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张登及近日在江西省九江市“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前瞻”学术研讨会中表示，北京的新古典主义大战略攻守兼备。尤其它回避直接与美日来自海上的“再平衡”围堵对撞，有利于维护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表面稳定，所以算是一种以守为攻的巧突围。

　　张登及认为，北京大战略正从“现代主义”转向“新古典主义”。中国“现代主义”的发展战略贯串清末自强运动、国民政府亲美路径，一直到周恩来的“四化”、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姿态是面向海洋与引进西方，只有孙中山先生晚年的“联俄”与毛泽东晚年的“文革”是短暂例外，且中山先生“联俄”有战术上的原因，所以“现代主义”的例外，以往只有“文革”。

　　但“新古典主义”则有中国和欧亚大陆历史古老传统的元素，张登及说，所以视角是面向欧亚大陆、争取重塑国际规范，同时企盼重新发出“中国声音”。这种新古典主义既有旧历史符号的复活，但又不可能是反现代化的“革命主义”或四面出击、虽远必诛的“汉武大帝”。

　　北京的新古典主义大战略攻守兼备。张登及说，尤其它回避直接与美日来自海上的“再平衡”围堵对撞，有利于维护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表面稳定，所以算是一种以守为攻的巧突围。但长远而言，这个战略又有助于优化陆权存量，徐图海权增量，所以也不能简单地说是一种带有封闭式区域主义的门罗主义。

　　张登及举例说，“亚投行”策略招揽到了英、法、德、义与“金砖集团”全部五个会员国，可见“新古典主义”并非完全循着古典地缘政治的指导，仅固守在东亚、亚洲与欧亚非大陆板块之上，而像是建构一套软硬兼备、足以与美日“亚太”论述相抗衡的世界观与安全架构。这一世界观与建制一方面要强调“反霸”与“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一方面又能突出崛起的北京在亚洲重建“层级秩序”与担当“负责大国”的主导角色，然后以此为中心，将“新”理念与制度设计层层推展到东欧、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

　　中国大陆对台政策也将受“奋发有为”主旋律与“巩固霸主下首极”战略目标指导。以此可之，北京不可能坐视与“和平发展”逆行的态势不受拘束地蔓延和强化，甚至成为当前体系霸主打击“霸主下首极”的地缘政治与颜色革命的跳板。
由于“太阳花运动”之后，台湾“隐性社会”内部原本积淀但未足激活的“疑中”、“反华”潜流已开始挥发扩散。张登及提到，马英九力图用弘扬抗战精神连结两岸，重振“中华民国”在台湾延续合法有效管辖正当性的作为。但台湾社会几乎无感，大陆官方的反响也很小。或许是因为执政气势衰落，但中共目前对中国国民党纪念抗战的冷淡，内蒙陆军演习中，甚至出现共军在重庆南路“总统府”巷战攻坚画面，也着实令人意外。所以未来相当长时间里，台湾朝野易守、两岸互信降低、国民党话语权与正当性在台湾进一步削弱的态势，相当不好扭转。

　　同时，美、日等国防制中国稳固“霸主下首极”与亚太双强的部署，必欢迎并加强引导台湾共同遏制北京。张登及强调，“新古典主义”亚欧战略将使大陆放缓与台北“中央政府”层面的协议协商。原本似有探索开展的基于“各自现行规定”进行政治对话的架构工程，也因“中华民国”宪政正当性的快速淘空趋势而被搁置。但两岸政治趋凉，并不等于北京对台的无所作为。

　　也就是说，北京对台可能逐渐绕越台北，而更加强势地、务实地着力对台湾“社会”的工作。张登及说，这一方面是着眼长远于台湾“世代轮替”的趋势，也是为如果万一发生“地动山摇”，预先部署社会支持。对台北未来的任何执政者而言，这种政治趋凉的态势，也可能与台北政府的两岸关系治理力量削弱，和台湾同胞在北京“中国复兴”路径图中更加边缘化同步。台北政府越被自身社会与北京从内、外同时加以边缘化，又可能助长台湾社会，特别是青年世代的绝望感和反中情绪的激进化，以及外交和国防战略更积极明确地联美（日）制中。

　　张登及还说，由于台北面对北京时身居实力弱小一方，北京奋发有为的“新古典主义”将使台湾选择更少。看似无可避免的剩余选项是否属于“可持续发展”的选择，目前台湾社会也缺乏理性沟通的氛围。这对台北任何执政者而言，恐怕都是很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