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革命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世界尚在适应西方的后冷战优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认为互联网不仅是又一项变革性的西方技术,而且给中国带来了真正的风险。他们不希望在网络空间成为西方的附属,从而受到他们无法控制的思潮和势力的危害。于是,中国针对网络领域制定战略、提升能力并提出规范,以便保护自己免受此类可感知威胁的危害。
文章称,互联网及其全球性扩张令中国不安。不过,互联网是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努力与世界重新接触的背景下到来的,这意味着中国无法拒绝这一技术,也不能左右其短期的轨迹。
作为替代,中国接纳了网络技术,并制定了利用网络技术的战略,军方推行“信息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发展了实施这些战略的能力。美国政府逐渐开始担心中国网络能力会危及美国军队及关键基础设施。
除了提升网络能力外,中国还在影响网络规范。中国是“互联网主权”的主要支持国,这种观念认为,网络空间应服从国家主权原则。这一准则为中国的下述做法提供了支持:中国强调对抗来自更强大国家的军事威胁的防御战略、其辨别可能影响国内稳定的源自外国的互联网通信的努力,及其对外国高技术公司遵守中国法律的要求。中国力促各国政府和政府间机构监督互联网管理。它还支持双边、地区及多边协议;起草行为准则;在联合国有关信息安全的谈判中强调主权和不干涉原则。通过这些活动,中国挑战了美国主张的“互联网自由”准则、对互联网管理的多方参与立场以及西方对于国际法应如何用于网络空间的看法。
文章称,中国的战略、能力及提议的准则,证明它对网络领域有全面的思考,并且已经改变了网络空间的走向以反映中国的理念和实力。这种影响导致了关于中国对西方国家构成网络威胁的警报。一些分析师称:中国强调的是在武装冲突中利用网络武器,而不是用网络武器发动战争;中国军事和情报部门的网络能力落后于美国;由于中国的网络防御系统仍然在构建之中,中国存在严重隐患。此外,美国还没有将规范领域拱手让给中国,并一直推崇反映西方好恶的网络准则。
即便如此,中国的策略已获得了充分的吸引力,从而使它可以在网络地缘政治中展现更大的自信,就像最新的事态所证明的。最新的中国军事战略承认了中国进攻性网络能力,并强调了网络对于其军事力量的重要性。中国还成立了战略支援部队,对网络领域防御、情报和进攻性活动进行集中指挥,并对其空间领域的努力进行整合。
文章称,所有这些事态都表明了中国的野心。这些事态表明,中国正通过需要国家、企业和民众以前所未有的态度正视中国网络能力的方式,巩固、强化和延伸其在网络空间的利益和战略。这种行为与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借助经济扩展其影响力的努力异曲同工。换言之,中国已度过了其对美国网络霸权的早期恐惧时期以及对互联网主权的反应性强调。中国现在在本国领土之外的网络空间中行使权力,从而对国家、企业和个人的自主权产生影响。
对美国而言,中国对网络宗主权的争取,将在一个政治不确定的时刻带来挑战。尽管美国仍是令人生畏的网络强国,但随着美中能力差距的缩小,人们的担心有所增加。
文章认为,网络力量对比的改变意味着美国战略需要与中国实现“数字缓和”,以降低两国走向网络威慑所导致的冲突的可能性。中美两国涉及非网络问题(如经济和海洋争端)的矛盾可能会在网络领域产生“溢出”效应,这是两国必须加以管控的。鉴于中国日益公开自己的网络战思维,“数字缓和”可以就有关武装冲突和军事网络行动的法律建立共同立场,并且就像在网络经济间谍活动领域中那样,在以往分歧占上风的领域中取得一定的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