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缩写“TPP”）近日正式签署。

　　这个号称“世界最大”的自贸协定，却没有世界最大贸易国中国参与；其进展，又放在了中国的节日前后：达成基础协议是在去年中国国庆长假期间的10月5日，正式签署放到了中国春节前夕。

　　美方的表态也让中国外交部感到“比较有意思”：“TPP将使美国在与中国竞争中更具优势，让美国而非中国书写21世纪规则”。

　　那么，这个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前景如何？将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今天的一篇长文让你读懂。

　　一、起源与动机

　　说白了，TPP就是在WTO之外另起炉灶单搞一套“水平更高”、“准入门槛更高”的区域贸易自由化体系。

　　就美国某些积极倡导者的初衷而言，毫无疑问，TPP的实质，是守成霸权企图通过自己主导的区域自由贸易组织排挤新兴大国；与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至今谈判仍未结束）一样，是1930年代英国搞的“帝国特惠制”的当代版本。

　　审视TPP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本来，TPP只是一个由新西兰、智利、新加坡和文莱四国2005年6月签订并生效的经贸协定，成员国承诺在贸易、服务与投资等领域相互给予优惠并加强合作，成员国数量甚少，在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微乎其微；但是，由于牵涉到亚太经合组织内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路径之争，以及美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变，这个原来的“迷你”经贸协定才陡然升级，吸引了众多关注。

　　美国力推TPP，其用心首先是切入增长最快的亚太市场，尽快摆脱经济危机，实现经济转型。

　　从美国的视角来看，经过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的洗礼，当务之急，是转变美国过度依赖于超前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扭转全球经济失衡。在此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将美国由来已久的“出口促进”战略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为此于2010年3月正式宣布“国家出口倡议”（National Export Initiatives），其核心内容是提出“出口五年翻番”的目标，希望以不断扩大的出口拉动国内就业，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动力，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确保美国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从而确保21世纪仍是“美国世纪”（奥巴马语）。

　　由于欧洲深陷主权债务危机挣扎不已，未来几年都要和高赤字、高失业率作斗争，加拿大和拉美要么市场容量有限，要么增长有心无力，亚太地区便顺理成章成为美国扩大出口战略的首选之地。

　　事实上，至迟从克林顿执政时期起，美国统治集团就高度重视亚太、特别是东亚区域的增长潜力：克林顿政府提出了“新兴大市场”战略；奥巴马当政以后，美国政要对东亚区域的增长潜力评价更高，奥巴马早就自称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太平洋总统”；2010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夏威夷发表讲话，称：“我们知道，21世纪的大部分历史将在亚洲书写。这一地区将出现这个星球上最具变革性的经济增长，亚洲的许多城市将变成全球商务和文化中心。”

　　既然现存的亚太经合组织以自主、自愿为特征的运行机制难以满足美国主张迅速、有强制力地开放自己占优势市场的要求，更不用说满足美国强行给贸易增加许多政治要求的主张，在亚太经合组织内部拉拢小圈子、另起炉灶，就成了美国的“理性选择”。

　　因此，2010年3月15日，美国、智利、秘鲁、越南、新加坡、新西兰、文莱、澳大利亚八国经贸官员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开启“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首轮谈判之前，奥巴马就表示，TPP谈判将为贸易协定提供一个新标准——不仅有利于（美国）工人、商业和农民，而且“会与我们最为珍视的价值紧密相连”；美国贸易代表罗恩·科克也声称，至少在2015年前，亚太地区经济增速将高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速，而建立“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确保美国在这个富有活力的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其次，美国希望掌握区域经贸协定主导权，从侧面包抄，最终按照己方意愿塑造世贸组织多哈回合及以后谈判面貌。

　　第三个目标，是确保美国霸主地位，遏制中国挑战。从国际政治经济竞争全局的背景上考察，我们可以对美国力推TPP的意图看得更加清楚。

　　由于从次贷危机发展而来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源于美国，因此不像1990年代发生于新兴市场和欧洲的历次国际金融危机那样巩固了美国的霸权地位，而是不可避免地削弱了美国的软硬实力；在这次危机中表现相对良好、国际经济政治地位相对上升的中国等国家不仅集中于亚洲，而且在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种族构成等方面是美国的“异类”。

　　实力对比的变化，令美国这个守成霸权产生了危机感，2009年以来高调宣布“重返亚洲”、推进“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等一系列举动，就是美国力图巩固阵脚、遏制新兴大国上升势头之举。

　　同是新型“帝国特惠制”，TPP的影响可能比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更大。因为TTIP是发展水平差不多的美欧双方组成自贸区，而TPP的12个成员方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文莱、墨西哥、智利、秘鲁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如果能够接受TPP，那么意味着TPP规则能够为多种类型、发展水平的国家接受。

　　二、TPP能够撼动中国吗？

　　TPP真的能如某些人所言那样，对中国外经贸和整个国民经济产生“致命冲击”吗？在笔者看来，答案是否定的。

　　毋庸讳言，TPP可能从以下方面冲击中国经济：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造成贸易转移和相关的产业转移，金融开放条款若适用于中国可能加大国内金融风险；国企和竞争政策内容；知识产权；国际投资；政府采购；等等。这些条款倘若在国际贸易领域大面积铺开并适用于我国，那么就意味着我国产业发展政策的工具需要发生深刻变化。

　　此外，TPP的劳工权利、透明度及反腐内容倘若适用于我国，可能成为外部势力和内部政治异见势力撬动我国国内政治稳定的杠杆，美国也有可能利用透明度与反腐等内容掌握国际政治的道义制高点，并将其运用于国际政治斗争。

　　然而，这份协定在谈判进程中就掺杂了当事国决策者太多个人私利动机，因而未必非常严密——

　　为了创造政绩，对于多数出身法学专业教育背景、甚至有律师执业经历的美国政治家和高官而言，与在既有制度框架下干出实实在在成绩相比，去制定新的法规、贸易协定更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至于新的法规、贸易协定之类执行成本和真实效力如何，往往是放在相当次要地位考虑的东西。

　　比如加拿大。去年10月5日，加拿大之所以同意达成基础协议，重要原因就是加拿大10月19日要举行第42届议会选举——当时民调显示，时任总理哈珀所在的保守党，与竞争的新民主党、自由党选民支持率相差无几，66%的加拿大人认为联邦大选要政党更迭。哈珀领导的保守派政府执政9年后，面临左派政党新民主党与日俱增的压力，希望在选举前达成TPP基础协议，以利拉抬选情。不过，最后还是败选了。

　　因此，这份基础协议虽然正式签署，但能否获得所有成员国国内通过，不确定性不可低估。在美国国内面临政治苦战自不待言，因为多数总统候选人都明言反对TPP，尤其不希望在大选年通过TPP；在其它国家，遭遇的反对声浪也相当高。

　　同时，以下因素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应对TPP的底气：

　　1、这些协议中规定的“内部零关税”，还需要经过漫长的过渡期才能成为现实，仅日本对美出口汽车的关税就要25年过渡期后才能取消，而且附加了严厉的原产地规则；

　　2、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现代产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规律、美国之外其它TPP成员国国家规模，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大面积吸走中国的产业链；

　　3、TPP多数成员方的最大贸易伙伴不是美国而是中国；

　　4、最重要的是，早在2010年3月15日首轮“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首轮谈判开启之前，中国就开始了研究对策，并已经、并将继续采取一系列“对冲”措施：整合国内市场，发起、推动、深化一系列区域自由贸易谈判，包括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韩自贸区、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区、中国-新西兰自贸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亚太自贸区等等，在国内设立上海、天津、广东、福建四大自贸区（这些自贸区中很多规则是比对TPP来的），为国内产业提供一个符合开放经济高标准的“练兵场”，推动深化全面经济改革，以及提出“一带一路”规划，留出了战略缓冲和压力测试的空间。

　　三、TPP成员国的获得感

　　除美日之外，很多成员国希望通过TPP获得多方面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但全面审视后可以判断，除美日之外，TPP成员国未必能够通过这一协定获得很多经济利益。

　　美日之外的TPP成员国多数可以划分为两类：资源出口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秘鲁、文莱）和后起制造业国家（马来西亚、越南、墨西哥）。此外，加拿大资源丰富，但也有先进制造业；新加坡则是城市国家。

　　在TPP框架下，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首先，资源出口国不可能通过TPP框架显著促进其资源出口，从而在可能延续至2025年前后的这一轮初级产品熊市中改善其贸易地位。因为美日是高度成熟的发达国家，由于产业结构等原因，同样多的经济增量，成熟发达国家创造的资源需求比新兴市场经济体少。因此，他们如果要促进自己的资源产品出口，他们更需要的是与中国建立更稳固更紧密的贸易关系。

　　其次，后起制造业国家难以通过TPP获得很多产业转移和贸易转移的利益。原因如下：

　　1、他们离不开中国的中间品和设备，又面临美国“再工业化”目标和国内相关产业的狙击。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现代产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规律、美国之外其它TPP成员国国家规模，就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大面积吸走中国的产业链。这样，后起制造业国家要想实现最高效率和最低成本，在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最终组装环节的生产，就离不开中国的中间品和廉价设备（2013年，中国装备制造业产出就已经占到全世界1/3，是第二名德国的两倍半）。

　　比如，根据我的整理，这两年越南对美纺织服装出口迅速增长，而我国对越南的化学纤维长丝、化学纤维短丝等中间品出口增幅也很大，实际上就是越南依靠中国的纺织产品制造服装对美出口。

　　同时，美国在TPP面临多重目标的相互冲突：如果它想尽可能迅猛地激励产业和贸易从中国流失以削弱中国，那么它就应当推行尽可能宽松的原产地规则；但如果它想保护国内相关产业、推进本国“再工业化”，那么它就应当推行严厉的原产地规则。

　　在相互冲突的目标挤压之下，美国政策的空间实际上不是太大。从公布的材料来看，这次TPP通过的原产地规则比较严格；相应地，激励产业从中国流失的动力也就不是特别足。

　　2、从长远来看，TPP框架下贸易转移带动后发制造业成员国发展的战略面临美国进口能力/市场容量的制约，因为美国无法摆脱“特里芬两难”的困局，即扩大进口与美元稳定不可兼得。相比之下，中国可持续扩大进口的增长空间要大很多。

　　同时，在TPP框架下，后发制造业国家还会经历先进制造业部门被淘汰的进程，导致其产业结构有所降低。类似机制在新世纪初俄罗斯、巴西的“去工业化”中已有体现。

　　3、在TPP的金融市场开放框架下，马来西亚、越南、墨西哥、智利、秘鲁等后发成员国金融稳定性面临更大外部冲击和不稳定风险。在这个问题上，当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实际开始执行同年年底，墨西哥就爆发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结束语

　　有鉴于此，我们对TPP应该重视，但确实不需要对此反应过于激烈，而是要考虑与TPP并存共进。

　　不错，守成霸权对新兴大国的忌惮之心从来就非常强烈，美国某些势力发起TPP就是企图在排斥中国的情况下维持守成霸权国家对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权，“我们不能让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书写全球经济的规则”——奥巴马这句话就充分暴露了这一用心。

　　问题是，这种用心还能落实吗？

　　看看中国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参与方囊括东盟10国、中国、澳大利亚、印度、日本、韩国、新西兰等16方。其中，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三国和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文莱4个东盟成员国都是TPP成员方，他们几乎全部主张让中国参加TPP，连日本首相安倍在TPP基础协议达成后第一时间的声明都是说若中国参加，将有助于亚太稳定，我们又何必以为美国某些极端势力干什么事情都能心想事成？

　　正因如此，对TPP持开放态度、在世贸组织规则下让TPP与RECP等其它区域自由贸易安排并存共进，才是更合理的办法，实际上也是中国一向的主张。毕竟，RCEP筹划的谈判和运作方式较多地继承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协商一致原则强调灵活性、渐近性和开放性的长处，与TPP相比，赋予了相关成员国较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权。

　　毋庸讳言，自2012年11月启动之日起，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就被许多人与美国积极推动的TPP挂钩，视之为中国试图与TPP对抗之举。无需否认RCEP与TPP之间客观存在的竞争关系，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意愿不变，以RCEP与TPP之间的和平经济竞争取代对抗，让区域内有关各国多一个选择，让无意卷入站队对抗的人们拥有一个可以避开纷争、专心谋求发展的空间，让两种贸易自由化路径在和平竞争中显示各自效率和可行性的高下，岂非善哉？

　　这一点，中国外交部的回应也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们从来不认为世界贸易规则可以由任何单个国家说了算。制定21世纪的全球贸易议程和规则，我们从来没想过由中国一家说了算，同时也认为不可能由任何其他一个国家单独说了算。事实上，我们一直主张维护的是世界贸易组织在制定全球贸易规则方面的主导地位。……我们也理解有些国家政府可能需要就一些自贸安排向国内业界和公众说明有关利弊，那就实事求是地说明这些利弊就好，不要把经贸问题政治化。也不要让人得出一个结论：美国在推动TPP整个过程中是出于某些政治考虑。这实际上对公众是一个误导，也不利于国家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