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选第二天的主要行程有二：一是“立法院”，一是台北市政府。“立法院”从职能上讲是制订法律、审议法律的机构，但在台湾却恶名昭昭，和媒体、司法并列成为台湾三大乱源之一。宏基集团创办人施振荣曾在电视对话节目里公开讲：“政治乱象众所周知，民意代表尤其是祸首”。这恐怕也是2015年台湾学生占领“立法院”的潜在心理之一：一个拥有如此恶名的机构，自然不会在民众心里赢得尊重。

如果看看“立法院”的表现，应该说并非浪得虚名。一个本来用脑讨论家国大事的神圣之地，却往往成为四肢大显身手之地，还美其名曰胜过街头流血。不过在“国会”大动干戈并非台湾专利，其实移植西方制度后既在国会动手也在街头流血的国家不在少数，比如现在的乌克兰。真正帮助“立法院”获得此殊荣的还是党团协商制度。

本来政党之间出于利益需要而相互合作和妥协是常态，但成为一种主要的法案通过制度却是台湾所独有——堪称台湾特色的西方民主。

应该说议会政治原则是多数和公开，但台湾已实施近十六年的现行党团协商制度，却完全违背了代议民主的基本原则。在这个制度中，三席小党与四十席、八十席的政党拥有同样分量的权力，每一位政党协商代表都享有同样的议事否决权，这种独一无二的创举既让定期改选的民主选举意义荡然无存，也让“国会”少数人可假协商而寡头专权。其后果，就是今天的“国会”失序，整个台湾治理失能。用台湾人的话讲：它是密室分赃的保护伞；是利益交换、甚至绑票勒索。过程不公开的政党协商，已凌驾在“委员会”甚至“院会”之上。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政党协商制度也是当初的无奈之举。因为过去常有个别“立委”为求曝光表现，不断出现干扰议事状况。为了不让重要法案无谓拖延，让会议效率变得更好，因此发展出这套系统。虽然从本意上讲，政党协商形成共识之后可以直接进入三读，不仅省去表决前的辩论，也代替了二读，能够提高效率。但正如一位曾经担任过“立委”的朋友认为，台湾就有这样的本事，可以把一个看起来很好的制度完全扭曲。

个别“立委”曾经发挥的干扰作用现在改由政党扮演了。以引发“太阳花运动”、重挫两岸关系发展的服贸为例，以国民党在“立法院”的绝对优势，投票通过一个马英九如此重视的协定能有什么难度？就是政党协商达不成共识，也可以进入投票环节。结果竟然逼得国民党上演三十秒闯关闹剧，引发了一场持续二十三天，造成岛内大分裂、大动荡的学运——假如不是最后影响到美国利益，迫使其出面表态反对占领运动，还不知道何时终止。

关于这个奇特的协商制度，或许民进党“立院”总召柯建铭的辩解道出了它的实质：“民进党是靠有效运作朝野协商，再配合议事策略，才能把马英九击垮。”支持他的人也认为2008年民进党只有二十七席“立委”，现在四十席，若依多数决原则，马当局任何法案都可过关，因此党团协商不但救了民进党一命，也“救了台湾”一命——这也才是引发“太阳花运动”所谓“三十秒闹剧”的真相。只是为了一个政党的短期利益牺牲的却是制度以及台湾的长远利益。而一个以击溃对方、双输为目的的制度还怎么给台湾希望？

“太阳花学运”期间“立法院”被学生占领，里面一片狼藉

由是观之，“立法院”成为台湾社会的乱源毫不奇怪，一个拥有西方民主光环的台湾二十多年来无法推动台湾发展和进步也实属正常。

尽管任何社会都有可能出现一个错误的制度设计，但只要能够认清并有能力进行修改就不足虑。大陆六十多年来错误不断，但总是能够吸取教训得以纠正，也才有今天的成就。但台湾改变的希望却依旧渺茫。我现场提问：“政党协商制度是否是未来的改革对象？”但主持人仍然没有任何批评之语，相反还多有辩护，认为不是黑箱，都有录音、录像（但一进入这个阶段就不再转播），事后也仅公布结果，过程却从不对外公开。

除了扭曲无法正常运作之外，“立法院”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则是财团的收买。金钱对民主的介入已经深深毒害了这个制度。《经济学人权威预测：2050年趋势巨流》一书曾谈到民主的命运，认为民主存在先天的两大弊端，一是金钱无所不在的作用，一是民众易于操纵，民粹流行。

今天的台湾，财团不仅直接收买政党，也收买一个个的“立法委员”，从而制订出来的政策都不利于劳工。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交的个人税竟然比大学老师都少！在“立法院”的交流会上，有来自澳大利亚的团友就发问为何台湾没有代表弱势群体的左派政党，个个都是站在财团一边。民进党是打着劳工的名义上台的，结果却迅速拥抱财团，走的比国民党还远。所以看到这一点，不难理解何以今天的台湾公民运动如此兴盛，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为民服务。

原来台北有个全能政府

第二站台北市政府主要向我们展示了三大业务：一是建立“1999”市民当家热线。只要市民日常生活遇到市政方面的问题，比如小狗走丢、如何办理各种证件、手续等，均可打电话直接求助。这个热线服务每年财政拨款9000万新台币，而且已在18个县市推广。

二是资源回收业务。把日常生活的各种垃圾分门别类进行处理和回收，包括废旧家俱回收后再修理、拍卖，还包括旧书回收后再利用，低收入家庭每年可以免费领200本书。

三是建立全市自行车代步业务，推动低碳生活，节省能源，减少污染。

听完介绍之后，我分别提了两个问题。一是“1999热线”能否持续。这种投入较高而又非市场运作的模式能有效率和未来吗？在大陆我也经常打各种服务电话，比如订机票、订宾馆。但这都是市场行为，没有政府推动，都是应市场需要自主产生的，既便民也利已。

二是感觉两岸虽然制度不同，但在政府的角色方面非常相似。都是政府全面主导社会，官员乐于做更多的事，民众也乐于要求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这还是中国传统父权政治的体现。如果政府什么都做了，那么非政府组织还有多少生存空间？现在的台湾除了台北以外，其他县市都负债累累。假如县市政府和美国一样出现破产情况，一切服务终止，那么已经习惯于依赖政府的民众如何生活呢？

主持人在惊讶我的提问之余也回答得非常精彩：台湾虽然已经建立起多党民主制度，但头脑里仍然是威权的思想。百姓认为政府无所不包理所当然，政府也自认别无旁贷。

应该说这种现象最突出体现在亲民党身上。写在它竞选总部墙上的竞选纲领竟然把一个人从生到死都由政府全面介入包了下来。相对于国民党和民进党而言，亲民党的核心宋楚瑜确实是上一个世代的政治人物。

从形式而言，台湾已经建立起多党民主制度，但实质上则离西方成熟的制度有巨大的差异，比如无所不管的强势政府。虽然两岸制度不同，在官员的表现上也有明显的区别，但在政府的作用以及和社会的关系上却完全相同，双方是形异而实同。

如果做一个总结，“立法院”显示的是华人社会变通绕过规则的能力，或者柏杨所说的把一切好东西都变坏的“酱缸”。而台北市政府则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父权政治文化。这才是今天台湾制度的实质。看来文化是制度之母的定律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然而就在大陆加速向传统政治回归之时，比如1月12日上午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提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台湾却在民主的幌子下罔顾民意，并在民主的保护伞下以政党利益置上，不惜伤害整个台湾。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在经过两次政党轮替后，未能有效前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