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高等教育记事》（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美国一份关于高等教育的周报加周刊）读到过一篇文章，具体内容不记得了，但作者在开头用的一个小小的寓言却记得很清楚：
 
一条上了年纪的鱼在水里游着，迎面遇见两条年轻的鱼，便打招呼，“嗨你们好！水怎么样？”年轻的鱼回到，“很好”！又游了一会儿，那两条年轻的鱼扭头互相看着对方，问到：“水是什么？”
  

最近在美国公众电台听到的一台节目让我想起这个寓言。联想的过程有点绕，请愿意往下看的朋友多多包涵。

这台一小时节目的主题是关于“宣传”，三个例子，分别来自哥伦比亚、美国和中国。

哥伦比亚的，关于哥政府如何利用每年的圣诞节，在反政府军可能经过的地方，放上圣诞树。不但每晚树发出灯光，而且，一旦有人经过树的附近，传感技术就让树打出字样，以期影响看到灯光和字的反政府军官兵。据说因此造成每年几百人“投诚”；言下之意，宣传很成功。
 
强调一下：这一段内容的形式是，一个来自美国的采访者，负责将他采访对象的“故事”通过剪辑，编辑成上述这一例子。

至于为什么不问问有没有反政府军宣传成功的例子，了解这段历史和政治的朋友们应该知道其中不问之逻辑。

第二个例子，来自美国，但形式不同，由“说者”本人自述。

这个美国的故事，是关于叙述者几年前看自己6岁孩子参与的一出小学生演出时，他本人复杂的反应。他说自己没想到，这些孩子在台上演绎的，是关于旧金山出现的贫富悬殊问题，表现在各个方面，包括租金、房价、工作、教育等等，还外加对高科技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质疑。叙述者说自己一边看着表演一边感到生气，因为觉得，尽管主题没错，很现实，但不应该让孩子们来表演，因为那属于“灌输”（indoctrination），不符合他本人的自由主义精神。然而，中场休息时，叙述者跟一位明显比自己富裕的邻居闲聊，忽然发现自己想起了刚才舞台上孩子们的台词。长话短说，最终叙述者全家搬离旧金山，去到自己经济能力可以承受的地方居住；宣传也成功了。
 
真的吗？也许那宣传的初衷是要让所有认识到问题的人们共同努力去改变现实，而不是如叙述者，选择逃离？

第三个例子，关于中国，回到采访者和被采访者的模式，被采访者有二，一位是个记者，曾以《纽约客》驻京记者的身份在中国住了七八年，然后像很多人一样，利用自己的经验写书，题为Age of Ambition （野心勃勃的年代；或，雄心勃勃的年代，2014）。我没有看过此书（但不得不承认这类书读者众多，影响远比学术书大），但已经好几次听或者看到对这位作者的采访和他的演讲。
 
回到节目：重点放在该书作者的一个论点：说是中国用“国耻”这两个字，作为宣传，很成功，但又说这个宣传的内容并不都真实。那么这个“不真实”由谁来证明呢？由一个大陆出来读本科的学生证明。这位也被采访的中国学生在杜克大学求学，说自己从小就被这样教育，只是到了美国，才发现这是宣传，于是做了个研究，发现确有问题，比如，“狼牙山五壮士”，其实并不是五个人都死了。等等。
 
也许该学生的研究没有那么简单，但被套进这个节目叙述的逻辑里，是这位尚不知这趟“水”是什么、有多深的年轻人所无法避免的。

短短十五分钟里，这么复杂的问题，哪一点说得清楚？但是没关系，在当下美国的主流文化里，只要是负面的，任何关于中国的都不会有什么人质疑。至于，难道近现代中国没有经历过丧权辱国？没有被侵略瓜分？难道中国人民的生命没有被侵略者涂炭？难道中国人不应该奋起抗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争取民族解放、独立、和自主？难道犹太人可以坚持“永远不忘”（never forget）并享有永远不忘的宣传合法权，而中国人民就不可以？等等等等，完全不会被同时提出考虑。
 
当然，这种认为中国人如果不跟西方人想在一个路子上就是被洗脑的观点，是西方主流媒体不厌其烦的宣传主调。所以，在强调中国政府的宣传颇为成功的同时，这一主调的宣传也一次又一次的成功，直至成为“水”，与不知水是什么的鱼共建“鱼水情”，斜眼面对因为鱼龙混杂而基本个个参与争吵着什么是咸水、淡水、混水、清水的中国鱼；万一自己翻了白肚，就怪别人的水太浑。
 
谁的宣传更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