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撼动西方的话语权

这些令人震惊的变化，意味着中国发展道路必然会影响到人类的未来。中国的发展经验震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撼动了过去美国主导的国际发展机构对于发展和治理的话语权。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政策理念被发展中国家奉为圭臬，大家都相信这些机构掌握了最先进与最正确的社会科学知识，可以指导非洲、拉丁美洲、亚洲国家如何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如何选择发展路径，如何改革政治体制，如何参与国际分工，如何融入国际金融。如今，这些机构在意识形态领域享有的支配地位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今后，中国可以通过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投行”、“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中国非盟峰会”、“中拉加共同体峰会”、“金砖五国峰会”与“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等机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发展经验，并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会与西方推行的普世价值分庭抗礼。中国靠长期实践而摸索出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有机会在世界意识形态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南亚等地区，中国发展模式已经在美国式资本主义和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以外，开创出第三条道路。它会逼着第三世界所有国家的政治精英重新去思考，怎样去平衡正当程序、维持国家治理能力、取得最好发展结果，应该用什么样有效的制度、安排和策略来追求它们之间的平衡。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意识到这种挑战，虽然它对中国体制不愿意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官方的名称，而是取了另一个名字，叫做“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经济学人》也看到了这样一个变化，因而忧心忡忡，它认为西欧福利国家模式面临崩解，美国式资本主义面临挑战，“国家资本主义”将在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变成新的主流思想。

21世纪世界经济的新坐标已经呼之欲出。我们可以预告，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济依存度会不断增强，彼此在贸易、金融、能源和环境上的合作将更紧密。金砖五国会成为非西方世界的领导者与代言人，并会逐渐取得全球议题的话语权，而七大工业国（G7）会逐渐失去制定多边体制与国际规范的主导权；上海合作组织在吸纳印度之后，其影响力将逐渐超越北约组织。当然，以上描绘的景象不是明天就会看到的焕然一新的图像，但是这个结构转化的过程已经开始，在未来15年、10年，甚或更短的时间内，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

我们也可以预见，美元最终会失去世界储备货币的独占地位，但是完全取代美元的超主权货币也很难在短时期内出现。这时，国际贸易会呈现多种货币结算的多元化局面和区域化格局。比如，在某一个区域中，某一种货币是主要的资本市场计价和结算货币。人民币成为东亚贸易与投资主要计价货币的可能性与日俱增。

“世界的中国”与“中国的世界”

21世纪第一个十年，西方主流媒体的热门话题是“中国威胁论”，中国问题专家与国际关系学者不断在辩论：中国是否可能和平兴起？美国是否可能坐视这个未来唯一的潜在挑战者不断壮大？中美间的战略摊牌是否难以避免？不过，随着中美之间的经济依存关系紧密如连体婴，以及中国跃升为带领全球走出金融海啸的经济火车头，这个议题又很快成为明日黄花。

《纽约时报》关注焦点的移转，意味着西方主流媒体的问题意识又转换了。下一个十年的焦点将是有关“中国的世界”之争论，也就是中国的兴起是否意味着世界将因此而改变。2009年，英国《独立报》前副总编辑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出版《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在欧洲引爆这个话题。他在书中预言：中国兴起会重新塑造“现代”的意涵与模式，世人不要期待中国会向西方模式靠拢；相反地，当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逐渐恢复以后，中国的文化辐射力量将再度凸显，成为带动世界秩序重组的重要力量。

2010年，英国剑桥大学资深研究员哈尔珀（Stefan Halper）出版《北京说了算？中国的威权模式将如何主导二十一世纪》一书，更将这个话题带入另一波高潮。这些畅销书的陆续出版，意味着西方观察家已经愈来愈担心，他们无法乐观期待一个“世界的中国”出现，他们愈来愈不相信兴起的中国会融入西方国家所建构的主流价值观，或是被现存的国际社会规范与制度同化，或是选择参与及融入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来发挥其领导角色。他们反而担心，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挑战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一党执政体制将比西方式民主对于发展中国家更具吸引力；甚至历史上的“朝贡体系”也将以某种现代形式在东亚出现，全面冲击近代西方所建构的主权国家体系。

与美国国防部以及中情局渊源很深的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2015年2月出版的《百年马拉松》新书中，更大胆断言：中国的长远战略目标，就是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取代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白邦瑞还语出惊人地表示，中国领导人过去40年故意让美国总统和高官对中国做出误判，来掩饰其真正战略意图。中国战略的最终目标是占据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实现全球霸权，输出中国式的反民主制度和掠夺型经济模式。［4］

西方世界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100多年来，西方国家早已习惯于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观，早已习惯指导非西方社会、改变他人而不是被他人改变。其实，这种焦虑是不必要的，不同文明间相互交流、激荡与影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动力。15—16世纪，伊斯兰教世界对欧洲文艺复兴产生巨大影响；中国文明也曾经是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知识分子景仰的对象。东亚在过去100年不断吸取西方的现代化经验，过去30年中国也大量引进国外的市场经济制度，所以“中国的世界”与“世界的中国”不是两个相互排斥的命题，而是构成互为因果、相互牵引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