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7. 毛泽东批评赫鲁晓夫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1]昨天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及戈尔巴乔夫等通过屏蔽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达到阉割马克思主义本质的目的，今天在中国屏蔽列宁主义、特别是屏蔽其中的阶级分析方法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也就抽掉了毛泽东思想的灵魂；而如果用被抽掉列宁主义灵魂的“毛泽东思想”、继而用抽掉“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去麻痹劳动阶级，其结果对中国乃至中华民族而言，则是大灾难的开始。

1578. 有次到北大开会，我问现在北大四处拉校友，为何不提毛泽东？不要说战争理论，就是哲学、文学、诗词、书法，毛泽东的成就至今难有超越，堪称典范，北大给那么多的人塑像为什么不给毛泽东塑像。后细想，可能是视角不同，毛主席不符合西方人为东方制定的普世标准。西方为东方人制定的英雄标准是谁呢？是曼德拉、甘地——一些主张“非暴力不合作”的人，这些人符合西方“普世”标准。除此之外，在西方人看来一概不是他们心目中的东方英雄。不是“英雄”，如换上西方人的视角或西化的世界观，毛泽东的像在他们那里就立不起来了。

1579. 纵容涣散人心的不负责的文艺宣传就是犯罪。历史教训并不遥远。当年大秦帝国的意识形态工作是战斗力标准，讲究经世致用。它将商鞅、韩非子、李斯这些人的思想和作品用于安邦治国，教化民众；而把那些不靠谱的、像坚持“戈尔巴乔夫”式新思维的那帮人全逐出秦国。齐国接纳了这些人，到齐国办的稷下学宫[2]“做课题”、带“研究生”，搞不靠谱的“百家争鸣”，秦国还送大量黄金——也算是那个时代的“课题费”——资助齐国的处士横议。结果如何呢，结果是当秦国军队开到了齐国城下的时候，齐国文人竟集体静音，与苏联解体前的情形一样，诺大的齐国“竟无一人是男儿”，没有什么像样的抵抗。当年汉武帝反匈奴战争最紧张的时刻，有儒生狄山力劝汉武帝对匈奴施仁政，汉武帝让他去“贴近战场”，问他“我派你驻守一个郡，能够不让匈奴进入掳掠吗？”狄山说：“不能。”再问：“驻守一个县呢？”狄山又说：“不能。”武帝最后问：“驻守一个要塞城堡呢？”狄山自知理屈，硬着头皮说：“能。”于是武帝派他到去守边，结果此人走在半路上就被匈奴砍了脑袋[3]。如果我们文艺工作者在党和国家需要的时候，创作这种出不靠谱即满口“之乎者也”就是不贴近战场的作品，别的不说，至少作为军队文艺工作来说，就是不合格的；这样的文艺创作人员就不接地气，就失去了为师的资质。

1580. 文艺工作者仅有艺术和学问指标是非常不够的，他们应当有为民族担当的意识和气节。比如鲁迅和周作人，都很有学问，但民族气节却有云泥之别——两个中间，我们当然要以鲁迅为导师。

1581. 巴顿、麦克阿瑟，这两个人很像，往好处说是有个性，往坏处说是好表现，热衷于个人英雄主义。个人英雄主义与风头主义是对孪生子，其优点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能动性，但缺点也是最大限度地强化了个人主义对全局的破坏性。

比如，巴顿在战役上是把好手，但他打败德国法西斯后又要扩大战争，执着坚持利用纳粹残余再回打苏联。这从战略上看就具极大的破坏性，且不说当时世界和平对美国多么重要，就说巴顿的反苏观点若转为行动，那美国就可能在与苏联冲突中失去已经确立的战后霸主地位。正因此，在反复规劝无效后，美国将巴顿召回，不久巴顿死于车祸。再看麦克阿瑟，这个人的优点还是战役性的。此人善于剑走偏锋，性格上也比较爱出风头。1942年2月8日艾森豪威尔在收到麦克阿瑟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一些建议后，在日记中写道：“他对我们这些年来的研究的想法令人诧异。他的谴责可能只对军校一年级学生有好处。”2月23日，他给麦克阿瑟的通电发出后，在日记中写道：“爱出风头可能毁掉他（麦克阿瑟）”。[4]1950年9月，仁川登陆使麦氏一举成名，但麦氏的战役性的优点也由此将在大战刚结束后还未缓过神来的美国又推向新的战火。就在杜鲁门犹豫之际，麦氏的轻率结论又将他领导下的美国引向灾难。1950年10月15日，杜鲁门飞往威克岛了解战场情况，麦克阿瑟以赵括式的轻率告诉总统，他相信对整个南北朝鲜进行的正式援助将在感恩节前结束；他希望能在圣诞节前把第八集团军撤到日本；他希望联合国能在新年第一天组织选举。军事占领一无所获。所有的占领都是失败[5]。麦氏完全不知道，就在他们谈话的前几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已进入朝鲜。麦克阿瑟的轻率导致美国在朝鲜战场大丢其丑。罗斯福曾经当面对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说：“道格拉斯，我认为你是我们最出色的将军，但是我觉得你将是我们最蹩脚的政治家。”[6]麦克阿瑟晚年也认识到这一点，他在回忆录中援引了罗斯福的这个评价来评价自己。

事后看来，这种不顾国家命运只爱惜个人“羽毛”的所谓“英雄”，对于我们中国的发展是有害的，不值得鼓励。

1582. 我们要改革，但是有些原则性的是不能改的，我把这些原则叫“古田原则”。1929年古田会议上提出的党指挥枪的原则后，我们一路打胜仗，古田会议之前，一路打败仗。抗战中，日本人单兵作战和战役作战也的也很勇敢，军事装备技术化程度比我们高，怎么他们就败了，我们怎么就胜了？这完全可以从“古田原则”中找到答案[7]。

1583. 有人说军人是一种职业，不应有理想主义要求。这话如在市场至上的西方或许可以这么说，但在中国则不能这么讲。因为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在蒋介石大屠杀逼迫下从南昌起义中诞生的党的武装力量，它从诞生那一刻起就与解放工农大众的政治目的联系在一起。它在党的领导下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并于1949年建立新中国。从新中国建立到今天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仍处在西方的的包围和剿杀之中，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将为实现党的政治目标和政治任务的武装力量说成“一种职业”，这就会使我们的军队与党的事业相分离，成为没有政治方向的亡命雇佣军，其结果可想而知。

1584. 我们的军队文艺工作者不是普通的演员，而是有特定政治使命担当的战士。没有理想的演员也许会变成身披万国旗的小丑，但演员一旦穿上军装，他们就必须是战士。战士是要有理想的，要是仅作为一种职业就不需要理想，它就是个赚钱的饭碗，给钱就行了。如果我们变成这样，我们就失败了，在战场上官兵就散了，就不会有黄继光了。黄继光用身体堵住了枪眼，他要是没有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精神信仰，仅靠市场利益，他为什么要用身体堵抢眼？现在有人用世俗化的方式肢解我们军人的核心价值观，说什么黄继光也不是说的那样，雷锋也戴过表，谈过恋爱，邱少云不一定能经受住高温火烧等，这有意思吗？当黄继光堵枪眼那一刹那，他就定格了，他就是英雄。这就叫盖棺定论。我们在宣传上就是要塑造、歌颂这些英雄，我们的战士需要的就是这些英雄。当英雄成为公众取笑或嘲弄、恶搞而笑星和“超女”成为公众狂热追捧的对象时，这个国家被人宰割的危险也就将悄然而至。没有英雄的国家是要散架的。美国现在都包围过来了，如果我们战士还以“职业”的心态打仗，那就保卫不了我们的国家了。

1585. 目前文艺创作中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有些文艺创作缺乏生活经验，脱离生活实际。这是今天文艺作品中历史虚无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比如现在泛滥的抗战剧，多是美女抗战，荒郊野外和深山老林的游击队多是美女领导，这不符合实际。一次有位经历抗战的老同志跟我讲，现在抗战剧里共产党游击队吃白馒头，动辄要求请客，这根本不符合实际。那个时候日本人搞“三光政策”，游击队找到点粮食极不容易，哪还有请客吃饭的事呢？还有的临死前还要问爱不爱，这反映的是当下年轻作家的小资情调而不是从生死斗争中走出来的老兵经验。爱情在那个时候是放在第二位的，生死存亡是第一位的。

1586. 有人说我们军队文艺也需要“大师”，这没有错。这与英雄一样，要看是什么标准中的“大师”。我们说，军队文艺要聚焦战场，如果在你的笔下出了更多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王杰这样的英雄，那你就是人民军队文艺当之无愧的大师。军队文艺工作者和一般学者不同的地方在于，军队文艺工作者写出的作品聚焦的主要是战场，功能主要在于促进战斗力的生长，它赞美的是战士们为祖国、为人民的利益勇于牺牲的精神。而不是让战士看了你的作品全成了“范跑跑”。“范跑跑”在危险时说连他娘都不救，更不要说为人民了。要是我们军队教育出来的都是“范跑跑“，别说打仗，就是救灾的任务都完成不了。汶川地震，艺人砸的是钱，砸钱后就走人；我们军人砸的是命，砸了命还不能走。为什么，因为国家和那里的人民需要军队托底。

1587. 脱离实际是要亡国的。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文艺改革就是取消阶级论、宣扬人性论，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结果苏联瞬间解体。宋朝也是这样，文人们“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诗的政治相对论意味很浓，若译为政治诗就是：说你是宋朝人你就是宋朝人，说你不是宋朝人就不是宋朝人，为什么是宋朝人，是你把自己当成宋朝人。你若不把自己当宋朝人，你也就不是宋朝人。正是这样的政治相对主义才导致“靖康之耻”。当时的知识分子脚底有滑轮，风险来了都是“范跑跑”，这样才有了偏安一隅的南宋小王朝。有句话叫“人定胜天”，南宋刘过解释为“人定兮胜天”[8]。只有失败的南宋人才能有如此深刻的解释。心散了，人就没有担当，“范跑跑”现象就是这么来的。

1588. 今天有人改编“红色经典”，将其中的红色被偷换为粉红色。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去红”的结果不仅是让我们的后代不知不觉地忘记或误记我们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斗的历史，诱使我们的后代背叛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这都是最要命的。拿破仑说：“大炮摧毁了封建制度，墨水正在摧毁现在的社会制度。”[9]如果联系目前社会上一些教科书中虚无主义内容、否定和虚化甚至丑化中国革命英雄的内容，我们就不能不对这些“墨水正在摧毁现在的社会制度”的文艺暗流予以高度警惕。

1589. 娱乐是人类接受教育中最具“自发”性的方式，但我们可以自问我们今天学习的知识有多少是娱乐而不是一层层考试即“灌输”得来的，尽管我们不喜欢考试这种“灌输”方式，甚至到处嘲讽这种方式的生硬性，但它确实很有效：它使我们以比“娱乐”的自发方式快得多的速度掌握了那么多的文理知识，因此，要辩证地看待“灌输”式宣传与娱乐式宣传问题，不能单纯的把娱乐当成文艺宣传的主要方式，更不能娱乐至上。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及其伟大成就，还是要靠效果显现周期较长的正面教育，娱乐只是正面教育的配合形式。

1590. 我们的军队文艺要有战斗力标准，检验我们军队文艺作品是否优秀不能以“国际承认”与否为标准，而要以能鼓励起战士的士气和作战精神为原则。我们说“为战士服务”，不是简单地只为战士的一般生活服务，而是要为战士在战场的冲锋陷阵服务。如果战士上战场之前看了你的文艺作品之后，更加奋勇向前，那你的作品就是优秀作品。比如《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形象，鼓舞了我们的战士在朝鲜战场上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鼓舞了中国人民敢于和帝国主义斗争并取得胜利的精神，尽管没有什么高科技声像表现手段，但这个作品无疑就是优秀作品。再比如1951年魏巍同志从朝鲜战场归来后所著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鼓舞了朝鲜战场的战士和数代中国人对人民解放军和祖国的热爱，这样的作品就也是优秀作品。如果看了你的作品后犹豫了、彷徨了，甚至当了逃兵，那你这个作品就是失败甚至是有害的作品。这种作品的艺术手法越高，它的破坏性就越大。比如《色戒》这类的作品，传播的是无原则的跟谁干都一样活命和赚钱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价值，这就不利于战士一往无前，为国家民族奋斗牺牲的精神，不利于军队战斗力的生成，这样的作品，不管它的艺术表现形式如何丰富，也不管西方人将它捧得如何高，它对军队文艺就不是好作品，甚至还是有害的作品。

1591. 我们军队文艺工作的聚焦点最大可能的贴近战场实战。在战场上政治浪漫主义——比如当年的王明、李德等在湘江战役前后的瞎指挥——是以战士生命的牺牲为代价的。今天有些人将军队文艺创作与一般社会文艺的创作等同，提出什么军队文艺“多元”“开放”以及“职业化”的改革指向，以出“大师”“思想家”为目标，这些放在社会领域，其正确与否姑切不论；但放在军队文艺领域，放在党绝对领导下的战斗力标准的语境下，它危害就不言而喻了。军队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托底部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铁的纪律是军队建设最起码的前提，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的所有理论都要聚焦战场，你可以这样那样说，但前提是要有利于战斗力的生成。你得让我们的战士在战场上奋勇向前，这是祖国命运的依托，仅靠“学术逻辑”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

1592. 中国长江的国防压力多是由北方压力造成的，而中国长江西端即中国大西南的国防压力则更多地是由中国东北压力造成的。在唐宋以前，中国北方压力主要出自西北，由于青藏高原的阻隔，北方压力的着力点多在东南，南北战事多集中在长江下游的东南地区，之后，中国北方压力逐渐由西向东推移，北方压力的着力点多在西南，南北战事也由东南沿长江向西南转移。

1593. 风水观应源于古人类的安全观。人是从猿演化而来的，深山老林是他们熟悉且让他们感到安全的地带。因生存斗争被赶到平原开阔地的猿人面临的危险大幅上升，但他们在实践中发现在离山地不太远或说山地周围的平原活动有利于迅速日有才他撤回到山林，这样的地形相对安全；若平原前面再有可以阻止野兽偷袭的护围河，这时的定居生活前后就有了安全双保险。这种依山傍水的地形后来便被神秘化并由此演化为相应的风水观。

1594. 有人将基督教价值作为普世价值，将阶级斗争解释为宗教教义间的冲突即所谓“文明的冲突”，认为改信基督教就可与文明接轨并得到西方人的承认，可是，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战士们却是在改信天主不久被西方基督徒帮助信奉儒家学说的清兵剿灭的。

1595. 西方曰“加”，东方曰“补”。

1596. 西医多用加法寻求身体平衡，中医多采减法实现身体平衡。

1597. 自从1972年尼克松政府将美元变为石油美元之后，作为国家货币的美元与其所承载的价值就出现二元对立。也就是说美元是美国或美利坚民族的，但美元所承载有资产（价值）却是华尔街私人的，因为支撑美元价值的基础已不主要是美国人民的劳动产品，而是远在天边的他国石油，美国政府为美元保值的任务不再是组织和管理国内生产而是组织军队到海外打仗以保证海外石油以美元交易。交易稳定，美元升值，这样美国就可以从华尔街分得利润，反之，如果不能再打倒一个象苏联那样的大国并以此释放出巨量浮财为美元注资的话，美国政府就必须面对越来越多且可能造成政府工作难以正常运转的“财政悬崖”。自从美国2008年从中亚撤军后，美国就失去了控制中东石油从而为石油美元保值的前提，为此，白宫为美元保值就要“战略东移”，目标显然是冲着中国来的，其目的就是企图从中国这里再获得苏联倒下时释放出的可以为美元保值的巨量浮财。

1598. 今天的美国已不是民族主导的，而是金融寡头垄断资本主导且与美利坚民族相对立的寄生性国家。这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提出的“G-W-G′”即货币（德文：Geld）经过商品（德文：Ware）生产进而使其增值的资本总公式，已异化为通过战争（英文：War）而再不是商品（德文Ware）生产增值的公式。“货币没有主人”[10]，资本没有祖国。与托拉斯工业资本不同，华尔街金融资本不会给白宫留下太多的时间，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向美国的一般的“让利”已远不能满足白宫的需求，在独控中东无望、石油美元持续走低的情况下，美国（买办）政府保住美元、留住华尔街资本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再现苏联解体，由此获得使美元升值的浮财。

1599. 如给美国诊断，当为肾虚，国家之肾当为实体经济，肾虚的人自然火大。

1600. 阅读过司徒雷登任大使期间给美国国务院呈写的大量报告[11]的人，都不会怀疑司徒先生真是一个“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12]，但在关键时候却又很“懂政治”的人物。

1948年底，中共军队在辽沈战役中的胜利已成定局，司徒雷登看到国民党政府垮台的可能性，于当月16日给马歇尔写信，哀叹“现时的国民党领导已再也不能充当美国努力阻止中国共产主义扩展（实则是阻止中国统一——引者注）的有效工具了”[13]。这时的司徒雷登一抹平素斯文，给美国政府主动提出比马歇尔“两分中国”设想更阴险的即“用典型的中国式处理方式”致中国再陷军阀割据的建议。他写道：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构想某种典型的中国式处理方式，让委员长引退，并组成联合政府，由张治中与马家（五马将军：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马鸿实、马占祥）节制西北，四川、云南、贵州也分别由各省主席控制，这样就可免受共产党干扰，这在联合政府初期是完全可能的。同样，共产党在联合政府的名义下会加紧巩固其北部地区，而宋子文则会在华南获得喘息之机。这期间，美国必须保持政策的灵活性。无论谁统治中国，都需要外援，而美国是目前唯一可以依赖的外援提供者。由此出发，我们就能在美国利益所在的地区的局势更为明朗的时候，利用我们的这种地位左右形势。[14]

不仅如此，司徒雷登也没有忘记分裂中国西藏。1949年7月8日，他在即将离任回国前写信给艾奇逊说：

我们希望建议新德里使馆今夏向拉萨派出小型代表团（国务院7月5日上午1时传阅电报信息）。广州政府对西藏的管辖权已经不存在了，我们赞成在同中国共产党政府建立关系之前，采取任何具有承认西藏自治地位的行动。[15]

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在美国在华利益即将失去的时候，美国及其帮闲反动势力即将退出中国的时候，司徒雷登先生一点也不善良，他已顾不上“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的斯文面罩，在情急之中留下这白纸黑字的斑斑铁证。我们通过这些“建议”看到了司徒先生在面对中国国家统一的大趋势时的阴暗心理：他不仅要使中国倒退到20世纪初的那种军阀割据的乱局，而且还要在这种割据中实现美国的主导地位。

事后看来，司徒雷登干的结果显然没有让马歇尔满意。毛泽东说司徒雷登“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16]。为了减小这个“责任”，司徒雷登先生面对无可挽回的失败，却是屡败屡战，干得和想得比马歇尔要求的还要卖力、还要恶毒。这些大概才是最伤中国人民感情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