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的古田会议确立了党指挥枪和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这是军史上的大事。11月24-16日的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改革举措可能成为古田会议以来军史上最动根动本的大改革，意义重大。

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要通过调整军委总部体制、实行军委多部门制，组建陆军领导机构、健全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重新调整划设战区、组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构建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这是解放军正规化道路上的方向性转变，远远不是大军区改组为战区那样的细节性调整。

联合作战是现代军队的共同目标，但这其实是回归本源。在工业化时代之前，是没有军种概念的，陆军和海军都没有严格的区分，上了船就是海军，下了船就是陆军；士兵也要摇桨，水兵也要拿枪。进入20世纪，不光陆军、海军界限分明，还出现了空军。即使在陆军内部，也有步兵、炮兵、装甲兵、工兵等很多兵种。对于解放军来说，在革命战争年代，除了有限的炮兵和聊胜于无的装甲兵，基本上只有步兵。解放后，解放军实行正规化，经常被指责有大陆军主义倾向，实际上是大步兵主义，都谈不上大陆军主义。知道80-90年代，解放军的演习还在强调步炮协同、步坦协同，空地协同、海陆协同还是象征性多于实质。

进入21世纪，不仅解放军在装备上获得巨大进步，世界军事斗争形势也早已进入联合作战时代。相比之下，解放军的联合作战还处在很初级的阶段，有时甚至根本算不上联合作战。空军飞行员在陆军指挥所里出现，海军舰艇用作抗登陆演习的蓝军，或者你方唱罢我登场式的空军陆军轮番进攻，这些都谈不上联合作战。解放军要更上一层楼，只有从战略、战役到战斗层面整合进入各军兵种的长项，步兵班呼叫空军轰炸前方土楼，这在有的时候是不必要的奢侈，但缺乏这种能力则是放弃了现代战争艺术的制高点了。

解放军现行体制是军委下辖四总部，其中总参不仅统管全军作战，也是事实上的陆军司令部，海军、空军、二炮与大军区平级，实际上是作为陆军的配属部队对待的。这符合中国的历史现实，在很长时间里，陆军是保家卫国的主体。在这样的体制下，大军区是国土防卫的主体，海军、空军、二炮实际上与炮兵、装甲兵一样，在总参调派下支援相关军区的作战。事实上，装甲兵和炮兵在文革前确实是作为独立兵种存在的，第一任装甲兵司令是许光达，第一任炮兵司令是陈锡联。随着陆军建设的发展，炮兵、装甲兵不再作为独立兵种，划入大军区甚至军师直属，但海军、空军就不那么容易了。

另一个问题是大军区。这是从革命战争时代的野战军延续下来的，分管各个战略方向上的作战。在革命战争年代，各大野战军不仅负责不同战略方向，还各自负责部队建设和征兵、后方建设等。这个做法延续到和平年代的大军区，使大军区实际上成为一方诸侯，大军区不但是作战单位，也是行政单位，负责本区内的部队建设、战场建设和其他行政、勤杂事务，甚至琐碎到分房子、计划生育、军队幼儿园。这些事情都需要管，但也不可避免地分散了大军区在作战问题上的精力。

大军区制的另一个问题是部队的作战调用与日常部队管理合为一体，部队和人员的隶属关系僵硬。集团军、舰队、大军区级军官跨区调动已经成为常态，但基层官兵的跨区调动难上加难，不利于人才流动。

新的军事改革的具体方案还没有透露，但要求在2020年前完成，时间并不充裕。可以肯定的是，这以大军区改战区为核心，总部与军种改革配套。换句话说，这将是美国式的联合总司令部体制，战区司令部不仅统管战区内三军力量，而且成为作战指挥主体，可以调动全军增援，而不再是仅仅在总参指挥下分管一个战略方向。

现代战争不仅要求联合作战，而且是总体战争，在有条件和有必要的时候，要调集全国之力。总参在军委授权下是可以调动大军区的力量跨区作战的，但兹事体大，手续繁复，过程冗长，不适合现代作战的需要。战区制打破隶属关系，战区只是区内部队的经纪人，但不是产权拥有人。战区在战时可以调用区内所有战争资源，但并不局限在区内资源，可以跨区调用。这样的体制大大增加部队的流动性，适合灵活、多样的需要。战区也对本战略方向全面负责，不需就具体指挥决策事事上报军委，可以在军委指挥意图下就紧急情况独立决策，压缩指挥层次，加速指挥决策。

战区与部队建设、行政管理分离后，也减少独立王国的问题。部队人员流动增加，不仅有利于传播有益经验，互相学习，还有助于减少腐败的土壤。

军种司令部（包括新组建的陆军司令部）则脱离作战指挥，专注部队建设，包括人员、训练、装备。这是部队的产权拥有人，但不是经纪人。军种司令部还应该负责军官教育和晋升、作战条令、装备规划。在军种司令部和战区的交叉管理体制下，军官提拔由战区评估和推荐，军种司令部决定，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和权力制衡，也有益于军官队伍建设。

与此对应的是总部改革。按照军报11月30日题为《重塑我军领导指挥体制是强军兴军的必然选择》的文章说法，目前四总部的权力过于集中，在军委和大军区之间形成独立领导阶层，代行军委很多领导职能，所有军委决策都要通过四总部代为执行，实际上妨碍了军委的集中领导。这次改革要强化军委的直接执行力，改为多部制，职能部门改为军委执行机关，各战区直接向军委报告，言下之意将取消现行的四总部制。

总参应该会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但不再负责具体作战指挥，而是向军委提供决策建议，并负责战略规划和协调。在单一战略方向战争时，战区全权负责，总参担任后援；在多战略方向战争时，总参担任战略协调，规定主要和次要方向和主要行动的时间表，分配战争资源。在军种司令部负责部队建设的情况下，总装的职责有可能划归各军种司令部，总后的职责有可能下放到各战区联勤，比较难办的是总政。党指挥枪是解放军的根本，政委体制不可能放弃，而政治部正是政委的办事机构。政工系统的职责还包括人事、政治保卫、宣传等。人事大权下放到军种司令部的话，总政的职责也可能分散。政治保卫由军委专门机构负责，宣传也可归军委直属，本来就不需要那么多大军区的文工团和军报。政委回归政治保障的本职，战区和军种司令部的司政后形成级内制衡，战区和军种司令部直接向军委报告，而不是司政后装各自向战区与总部双重报告。最重要的是，军委变成实权机构，而不只是政治领导。

不过战区制还会有具体问题，有些军兵种属于战略资源，只能军委直属，比如二炮、海军的弹道导弹核潜艇，这在美国也是单列的，归战略司令部指挥，与各大联合司令部并列。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二炮不仅负责战略打击力量，还负责战役战术导弹力量，这些部队应该像海空军一样编入战区指挥。或许二炮也会作为单列军种，同样负责部队建设，而战略打击部队指挥权划归军委直属的单列的战略司令部。美国还有特种作战司令部、运输司令部，其中运输司令部专门指挥军事空运，这也与空军参谋部只管空军建设、不管空军指挥是一致的。特种作战司令部比较纠结，这是三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合并而成的，与战区联合司令部平级，这也是隶属三军的军种特种作战司令部剥离指挥权的结果。但特种作战通常在特定地区进行，这就与战区联合司令部的职责相重叠。战区尽管不“拥有”固定的兵力配属，但还是有一定的基本兵力，而特种部队属于战略资源，不应配属任何战区，如何在集中控制的战略资源和分散的战区控制之间取得平衡，美军至今没有妥善解决这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部队建设与指挥分离后，“不是我带出来的兵，用起来不放心”。这确实对部队建设的要求提高很多，要求解放军也向全员精兵的方向努力。装备可以有差别，但心态和斗志不能有差别。指挥链顺畅、配合融洽的问题，这也是正规化的一部分，应该实现指挥和通信规范化，避免只有熟悉的人才能理解的个人怪习。只能与熟悉的人配合更是军队的大忌，战争时代的调动和更替不可避免，与不熟悉的个人和部队配合作战本来就是训练的重要部分。至于“不是我带出来的并，怕使唤不动”，这在革命战争调动频繁、人地生疏的时代都不是问题，现在更不应该成为问题。不仅军队正规化、职业化应该消除这样的问题，政委制度本来就是用来政治保障、确保凝聚力、确保服从命令听指挥的。要是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倾向，这是首先要削掉的，绝对不能容许军队里出现亲兵的现象。

部队的产权拥有人和经纪人分开后，另一个可能是部队编制灵活化。基本的集团军、师、旅、团架构可能会保留，师旅团层次简化、合并可能继续，但配属部队的概念会有所改变，除了基本配属部队，其他陆航、炮兵、防空、工兵等战斗支援兵种可能模块化，根据战时需要灵活配属，而平时不再有固定的配属关系。解放军历史上也有这种临时调配增强的做法，但最后还是要归建。模块化使得灵活搭配常态化，这有利于增加战斗力，但也对训练与协同的要求大大提高。

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之外，还有军内监督体系。现行的军内监督体系和地方上一样，大军区的纪检归大军区领导。改革的内容之一是建立垂直的军内监督，包括纪委、审计、政法委系统，不与战区或军种重合范围，形成军内制衡，特别注重防止对本级主要领导监督不力的问题。这种做法可能会延伸到地方，党政和监督双轨制，形成纵向和横向双重关系，制约贪腐。

联合作战不光在指挥体制上要理顺，在体制和理念上也要保证。军官都有具体的成长背景，对本军兵种更为熟悉。但联合指挥不是把不同军兵种的指挥官放到一个屋子里就自动实现的。即使在联合作战水平较高的西方，联合作战在体制上也经历了很多挫折反复。英美体系从跨军种联合开始，重点在打破军兵种界限；以色列和加拿大从单一军种开始，重点在“抹杀”军种观念。英国从克伦威尔时代开始，陆军和海军就分属截然不同的体系，陆军属于议会，海军属于皇室，所以从来就是英国陆军、皇家海军，尽管英国陆军中有冠以皇家的部队，如皇家飞行队。一战中，皇家飞行队与皇家海军飞行处合并，成为皇家空军。但直到1923年成立联合参谋委员会，英国三军并没有统一的指挥机关，英国国防部更是要到丘吉尔时代才成立，1946年艾德礼政府才结束首相兼任国防大臣的做法，出现第一任独立的国防大臣。美国继承英国传统，美国海军与美国陆军从来就是两个互相独立的军种，在1948年成为统一的国防部之前，海军部和战争部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政府部门。尽管二战时代美英军队就组织了相当程度的联合作战，但军种竞争、以邻为壑长期成为联合作战的最大障碍。

另一方面，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独特传统使得联合作战成为与生俱来的天性。陆战队军官的初级训练和海军军官一同在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进行，陆战队飞行员来自陆战队军官团，地面呼叫的连排长可能就是不久前的同学。另外，陆战队飞行中队经常和海军飞行中队在航母上混编，混合出动。这种特种纽带使得陆战队与海军之间、陆战队空中力量与陆战队地面力量之间具有特别密切的协同传统。但把飞行队置于同一军种并不保证空地协同，在陆军航空队时代，美国陆军得到的空中支援也远不如陆战队那么密切。关键在理念。为此，以色列从一开始就取消军种，只有以色列国防军（Israeli Defense Forces，简称IDF），陆军、海军、空军都是下属军兵种。加拿大从1968年开始也实现单一国防军体制，统称加拿大武装力量（Canadian Forces，简称CF），在哈珀时代，海军和空军恢复皇家加拿大海军（Royal Canadian Navy）和皇家加拿大空军（Royal Canadian Air Force）的称呼，但依然不是独立军种，而是统辖与CF之下，陆军兵营、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都称为CFB（Canadian Forces Base）。2006年黎巴嫩战争期间，以色列总参谋长是空军出身，加拿大现总参谋长也是空军出身，这和在装甲兵、伞兵、陆战队出身之间轮换一样，并没有太特别的军种意义。但这种统一武装力量的做法对小国比较适用，大国军事力量的规模太大，大一统的统一武装力量弄到最后还是形成事实上的独立军种，或者“主从军种”，并不解决联合作战问题。

美军军官在初级训练之后，不仅要求在指挥、后勤、参谋、情报等岗位轮换，还要求具备联合作战的经验，更要求在晋升的关键点上具有其他军种院校的进修经验。具体技术兵种的专业训练不一定要面面俱到，坦克兵军官接受飞行员训练没有多少实际意义，防空导弹军官接受潜艇训练也同样缺乏意义，但在战术、战役、战略指挥层面，熟悉其他军兵种的使用特点，这是联合作战军官的基本功。对于解放军来说，传统的陆军主导的大军区制下不仅跨地区的院校进修难，跨军种的院校进修更难，仅人事关系转移就是难过的关，但在军种司令部负责部队建设的体制下，所有部队人事关系都属于军种司令部，不存在跨区问题。跨军种问题依然存在，但三边之间的关系就容易理顺多了，而不是加入七大军区和总部之后的多边关系。

军委改革讲话中还提到深化军队院校改革，健全三位一体的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推进军官、士兵、文职人员等制度改革，深化军人医疗、保险、住房保障、工资福利等制度改革，完善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和后勤政策制度，建立体现军事职业特点、增强军人职业荣誉感自豪感的政策制度体系。现在的中国军事院校集中在初级院校，中高级军官进修的研究院层次的院校较少，面向联合作战的院校较少，与地方院校的整合也较少。另外，院校基本面向军官，士官训练和进修院校也不足。军官、士官、文职人员制度是老话题了，歌舞将军、体育将军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军人住房保障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问题，如果军官经常大幅度调动，军人住房就不能像老百姓一样一住几十年，在中国房价激烈波动的现实情况下，需要有适当的保障和补贴。但讲话也提到了建立现代军事职业特点，军人就是军人，总是和老百姓有点不一样的，没有这点心理准备，那是做不好军人的。

应该说，军委改革的具体方案还没有公布，现在只能根据已经公布的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组建陆军总部、军委多部制等精神猜测。但解放军的正规化从建国就在说，直到现在才真正开始。这是军史上的又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