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缘角度看，在中南半岛诸国中，泰国的地理条件可谓得天独厚。其国土面积51.3万平方公里，人口6700万。中部的湄南河平原地势平坦、水量丰沛，适合发展工农业，是天然的“立国之资”；西部的山脉、东北部的干旱高原以及南部的泰国湾，又为湄南河平原这片国家源生地提供了天然的保护，使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缘单位，而其东南部延伸入马来半岛的狭长地带，在为东面的泰国湾提供屏障的同时，又使得以将触角伸入印度洋，进而享受印度洋文明的辐射。
地缘板块完整，地缘实力不俗，拥有海陆双重文明特质，这是泰国得以立足的资本。但仅就于此，还不足以说明其之重要性。最为重要的是，泰国地处中南半岛乃至整个东南亚板块的地缘中心。这种类似中原的位置，使泰国成为控制东南亚地区的关键所在，其地位可谓至关重要。
只是，对泰国而言，这种重要性却未必就是福音。
如果泰国本身足够强大，那它大可以凭借其中央地位东征西讨，建立一个由己主导的东南亚秩序。
但是，与湄公河、红河、伊洛瓦底江等其他地缘板块相比，湄南河平原在地缘实力上并无明显优势，而对印尼、菲律宾等远隔重洋的海岛（半岛）国家更是鞭长莫及。
这种类似于中国战国时期魏国的地缘格局，决定了泰国不仅无力整合东南亚，反倒经常会沦为各方争霸的主战场，陷入四面受敌的尴尬境地。从这个角度看，这种中原地位，反倒给泰国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中心的位置和本身实力的缺乏，使维持各方势力的均势和平衡，成为泰国保全和壮大自身的重要手段，并深深嵌入泰国人的外交基因当中。
不过，虽然维持均势的政策千年未变，但是在践行的过程中，泰国人的视角和手法却是古今大有不同。
在农耕时代，唯一有能力改变东南亚政治格局的中国重心在北，对此地并不关注；而区域内各地缘势力半斤八两。在这种情况下，泰国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国力，以相对强硬的姿态施展纵横。换句话说，此时的泰国虽不足以决定中南半岛的政治秩序，但起码可以对秩序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
但工业时代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局面。十九世纪大举入侵东南亚的英法两国，远非泰国、乃至区域内全部国家所能匹敌。到十九世纪末，英国占领缅甸，法国则占据越南、老挝、柬埔寨，对泰国形成东西包夹之势。面对如此窘境，泰国别说再昂着头搞外交，连国家能否存续都成了问题。
此时的泰国，想靠武力保卫国家当然是痴人说梦。但祖宗传下来的均势平衡之术，却又一次派上了用场——论国力，英法本就是半斤八两；具体到中南半岛，两国也是一东一西，体量相当。既然两强势均力敌，夹缝之中的泰国也就有了生存空间。
泰国身处英法两强中间，又是中南半岛地缘核心，他的归属，将直接决定谁将成为中南半岛的最后胜者。
可是，英法固然都想全领中南半岛，但谁也没有实力彻底压倒对方。在这种情况下，留着泰国这个中心地带缓冲国，无疑是避免两强正面冲突的最好方式。泰国瞅准这一点，左右逢源两头卖乖，最后竟神奇般的幸村下来，成为东南亚唯一没有被殖民的国家。
不过，必须要注意的是，这种均势平衡，已与古代时期大为不同。19世纪末的中南半岛政治平衡，是完全建立在英法两国的实力均衡基础上。泰国虽是仍是平衡的中心点，但它对这种平衡格局的形成已没有太大主观影响，而更多的只是一种顺势而为。
这种被动的地位，决定了泰国虽也能因此获益，但一旦外部环境改变，平衡被打破，它也无力阻止。
这种担忧在二战时终成现实。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从中国大举南下，英法殖民统治土崩瓦解，东南亚成为日本一家独大，维持泰国独立的均衡基础不复存在。
好在此时日本的领土野心主要针对东亚大陆，中南半岛尚不在其重点经营范围，因此泰国并未亡国。但作为回报，它也不得不加入轴心国行列，成为满洲国一般的日本附庸。
二战结束，大日本帝国彻底瓦解，泰国的独立主权得以恢复。此时的世界，已与战前大为不同。在美国的主导下，民族国家成为世界主流，泰国作为独立国家实体的地位已不会动摇。但是，来自中国的红色影响，又使泰国统治集团感受到新的威胁。
虽然新中国一向尊重民族国家的主权，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受意识形态影响，错误的奉行输出革命的政策，整个东南亚地区（尤其是华人占一定比例的地区），都受到了中国红色意识形态输出的影响，并确实对部分当事国的内部现有政治格局构成威胁，甚至引发了一些国家的动荡。
在整个区域都受到冲击的情况下，泰国自然无法幸免。而且，泰国面临的形势，比印尼、马来等国更为严峻：
首先当然是华人因素。泰国华裔众多，随着中国势力的强势南下，泰华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影响。
不过华人因素其实还不是最主要的。因为泰国的文化具有较强的包容性，使华人对泰国的认同感远高于马来、印尼等国家。凭着这一套文化体系，泰国有信心获得大部分泰华的支持。
但是，反过来，如果这套文化体系被摧毁，那泰国的自信就荡然无存了。而中国的输出革命，恰恰是以红色意识形态为依托，文化体系正是其攻击重点。而且更要命的是，东南亚各主要国家中，泰国的文化体系最为脆弱！最经不住打击！
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还是泰国的地缘条件造成的。
之前我们已经说了，泰国是一个“中原之国”。这意味着，它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南部的北大年等南三府，向来就是马来族穆斯林的地盘；以清迈为中心的泰北，自古便受中华文明影响；聚集了大量华人移民；西部的山地，基于地理条件的不同，也形成了不同于湄南河平原的独特民族文化；而近代强势而来的西方文明，更是对泰国造成全方位影响。
按理说，多种外来文化的交融，有利于自身文明的进步，这对一个国家来说也不一定是坏事。但是这种判断得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自家的主体文化能吃的下他们。
对中国来说，这似乎不是问题——凭着自家的体量，甭管你谁来，咱都能把你给汉化了！
但泰国是一个小国，泰族文化也只是一个区域性的弱小民族文化，而他面对的中华、伊斯兰、基督教，正好是世界三大主流文化。
由于彼此间距离较近，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化进入泰国后，影响力仍有相当留存；基督教文明虽相隔万里，但却是挟着工业革命的东风而来，更是强势至极！
世界三大主流文化齐聚于此，哪一个都不是小小的泰族文化应付的了的。换句话说，泰族无法用自己的主体民族文化将外来者吸纳，进而无法像古代汉族融合蛮夷那样，将境内其他民族融合成泰族。
统一的文化体系，是保证国家稳定、维持国民对国家认同感的重要思想基础。可泰国的这帮少数民族，泰族是吸又吸不了，赶又赶不走；甚至自己落后的泰族主体文化，反倒被这些更先进的文化体系冲击。无奈之下，泰国只能放弃以民族融合方式，打造统一文化体系的想法，另寻他招。
泰国的方法有二：
首先是大力发展佛教，用宗教文化代替民族文化，构建统一的思想体系。由于东亚地区自古就深受佛教影响，而佛教本身也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宗教，所以极适合泰国的国情。
应该说这种做法是基本成功的。华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虽不大认同泰族文化，但对佛教是绝无抵触。除了19世纪末才并入泰国的南三府伊斯兰教地区外，泰国的其他地区，佛教都广为传播。
第二则是树立王室权威。通过强化国民对王室道统的尊崇，在世俗层面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认同体系。这也是泰王室能够继续延续的价值所在——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统一。
只是，宗教也好，王室道统也罢，都只是一种较为空泛的认同体系。相对于构建在共同生存空间、共同生产方式，甚至血缘关系上的民族文化体系，它在凝聚力方面存在天然的缺陷这使得他在面临其他意识形态体系冲击时，显得难以招架。
由于中国的革命输出，在具体操作上是以当地华人为根基的。对于马来、印尼等国来说，他们可以借助本就较强的民族意识，将这场冲突界定为民族冲突；而这两国又是伊斯兰国家，宗教体系的排外性极强，这两者相加，足以抵御红色意识形态的影响。
轮到泰国就不行了。它本来就是个民族意识较弱的国家；而且佛教又是排他性极弱的宗教，再加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共-产-主。。义思潮最为红火的时期，这种种因素，决定了一旦让红色意识形态泛滥，泰国将面临灭顶之灾！
首先，宗教和君主制都与红色意识形态不合，必将受到冲击——这意味着泰国的统治阶级将彻底洗牌。
如果宗教和君主制被推翻，维持国家认同的文化体系将不复存在。如果红色意识形态能重建统一的国民认同体系倒也罢了。如果不行，在缺乏统一民族文化体系的情况下，泰国各不同民族的自我民族意识必将复活。
综上所述，如果红色意识形态波及泰国，必然会对泰国政治和社会结构造成巨大冲击，并有可能引发国家内战和分裂。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应对中国的输出革命，泰国遂重拾均势制衡政策，选择了亲附美国。
美国的超强实力和文明的先进性，确实能够帮助泰国有效抵御中国影响的冲击；而美国远在万里之外，不会直接威胁泰国主权；秉承现实主义原则的山姆大叔，也不会对泰国社会结构进行改造。基于此，亲美，符合泰国的利益。
对美国而言，泰国的亲附可谓至关重要。作为东南亚的地缘核心，泰国本身虽无主导区域局势之力，但一旦有强大外来势力进入，以此为根基，则完全有能力对东南亚片区实现全面掌控。
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美泰结盟之后，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中国则在战略上陷入被动。最后，除了地缘关系最为紧密的越南之外，中国在其他地区的革命输出陆续失败，甚至最后连越南也反戈一击，中国在东南亚被全面孤立。
时至今日，美泰联盟依然是美国掌控东南亚局势的重要基石。甚至，在连与自己渊源最深的菲律宾，都已撤出军事力量的情况下，美国依然保留在泰国的军事基地，这足以证明泰国在美国东南亚战略布局中的中心位置。
只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形势又发生了变化：
通过三十多年的积累，中国已基本恢复大国实力，并仍在持续增强；与此同时，中国也彻底放弃了意识形态输出的错误做法，转而以经济为纽带，通过合作共赢的方式，积极拓展在东南亚的影响力。
中国的这种变化，不可避免的对泰国的外交战略产生重大影响：随着中国的转变，发展中泰关系不仅不再有祸国之忧，还可从中获益——无论是现实中汹涌而至的中国游客、对泰国农产品的大量需求，还是规划中的中泰高铁，甚至传说中的克拉地峡运河，都对泰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但这并不能抵消泰国的疑虑。
毕竟，中国输出革命的年代并不久远，这段回忆绝对不会让泰国人觉得愉快；更重要的是，随着时代和科技的进步，中泰的地缘联系已经大大加强，而现代中国也一改古代之做法，转而积极扩展在东南亚的地缘影响力。
与中国的合作，固然能在经济上广泛受益，但政治上受中国的影响也会逐渐加深。甚至，由于地缘的关系，这种影响远比美国来的紧密且不可逆。这对注重主权独立的泰国，以及泰国掌权者而言，并不是他们所乐见的。
在这种矛盾心态主导下，泰国的选择，依然是千年不变的祖传法宝——均势平衡。只不过，其内涵与四十年前相比，发生了些许变化：从以前的联美制华；转变为两头讨好。具体到现实层面，则是泰国一方面依然保持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允许美国驻军；另一方面，则大力发展与中国的合作，从中获得经济好处。
从泰国的角度出发，这种两头通吃无疑最符合其国家利益。而他也确实有这样左右逢源的本钱——东南亚地缘核心的重要战略地位，决定了无论中美，都必须争取其之支持，对其大操平衡之术也只能容忍。
但容忍是一回事，接受又是另一回事。对积极扩展地缘影响力，谋求建立东亚新秩序的中国而言，美泰军事同盟是绝对无法接受的。虽然现下无力改变，但从长远来看，将美军挤出泰国，是中国必行之举。
当然，要达到这个目的，最直截了当的手法便是武力。但以中美国家体量、相互关系以及当代国际环境来看，中国几乎不可能用武力解决问题。何况，除了武力，中国还有更好的武器——经济。
在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泰国要想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与中国合作无疑使最佳道路。而中美与泰国地缘关系的不同，决定了中国对泰国经济的影响力，是美国无论如何无法匹敌的。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中国不出现重大经济危机，泰国几乎别无选择，只能与中国经济深度融合。而这种融合达到一定程度，泰国也就丧失了在中美间左右逢源的资本。届时，美军基地被请出泰国也就水到渠成。
也许，操弄惯了纵横术的泰国，在主观上并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但是，进入工业时代后，外部大国的进入，使泰国基本失去了影响秩序形成的能力。尽管均势制衡仍在继续，但这种政略从根本上讲，不过是一种被动的跟随调整，是在无力掌控大势之下的机变之术而已。如果大势改变，用术之环境不再，泰国也无可奈何，最终只能随波逐流了。
但凡对泰国政局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在这个佛光普照之国，军事政变犹如家常便饭。自1932年君主立宪算起，短短八十来年时间，泰国经历了近二十次政变。军方、王室、佛教、民选政党，各方势力犬牙交错，将泰国政局推入一波又一波的动荡，而红衫军和黄衫军的街头争斗，更将民众来入冲突和对立当中。不过，尤为难得又让人颇为不解的是，在这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乱局之下，泰国社会竟能大致稳定，国家从未因政治的纷乱而产生内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在这里，我们不妨对泰国的这一政治奇观做一番简单剖析：
无法实现的中央集权
中央集权的一大特征，是国家政治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手中。这种体制的一大好处便是稳定。通过对政治和资本权力的掌控，中央政府可以从容处理国内出现的各种危机——无论是镇压、安抚、还是协调利益分配，中央政府都有足够的资源和手段应对。
当然，中央集权的国家内部也有各种利益集团。但是权力的高度集中性，使利益集团发动军事政变的风险大增；同时，只要政府在政治权力架构中留下通道，给予外来者足够的进入和上升空间，并形成合理的博弈规则，便可将矛盾限定在内部的政治斗争层面，而不至于要通过军事政变这种强破坏性的手段来解决。这种政治体制在世界范围内的最典型代表便是中国。
但是，中央集权政体的实现，也有一个基本条件，便是文化的同一性，具体来说，就是国民差异性较小。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国家内部存在不同利益团体，他们彼此间的分歧也相对较小，且多只集中在经济利益层面，相对容易调和，此类国情下产生的不同利益团体，即便同时引入政权内部，也能够温和消化，不会对现有政治架构造成太大的冲击。
可是泰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在上篇中我们已经说了，泰国的统一国家认同，并非基于同一民族体系，而是建立在宗教体系和王室道统之上。
只是，宗教也好，王室道统也罢，都只是文化构成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用来维持一个相对概念化的国家认同或许足够，但要打造一个具体化的高度集权政治体制，就显得力不从心。
相对于文化的冲击，外部政治势力的影响，更对中央集权造成重要负面影响。作为中南半岛乃至东南亚的地缘核心，泰国内政不可避免的引发各方势力的兴趣。而泰国偏偏又是一个小国，不具备像中国那样阻挡外部势力进入的实力。在外部势力，尤其是大国势力角逐于此的情况下，泰国内部势力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影响，产生分裂。
外部政治势力与文化影响的双重制约，泰国想通过打造强势政府来避免军事政变，此路难通。
难显功效的分权民主。
对于民族成分复杂的国家来说，分权民主通常是一个弥合分歧，和谐共处的好政治模式。自1932年君主立宪后，泰国便逐步学习西方政治模式，并最终建成了以全民选举为特征的西式民主制度。
只是，在欧美颇有成效的现代民主制度，在泰国却水土不服——一方面，军事政变频频发生，民选政府动辄被驱赶下台；另一方面，红衫军与黄衫军的热衷于街头争斗，民主选举制度同时被双方藐视。
为何橘生淮北则为枳？
这似乎要从经济层面来分析。
作为一个资源并不丰富，人口却有近七千万之多的国家，泰国要整体实现现代化，大力发展制造业、积极推广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必经之路。但在操作过程中，泰国却面临着内外两大困难：
首先是国民性格。泰国属热带季风气候，夏季湿热漫长。此类气候条件下的人类，在从事体力劳动时的身体舒适度较差，疲惫感较强，劳动效率和劳动积极性向来不高。故而，慵懒几乎是所有热带地区人类的共同特征，泰国也概莫能外。
当然，如果是农耕时代，这并不是问题。中南半岛阳光充足、降雨丰沛，土壤肥沃，极适合农作物生长。这些天然的优势，足以抵消泰国人在勤劳方面的不足——他们在湄南河平原随便刨两锄头，收获的粮食也比黄河边辛苦整年的中国农民要多。
但当进入工业社会，问题随之而生。工业制造，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制造，与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密切相关。让慵懒嵌入基因里的热带民族在湿热环境下长期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其效率可想而知。
在上世纪后半页东南亚与东北亚的制造业竞赛中，前者始终处于劣势。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相继迈入发达经济体，而包括泰国在内的东南亚诸国却始终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挣扎。虽有政治等其他因素影响，国民性格的不适应亦是重要肇因。
而除了国民性格外，中国因素也影响了泰国的转型。虽然东南亚具有上述先天劣势，但当日、韩、港、台相继相继完成产业升级后，由于当时世界上再无其他更合适地区，这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依然会陆续迁往东南亚。
但是中国的横空出世改变了这一切。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一个十亿人口级别的大国加入了对制造业的争夺当中。中国疆域广阔、人口众多，人民吃苦耐劳，学习能力强、国内产业门类齐全、政治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再加上伴随改革而快速建成的良好基础设施，这一切因素聚集在一起，造就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世界工厂。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后的中国，犹如一头工业巨兽，将世界上大部分标准化工业制造项目吞入腹中。
泰国完全不具备与中国竞争的能力；再加上小国实力有限，在金融市场上无法抵挡国际资本的洗劫，这多重因素，导致泰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经济长期停滞，工业也大量流失。
制造业是吸纳劳动力的主力军。泰国在现代工业建设中的受挫，导致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平民阶层，无法通过从事工业生产而获得财富，只能继续从事传统农业。
相对于现代工业，传统农业的产出是极其有限的，这也就意味着泰国农民的财富创造能力有限，无法享用到现代社会的物质成果。
当然，并不是所有泰国人都是如此。泰国必经是一个开放多年的国家，而且也有一定的地缘资本，通过商业、残存工业以及旅游业等行业的继续发展，也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中产阶级。这部分人主要生活在曼谷，工作在有冷气的写字楼中，赚取足以享受现代物质文明成果的酬劳，他们和统治阶级一起，共同构成泰国的有产阶级。
少数统治者、一定数量的中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其中农民又占大部）。这就是泰国的社会阶级构成。
表面看上去，这种金字塔状的社会结构虽不如橄榄形社会结构稳定，但也不至于如此纷乱。至少亚洲另一个类似结构，并同样采用民主政体的国家——印度，就比泰国要稳定的多。
但印度与泰国是不同的。印度所在的南亚次大陆是一个完整且相对封闭的地缘板块，且印度本身体量较大，这决定了印度可以打造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体系。这个体系可以采用种姓制度，禁锢下层民众的物质欲求。
而泰国却不能够，泰国地处各方势力交汇之处，且其自身力量较弱，很难不受外来文明影响。所以，通过思想禁锢扼杀底层百姓物质欲求的办法，在泰国无法施行。
对外部现代文明的深入了解，使国民积累了强烈的物质渴求，可是，泰国工业化的挫折却使这种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甚至连希望都看不到。这种积累起来不满情绪，必然会反映到政治层面，这就为泰国的政治稳定带来了危机。
由于农民占国家人口大多数，所以只要获得农民的支持，便可攫取权力的宝座。既然如此，当然会有政党和政治人物愿意为农民代言。在现实政治层面中，他信——英拉的西那瓦家族则充当了这一角色。
其实就出身而言，西那瓦家族不仅不是农民，反而是泰国顶级富翁，典型的豪族世家。不过这并不影响他们利用农民的选票，实现家族在政治上的野心和抱负。
由于泰国采用的是西式选举制度，西那瓦家族利用选票上位的做法并不违规。但是，在现实层面中，他却遭到了包括上流阶级和中产阶级在内的所有有产阶级一致反对。
这又是为何？
还是经济的问题！
农民的选票不是白给的。对西那瓦家族而言，既然是利用农民的支持赢得选举。那他们一旦掌权，则必须要回报农民，否则必将被其抛弃。
泰国的农民最需要的是更好的物质生活，而实现这一目的，有两种方法。
上策是做蛋糕，大力发展经济，使社会财富总量大幅增加，再辅之以合理财富分配方式，逐步满足中下层百姓的物质需求。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大规模工业化，为农民提供能够赚取更高收入的工业岗位，使他们不再受困于只能提供温饱的传统农业当中。有了足够的收入，这些曾经的农民自然就有能力住上现代住宅，购买电器、消费美食，外出观光旅游，得到自己想要的物质享受。
这是典型的中国发展模式。但也正因为中国采纳了这种模式后，已将全球普通制造业吃干吞尽，所以泰国基本上无路可走。
既然工业化行不通，做蛋糕也就无从谈起。但农民的物质渴求又十分强烈。如果不想被自己的支持者抛弃，那西那瓦家族能选的就只有下策：分蛋糕，直接对社会现有财富重新分配；换一种说法，就叫劫富济贫！
无论是王室、寺庙、资本家，甚至是中产阶级，对割自己的肉去填农民的坑都是深恶痛绝的。但是，只要受农民支持的政治势力掌权，他们必然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放有产者的血（当然，鉴于他们是掌权者，所以割肉这种倒霉事肯定轮不到自己头上，借机黑吃黑倒是不无可能）。
如果不想被割肉，有产阶级必须阻止代言农民的政治势力上台。但在泰国现行政治框架下，这是做不到的。
作为一个采用西式民主制度国家，政府由普选产生。整个国家有产阶级的人数不过几百万；而农民手头的选票却有数千万张！换句话说，无论怎么选，西那瓦们都会取得胜利！
选举不可行，那剩下的就只有军事政变一途。毕竟农民只是人多而已，社会资源主要还是掌握在有产阶级手中。在选战打不过农民的情况下，有产阶级可以通过动用军事力量，将西那瓦家族驱逐下台，这也算是对“体制内造反势力”的一种反制。
但这也只是剜肉补疮罢了。因为军事政变后，政变者又会面临新的尴尬——接下来该怎么走？
短期内，泰国可以实行军管。但军管本身就是一种强权政治，而在之前我们已经说过，泰国不具备集权的条件。如果军管长期持续，政府与农民，甚至政府内部各派系之间的冲突将愈演愈烈，在缺乏民主政体作为缓冲的情况下，这种冲突必然会将国家引入内战。
无奈之下，泰国最终只能回到民主制的框架中。只是一旦回复，受农民支持的政治势力又会通过选举上台，迫使有产阶级再以军事政变镇压。这一波又一波的选举与政变绵绵不休，最终导致了泰国政局的恶性循环。
如何解套——解铃还须系铃人
正因为蛋糕做不大，泰国政坛才会因农民与有产者的对抗而持续动荡。但换一个角度，如果做蛋糕变的可行，那这一切矛盾都会引刃而解：
在社会财富持续增加的情况下，只要保证分配方式的基本公平，那么农民不需要割有产者的肉，也有途径增加收入，满足自身的物质渴求；而对有产者而言，既可以摆脱被广大农民兄弟觊觎的恐惧，自己的财富也不会减少（反而还会大幅增加，因为社会财富总量增加了），他们当然求之不得。而国家也会因此而稳定富强。
问题是，将蛋糕做大，这可能么？
如果放在之前，是绝无可能的，但着眼现在展望将来，却显露出一丝希望，而这个希望的赋予者不是别人，正是中国。
说起来，泰国这些年的混乱，虽说美国是罪魁祸首，但中国也是难辞其咎。97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泰国惨遭美国资本洗劫，几十年经济增长成果化为乌有；而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其高速发展的工业体系又将泰国的制造业吸入怀中，致使其丧失了赖以复兴的工业基础。可以说，泰国混到今天，多拜中美两国所赐。
美国的剪羊毛且不说。单就中国而言，前些年中国自己腰包也不充实，对制造业当然是能吃就吃，管不了别家死活。不过十几年下来，中国经济上了好几个层次，国力大幅增强，情况便有了转机。
首先是产业转移。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诸多低端产业也开始逐渐转移，尽管转移方向大多是向中国内地，但也有相当部分是移向东南亚。在这种情况下，泰国有了重建制造业的机会。
在产业转移过程中，中国必然会借此机会打造自己主导的经济圈。而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在承接转时会得到更多来自中国方面的支持，这对其抢得先机至关重要。
除了产业转移，更重要的还有中国资本的输出。随着中国社会财富的增加，向外输出也逐渐增多。这种输出是多方面的。从泰国的角度来说，如果能获得来自中国的贷款，以及高铁等重大工程项目，能极大改善其国家的基础设施条件，创造经济价值、提振其国家的竞争能力；而中国每年数以百万计的观光客，不仅带来了巨额的外汇，也提供了大量相对高收入的就业岗位，有利于其民生的改善。
总而言之，对泰国而言，在当今世界的主要经济体中，中国与其地缘关系最为紧密，经济上的带动作用相应也是最为明显；而在中国的地缘战略布局中，泰国的地位至关重要，故中国也具备扶持泰国的动机。因此，如果泰国能顺势而为，积极发展对华关系，那么假以时日，确有可能借中国之势扭转国内经济困局，进而将政治动荡的土壤逐步清除。
当然，真要达成这一目标颇为不易。毕竟中国现阶段的实力尚未达到能“拯救”泰国的地步；而对泰国而言，与中国的深度交流，固然可受其利，但政治上亦有被中国绑架的风险。但从长远趋势看，泰国想解开国内政治困局，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