD的5%，这在全世界来说不算很高。然而社会保险费用已经超过了6.1%，并且还将随着超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而急剧增加。

下面的图2是铃木亘（原作者注：学习院大学）根据现今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国民负担率（原作者注：社会保险费用和税金在收入中占的比例）的趋势模拟的结果。从模拟的结果来看，20年后的2035年，国民负担率将会达到60%。直观地说，就是工资的六成都会被直接扣除。

虽然现在也有人提出把养老保险改为公积金制度，但是由于医疗和护理的费用都是以征税（也就是说由相同一时间在职的人员承担）的方式收取的，这份负担将会急剧增加。2025年每两个在职人员就必须养活一个退休人员，2050年则是每1个在职人员必须养活一个退休人员。届时，由于生活费是两人之间分配的，国民负担率会高达80%。

实际上在这种情况到来之前，养老保险的账目就会出现很大问题，即便将退休金大幅减少，增加在职人员的负担也是不可避免的。消费减少最重要的原因并不是消费税带来的一时效果，而是刚才提到的超老龄化带来的对贫困的恐慌。

安倍经济学之所以失败，正是在于没有着手处理腐蚀日本经济的社会保障问题，却空谈“600万亿日元GDP”之类的梦话。因为怕得罪高龄选民，在野党也完全不提这个问题。论证社会保障改革，并向执政党和在野党说明问题的只有行政改革大臣河野太郎一个人。社会保障无疑是一种莫大的浪费，应该是行政改革的第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