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平洋战争末期,美国军事战略家巧妙地将2种武器装备融合在一起,即革新性的远程B-29轰炸机与相对简单的、带有磁性或音响雷管的伞降感应水雷,重创日本的经济与士气。这次向日本水道全面布雷的行动被贴切地称为“饥饿行动”,结果证明对于迫使日本屈服发挥了非常大的效用。尽管如此,美国海军一直是巧妙水雷战的受害方,最近尤甚。朝鲜战争是一个典型案例,当时,朝鲜在周边海域布设了大量水雷,阻止美军从元山高效进军。盟军有好多条舰船在那次惨败的行动中沉没。在海湾战争中,美国海军2艘船“的黎波里”号和“普林斯顿”号被伊拉克的水雷重创。
如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使用水雷仍然是中国海军作战理论的一个核心信条。本期《龙眼》将梳理一些相关案例。遗憾的是,美国的防御分析仍然不重视这一威胁,兰德公司前不久发布的报告《美中军事记分表》就是例子。比起北京目前正在研制的反舰弹道导弹、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或者高超音速武器,从古代就开始使用的水雷自然没有那么受重视。水雷也不大可能像上面提到的那些武器那样能对美国的航母构成直接威胁。但是,在西太平洋海战初期,大规模巧妙运用水雷有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
许多年前,中国的军事杂志上出现了一篇有意思的访谈文章。采访对象是青岛海军潜艇学院的一位教授,但主题完全围绕着水雷布设方法。当然,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潜艇学院的教授如此全面地谈论水雷战这个主题,表明这种武器在中国海战理念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位教授接着以美国海军“塞缪尔·罗伯茨”号护卫舰为例,后者在1988年时被伊朗的水雷炸出大洞。他明确地说,“甚至渔船经过简单改装”也能有效布雷。在强调潜艇是最理想的布雷手段后,他进一步表示,“专门的外挂装置”可以让潜艇的载雷量提高1到2倍。
这篇采访文章令人特别不安,因为用潜艇布雷可能在美中海战中制造出最糟糕、最致命的意外。在另一篇文章中,笔者曾探讨了令人不安的可能性,即中国潜艇有可能别有用心地尝试通过“破交”战略攻击美国的“软肋”,这意味着可能攻击美国在太平洋中部或东部乃至大西洋的重要基地。正如上面那位青岛潜艇学院教授所说,如果一艘潜艇能够在一个高难度雷区布设逾50枚水雷的话,那么很有可能迫使美国的重要港口关闭1周甚至更长时间。
同样令人不安的还有中国海军杂志2015年8月一期刊登的一篇有关中国水雷战的简短报道。这篇文章提到了中国国防大学所作的一项研究,设想一旦台湾宣布“独立”,大陆将对其展开水雷封锁。从这项研究的设想来看,首阶段耗时4到6天,向相关水域布设5000到7000枚水雷。第二阶段,再布设7000枚水雷。作为参照,这个总数量将超过在上面提到的那次非常有效的美军战役中(即1945年的“饥饿行动”)美国在日本周边布设的水雷数量。
接着,该文表示,对中国舰船和飞机来说,每天布设2000枚水雷应该比较轻松。另外,配合上面这两个阶段,在“阻止外敌干预方面, 中国海军飞机潜艇和部分渔船只要在第一岛链关键水道布设一定数量的水雷”。这篇文章还配有一个图表,标明的“布雷实力”显示,(不算渔船)上面所说的战役可以动用的军方舰船与飞机加起来接近500艘(架),其中许多舰船飞机能够携带20枚甚至更多的水雷。
最后一篇探讨何时诉诸水雷战的文章是2014年发表一篇中文技术论文,题目是《激光制导技术在出水攻击水雷上使用的可行性探讨》。大家可能要问,什么是“出水攻击水雷”?这是一种发现适宜目标后不会像多数水雷那样爆炸,而是浮出水面近距离发射的特殊导弹。来自解放军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作者们表示,这种水雷可以大大压缩水面战斗人员的反应时间,使他们无法及时采取对策保护舰船。而更令人不安的是,这篇论文明确表示,这种水雷可以用来对付飞机。飞机,不管是固定翼飞机还是旋翼机,在美国海军监视、反潜和反雷行动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有鉴于此,这一情况令人相当不安。观察中国军事进展的老练人士开始习惯于这样的观点,即在各个领域,包括水雷战在内,北京都已进入尖端军事科技研发阶段。
需要再次重申的是,美国海军近期应对水雷战挑战的表现不容乐观。一份美国海军海湾战争官方记载说,扫雷是该军种在那场战争中显露出来的最大短板。报告说:“在朝鲜半岛与越南的水雷战没有引起海军应有的警惕。海军扫雷直升机和水面部队在执行任务时貌似轻松的表现掩盖了这些平台以及指挥控制机制的欠缺。”在这方面,随着沿海作战舰即将取代年代久远、成本高昂的专门扫雷力量,这种舰初期遭遇的一些问题也不容乐观,遭到许多密切关注水雷战人士的严重质疑。
当然,对付中国强大的水雷战威力还有另一种办法,那就是提高美国进攻性水雷战的能力。这方面已经做了一定程度的工作,例如有些演习展示了美国空军轰炸机向亚太地区布设水雷的能力。实事求是地讲,中国的海军及其整个庞大的海上贸易,在水雷战面前都不堪一击。为了维护动荡的亚太地区的和平,保持“大棒”姿态自然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温言软语”恐怕更重要——然而,不管是本届政府还是往届政府都没有充分尝试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