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去过深圳四次，他跟我讲，说你一定去看看我的基础设施，我这个城市改造像不像你们深圳的影子？”
这是前段时间，中国驻印度孟买前总领事刘友法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提到的一件事情。对于莫迪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期望，也被付诸实际行动，这从他上台以来推动的种种改革措施就可见一斑。
近日，印度政府智库NITIAayog提出3年行动计划并由印度财政部发表，建议在印度东、西岸仿效中国，设置大型经济特区，发展制造等产业，让印度成功转型。
印度于2015年1月正式成立官方智库“改造印度国家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ion forTransformingIndia），旨在取代此前印度国家计划委员会。至于这个机构将来能把印度“改造”成什么样，我们拭目以待。
这个3年行动计划是“改造印度国家研究院”近期的研究报告，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有必要“复制”中国于沿海地区设立的大型经济特区，在印度东、西两岸设立两个就业区域。
“印度制造”要取得成功，就要像中国和一些其他国家那样，为全球市场生产产品。为此，印度产品须具有竞争力。
建议印度政府发展软实力，设立类似中国孔子学院、法国文化协会和德国歌德学院的中心。
该报告还认为中国工资水平的提高为印度创造了机会，许多在中国设厂的跨国公司、尤其是劳动力密集工业的竞争力正在下降，并正在寻找替代的低薪生产地点。报告认为印度应该成为这些企业的“当然”选择【2】。
印度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禀赋还比较丰富的国家，从长期来看确实有可能对中国构成竞争。前段时间的洞朗对峙，昭示印度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因此中国确实有必要提高对印度的重视程度，密切观察其国内动向。那么，“改造印度国家研究院”的3年行动计划会收到多大成效？印度能否成功打造东、西两岸的经济特区？
中国的经济特区模式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历史，谈谈经济特区的意义。1980年5月设立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这些经济特区，其意义主要是试验市场经济模式在中国的可行性。在中国其他地区当时都实行苏联式计划经济的历史背景下，经济特区作为“试验田”的意义便凸显了出来——市场经济模式如能试验成功，可以有序地向其他地方推广；如果试验失败，大不了取消经济特区，这样损失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
所幸的是，经济特区的试验成功了。由于首批经济特区在发展中收效明显、积累了有益的经验，我国于1984年5月将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城市定为沿海开放城市；此后又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以及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
1990年的上海陆家嘴
如今的陆家嘴
设立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的目的是鼓励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手段是给予外商优惠待遇。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成功经验被推向全国，“经济特区”和“沿海经济开放区”的概念自然就淡化了。中国这种先试点、再推广的政策实验方法是比较科学的，始终保证风险可控。反观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就大刀阔斧地推行未经科学论证、赌上国运的改革，最后葬送了整个国家。经济特区的最大贡献，在于为中国探索出了可操作的市场经济改革道路，这种价值远远超过“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经济特区的历史地位涉及两个问题：第一，设立经济特区是用来试验什么的？第二，通过试验获得的经验能不能推广？具体怎么推广？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这两个问题很容易回答。经济特区的试验内容是通过吸引外部直接投资带动就业，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是经济特区在20世纪80、90年代一直在做的事情。经济特区的经验推广也相对容易，先让沿海开放城市复制一些经济特区的政策优惠，再将这些政策优惠扩大到沿海地区的规模，直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外企获得国民待遇。
时代变了，机遇不再
印度要想“复制”中国的经济特区，同样需要回答以上两个问题。这对印度而言，未必轻巧。
如果印度现在想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时机并不算特别好。中国经济特区起步的时候，恰逢国内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同步增收、巨大的消费潜能被释放出来。1983-1991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约为3.2%【3】，还算处于相对稳定的增长周期中。所以，中国经济特区赶上了内需和外需都比较旺盛的历史机遇，只要能做出合格的产品必然不愁销路。与上述情况相比，印度现在所处的时机显然不算特别理想：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停滞之中，消费增长乏力。全球居民消费总额最近两年竟然出现了下降。对于发展外向型经济而言，这显然不是非常有利的外部环境。
而且印度很可能高估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能够带来的红利。首先，中国国内尚存在地域发展不平衡，一部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可以由沿海发达地区向内陆欠发达地区。例如，富士康于2010年在河南投资建厂，已创造了几十万就业机会。
其次，即使某些利润空间有限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从中国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为什么一定要转移到印度呢？我在美国RalphLauren、CalvinKlein等著名品牌的专卖店里，经常能够买到由越南、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这几个发展中国家生产的服装，而印度生产的物件反而少之又少。这种现象其实说明以下几点问题：
劳动力成本与印度有可比性、甚至比印度更低的发展中国家有一堆。
这些国家早已布局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基础的外向型经济。
印度与这些国家相比并无明显的制度优势，印度的用工机制显然颇有问题：一方面，即使正式职工玩忽职守，也很难以正当理由将其解聘；另一方面，全国85%左右的劳动用工属于无劳动合同、无任何保障的“临时工”。
巴基斯坦是世界第4大棉花产地（前3名是中国、印度和美国），纺织业是该国重要经济支柱之一【4】。孟加拉国是世界上仅次于印度的第2大黄麻生产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麻出口国。论橡胶产量，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的产量加一起，差不多是印度的8倍【5】。印度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上的竞争对手，在原材料方面不乏优势。
所以，印度最好别指望中国的产业升级会造成“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还是先想想怎么和南亚、东南亚国家竞争比较好，况且这些竞争对手的生意早已做得红红火火。
孟买贫民窟
想要全国一盘棋？难啊假设印度政府真能拿出当年中国政府建设深圳那股劲头，成功吸引外来投资、建成了经济特区，接下来还要面临如何在全国推广经济特区经验的问题。
经济特区办得再好，也就是巴掌大点的地方。如前文所述，经济特区的主要意义不是把巴掌大的地方打造得遍地黄金，而是作为试验田带动全国的经济发展。说到推广经济特区的经验，中国有着得天独厚的制度优势：中国自秦朝以来一直是单一制国家，有着统一的行政体系、法律体系和国内市场。中央政府觉得特区的哪些经验好，直接让地方政府执行相似或相同的政策便是。历史上的沿海经济开放区也确实继经济特区之后大放异彩——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厦漳泉三角以及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在中国经济的大格局中已处于支柱地位。
放在印度，事情恰恰没有这么简单。印度的一级行政区包括有28个邦（中国不承认印度在中国藏南领土上成立的所谓“阿鲁纳恰尔邦”）、6个联邦属地及德里国家首都辖区。每一个邦都有各自的民选政府，首都辖区与邦处相同的地位，而联邦属地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6】。每个邦都有议会和立法权。依照印度宪法第7附表，各邦对表B列举的各项事务拥有完全立法权【7】，包括农业、土地、水利、交通、矿产、文化产业，以及与土地、电力、房地产、运输相关的税收，等等。各邦对表C列举的各项事务与联邦分享立法权，包括劳动关系、电力、重要原材料的生产与分配、食品和药物监督管理，等等。
由此可见，与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相关的诸多生产要素，大都处于各邦立法权限之内。假如要推广经济特区的经验，印度的联邦政府得挨个和各邦商量，让各邦议会逐个、逐条修改法律，并且建议各邦政府制订与联邦政府的精神配套的政策。而且，联邦政府推行改革只能与各邦和颜悦色地商量，因为联邦政府并不是邦政府的上级领导，无权要求各邦政府和议会与之保持一致。“联邦主体协作”说起来好听，在操作层面上却面临本位主义导致的大量扯皮，以致印度至今无法形成商品、资本和劳动力高度自由流通的国内市场。可以想象，即便印度的经济特区真的取得了某些成效，印度的联邦制度也会使得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制度改革极为困难，岂是“3年行动计划”就能搞定的？
莫迪率4.5万人同秀瑜伽，展示印度软实力
至于“改造印度国家研究院”鼓吹的“输出软实力”，现代印度文化不可避免有殖民文化的遗留，再加上数不尽的怪力乱神、数不清的种姓、各社会群体间没完没了的隐性歧视，印度要提升自己的软实力，恐怕不是说说那么简单的。对于印度，不应低估，也不可高估。一方面，我们要正视印度的实力增长，在经济、国防、外交等领域预先设防，不能让印度在未来对中国构成战略威胁。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把舆论场上某些“印吹”的吹捧当真，什么“印度民主制度对中国有体制优势”、“印度光靠人口红利就能压倒中国”、“印度文化比中国文化更有利于社会稳定”，深究起来都难以站住脚，毕竟国际社会还是靠实力说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