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对民进党失望的前主席施明德意欲参选2016“总统”。某日，上了绿媒政论节目，民进党年轻世代的台北市议员当众质疑施明德主张的“台湾和解”，是否呼应马英九的“和解团结”？以及，施提出的“大一中架构”，是否代表向中国统派靠拢？
老台独施明德闻言拍桌而怒曰：“好大的胆子！不用功，无知，妳怎么可以扣我帽子？”，“年轻不是无知的辩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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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港独又为自己大造新闻，走的也是台独的老路，将比较容易被煽动的青年推在最前线，张牙舞爪地高喊民主自由，挑战香港社会向来自豪的“法治”。港独原不关台湾人什么事，但他们在香港碰壁，所以流窜入台与台独合流，在街头树起“今日香港，明日台湾”的标语。再者，港中大上演的“港独”戏码，也引起轩然大波，校园成为政治纷争的前线。港独青年呛内地生为“支那人”，俨然是台独青年的口气，那就不得不讲了。
学生运动如何影响台湾而成为今日的局面，也值得香港参考。这次谈谈27年前的“野百合运动”，以及学生是否适合参与社会运动。
如果回头探究，学生运动对台湾政治的影响，负面多于正面，无论运动本质看起来多么纯洁，最终都会卷入权力的漩涡，理念为政客所操弄，参与学生成为政客。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Foucault)认为，知识的建构来自权力关系，讲白话，我们所认知的“知识”，为背后的权力所支配。而学生运动恰恰展现了这种对应关系。
毫无意外地，当时正愁在党内实力不够的李登辉，充分利用了这次的学生运动，以及党内与学生相呼应的年轻世代(如赵少康)，加上在野的民进党，展开清除旧势力的斗争，以巩固，扩张自己的权力。
1992年，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一书，宣告民主已取得最后胜利。1994年，因原本选举“总统”的单位“国大代表”废除，岛内高唱“总统直选”，最后连反对直选的新生代马英九都屈服于从众压力，1996年第一次举办“总统”直选。四年后，则实现了第一次政党轮替。
90年代，自由民主如同从阿尔卑斯山运来的清新空气，弥漫于岛内，以往不能说的话，现在能说了，以往不能做的事，想在能做了。小蒋时期的经济红利还在，岛民现在有钱，有自由，有民主，保守的旧势力则节节败退。
因为看似一切都往美好的西方价值追赶，所以民众浑没注意那些藏在香甜空气后面的牛鬼蛇神，正以与过往完全相同的“权力运作”方法，绑架岛民的脑袋。
故而，今日台湾的样貌，某种程度可以说是野百合世代催生的产物。
中年野百合
学运世代后来纷纷从政，扁朝权倾一时的“童子军”——马永成、罗文嘉、现任台中市长林佳龙、由绿转蓝的郑丽文、现任桃园市长郑文灿、“绿委”郭正亮、绿营打手段宜康等等族繁不及备载。这些人里面，有多少人成为匍匐于权力之下的政客，打着民主的旗帜反民主，也是个有趣的探究主题。
每个人都自我标榜是民主的功臣，李登辉、学运世代、当时国民党内的青年精英、台独分子，这批人星罗棋布于政治、媒体、学院、民间团体、法院系统等领域，以“民主台湾主体”的意识形态霸权，支配着台湾社会。
在此权力下，几乎一切旧有的，都没有“知识”上的合理性，包含一中“宪法”、统一理念、委任选举、中华民族认同、中国历史记忆、汉语，还有你知道的，文言文。
这个世代的相关人等，纷纷消费野百合运动，成为新的既得利益者，在高涨的民主呼声下，他们绝无能力与意愿，从这30年来台湾沉沦的事实中，坦承真正的病灶就是西式民主制度，因为这个世代，也是病灶本身。
中年的野百合，视自由民主为安身立命的归宿，所以永远说不清楚民主与民粹的标准尺度，也不愿承认两者其实乃一体之两面，让西式民主制度在台湾成为不可碰触的知识权力，不可辩论的真理，影响所及，当然有效地缩减了两岸统一的可能性。
再者，“自由”也吞咽了法治，所谓的公民自由，可以挑战法律，公然向执法者威吓叫嚣，甚至聚众占领“公署”，最终还以“公民不服从”之理由获判无罪，执法者反而有罪。更不用说，那些造谣与恶意污蔑的言论，都被“立场”模糊了是非，又为法院所纵容了。
当然也有学运世代终于察觉到不对，自由民主没有当初他们想象的那么崇高，但这样的人，少之又少，即便发出了反省的呼声，也被无视，或旋即遭到压制。
至于像施明德这种亦受惠于野百合的老台独，一旦主张逾越了这股不断变形扩张的知识权力，最终也被更年轻的世代反噬，在他们眼里，施明德被学运世代捧上了神坛，却也是背叛者。野百合后25年，许多现代青年，心中已无是非，只有立场。对这尊老神，野百合世代尚给予其一定的尊敬，但太阳花世代可不买帐了。
回头看福柯的社会观察，你得承认，理性不过是另一种疯癫，若再考察台湾政情中权力者对民主的毁坏，与台独团体对自由的滥用，你也得承认，西式民主不过是另一种独裁，自由不过是另一种桎梏。
拨开野百合公知散播的迷雾，若深入台湾民间，会发现真正理智的，往往反是知识水平不高的底层民众，他们遵循的是人类“趋利”的本性，与中国传统“趋吉避凶”的文化本能，不太受新颖价值的干扰。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野百合看不起太阳花，他们认为27年前的学生运动为“社会改革”，3年前学生运动为“反中夺权”，层次不能相比。其实说穿了，都是年轻人不谙世事的赶流行而已，最终成果被政客收割的结局也是一样的。所不同者，今天的学生比27年前的学生，暴戾粗鄙得多，而如今无所顾忌又自以为是的青年特质，又是谁的责任呢？
青年学子适合从事社会运动吗？
我不认为当代青年学子适合从事社会运动。过去的青年早早就踏上社会，其中一些人，既对社会问题有切中时弊的看法，又博览各家思想，批判性思考，才能产生革命家。如今的青年，涉世未深，尚未离开书本进入社会磨练，过早参与社会改革运动，只会深陷从众压力，被人牵着鼻子走而已。能够独立思考者，会给自己一段学习时间，对任何知识价值保持距离，并透过自己的双眼真正去看社会百态，最终取得属于自己的结论。
这么说吧，按照当代教育体系的塑造，绝大部分人至少在35岁之前，都是学习状态。想对真实世界下定论，离开学校后，也必然要有一段社会学习过程，从跌倒与否定中，从关怀与理解中，逐步形成你的社会观。在此之前，口喊什么主义或价值，都是空虚。
讲学习，至今我仍看不到有讲得比孔子更好的，这个被扭曲、夸大、栽赃、误解几千年的“背锅师”，青年不时去亲近下只有好处。当然，得避开那些扭曲、夸大、栽赃与误解的“解孔者”。
《论语》开宗明义第一篇，小学生都读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其实一般的理解是错误的，“学而时习之”不是“学了以后反复练习”的意思。有解“学”乃“觉”者，我认为合理故此处不谈。“习”按照朱熹的说法其原意乃“鸟数飞”，意指雏鸟学习飞行时反复拍翅练习，即实践之意。“时”则不能以“时常”解，而应以“适时”解。所以用白话讲，就是“学到了知识，而能适时实践所学”。
另外，“朋”乃“同学”之意，可非贩夫走卒的“朋友”，意指“同样做学问”的“同类”。“人不知而不愠”一般解释也合理，即“得不到理解而不怨怼”。
这三句并非各自独立的道理，而应视为一个整体的“学习者态度”：“学到了知识，而能适时实践所学，不是很令人喜悦吗？同类的朋友从远方来，不是很令人快乐吗？得不到理解也不怨怼，不正是君子风范吗？“。
孔子此言在教导他的弟子们，为学者应当“实践，交流，包容”，这才是学习的意义。当然，这是经过分析的个人理解，不敢说是确解，但应当还是符合孔子精神的。
搞运动的青年大可说“学而后实践”乃当然之理，但“时”字也不能漏，想打破既有秩序，对“在学者”而言是适当的时机吗？另外，与同类交流也没有错，但何不尝试与想法不同者正面交流试试看呢？再者，何妨包容与你意见相左的人呢？
年轻的好处是，无知可被原谅，但年轻不代表正确，在不适当的时机，呼朋引伴挑战秩序，又不能包容异己，至少在孔子这关是过不去的。
“忽然民主”的港独，使用台独惯用的老方法，第一步丑化执政当局，第二步煽动仇恨，第三步标举所谓的“民主”价值，第四步合理化违法行为，第五步圣化反对派领袖，第六步寻求国外盟友，第七步神化整个运动。这些步骤，台湾都走过了，直到台独取得执政，“民主”终于成为绊脚石，新科权力者再以传统的手法，压制一切反对的力量，带着“民主”的面具，掏空民主。
并不是说，西式的自由民主全是不好，但任何制度都有利弊，亦不能完全免除权力的支配，除非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否则青年意见领袖，很快就转变成小政客，假民主，真夺权。庄子的门徒很早就呼吁，“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庄子外篇·胠箧》，只要立下了标准，就会有人利用这标准作弊。
如果港独顺利发展，那么毫无疑问，今日的台湾，就是明日的香港。涉世未深的青年若幸运地能在有朝一日醒悟，发现年轻时被利用，那也是至少20年后的事，届时整个社会早就深陷选票民粹的权力泥淖，难以正常运转。那番“我当时年轻无知，所以XXX”的忏悔，挽回不了已造成的伤害。
连沧桑老独派都已经中气十足地训诫过了，“年轻不是无知的辩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