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欧美先进国家外部需求萎缩，新兴市场国家同步景气下滑，全球经济罩上阴霾，不见天日。国际货币基金（IMF）在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情势与展望报告》，将全球经济成长率直接下修0.4个百分点至3.1%；稍早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的《中期经济展望报告》，下修了2015年全球经济成长率，也下调2016年预估值。当前全球经济所面临的处境，可能是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最险峻。

　　社评说，尽管中国大陆总理李克强一再公开表示，今年大陆保7没有问题，但外界并不这样看，环球透视、国际货币基金及世界银行等经济预测机构，都认为今年保7无望。代表制造业动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无论是官方版或民间版（财新指数），都落在景气荣枯的临界点50以下，意谓受调查企业普遍看坏未来景气。特别是民间版的财新指数（原汇丰银行采购经理人指数），已连续7个月落在50以下，9月47.2的终值表现，更是2009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准。中国大陆经济下行的压力，明显比官方预期来的高。
　　
　　经济动能急冻，连带压缩商品价格上涨空间，通缩疑虑急遽升温。与物价走势息息相关的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9月来到－5.9%，逼近6年来的新低，距离上次出现正成长数字，已有43个月之久。对照过去经验，PPI长时间负成长，仅有出现在1997－1998亚洲金融风暴及2008－2009全球金融海啸期间。但即使是这两个号称近世纪对亚洲经济伤害最大的金融危机，大陆PPI也未曾连续高达3年半时间负成长。毫无疑问地，通缩压力正逐渐在大陆蔓延开来。

　　尽管自2014年4月开始，人行陆续实施6次降准（包括定向及非定向）、5次降息，希望透过强力宽松货币政策，全面挹注市场流动性并引导资金流向需求孔急的企业及民众手上，以刺激经济成长并带动物价上扬，但效果并不显着。主要原因就在于市场需求强烈萎缩造成产能严重过剩，即使银行因降准降息取得大量流动性，但也不敢轻易贷给企业及民众；另一方面，企业及民众也因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性，而不愿轻易借款进行消费及投资。两股力道交互作用，使得货币政策产生局限。

　　社评说，面对经济成长停滞而货币政策效果不彰之际，各国政府能够动用的政策工具仅剩财政政策。这也是为什么李克强近来一直重申“绝不允许财政资金趴在帐上呼呼大睡”，强调必须妥善利用财政存量资金。相较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于提振经济，在短期上确实比较能收到成效。近年来许多国家甚至发展公私合伙关系（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PPP），结合政府以及民间资本的力量，共同推动积极财政。中国大陆就是一个鲜明例子。

　　根据发改委资料，自2014年11月国务院提出大力创新融资方式及信贷服务，积极推广PPP模式以来，已发布PPP项目1043个，总投资1.97兆元人民币。据此观之，积极宽松的财政政策，已是大陆未来阻缓经济下行的主力。尽管有些负面声音，认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后患无穷，但在经济硬着陆的庞大压力下，大陆主政者可能已经别无选择。

　　对比大陆积极推动财政政策挽救经济的做法，台湾也一直有这样的声音存在。早先央行总裁彭淮南及“财政部长”张盛和都曾公开表示，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救经济的重要管道之一。不可否认，财政政策对于提振经济确实有帮助，但这样的做法是否适合台湾，值得进一步讨论。特别是台湾目前在连年赤字财政的施政下，债台高筑，一旦全面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势必引发债留子孙疑虑。更不用说，在选举考量下，财政政策大饼往往沦为中央及地方政府的禁脔，资源误置情况十分严重，苗栗财政收支濒临破产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社评说，有鉴于此，执政者必须审慎思考挽救经济的途径，不应贸然全面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归根究柢，要提振经济，本质上还是得回归产业基本面。政治干扰下的恶劣经商环境如何松绑、各项资本管制措施如何适度松绑或解除、产业及资本市场的法规及制度如何能与国际接轨，要先解决这些问题，产业竞争力才能全面提升。但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党共识，为急冻的台湾经济解冻，不能只是官僚式的应付或政客型的口号，需要政党领袖拿出政治家应有的责任感与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