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当选了，除非出现不可预见的惊天大事，他将在1月20日宣誓就任第45届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是美国现代史上最没有从政经验的总统，已经70岁了，但没有担任过一天公职，当然也没有从过军。他有自己的房地产帝国，但这毕竟与治理国家不是一回事。相比之下，希拉里的公职经验要多得多，当过参议员和国务卿，作为第一夫人也以非正式身份推动过诸多国家大事，并代表美国参加世界妇女大会。问题是，美国走到今天，正是在诸多“经验丰富”的政客的带领之下。既然历史上经验并没有带来好结果，没有经验至少也谈不上是缺点了，更何况特朗普是商人出身，或许能为美国政坛带来一点新鲜空气，特朗普把4000多联邦公职“放出去”公开招聘，已经是华盛顿政坛的一股清风。

清风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美国需要的是实绩。特朗普不仅缺乏从政经验，他还缺乏执政团队。特朗普有副总统彭斯和亲信克里斯蒂，两人都有丰富从政经验，包括担任过州长。特朗普还有金格里奇，他曾经在克林顿任内担任众议院议长。还有前纽约市长朱利亚尼。但这些干将远远不够。共和党内不乏富有政治和各方面经验的资深圈内人，但这些人中很多都出于对反体制的特朗普的反感，并没有支持他，甚至有公开鄙视和抛弃的。特朗普要在共和党内招募得力官僚并不是一件容易事，谁出任内阁是值得观察的事。当然，肯定会有人“捐弃前嫌”，委身投靠，但这种缺乏互信、甚至基本理念有原则差异的执政团队会有什么样的凝聚力和执行力，人们只有发挥想象了。他与国会共和党也是两路人，还记得国会共和党与特朗普在大选中的互捅刀子吗？共和党的特朗普总统并不能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中得到空头支票，这并不是个人恩怨问题，而是根本政见的分歧，国会共和党依然是精英思维主导的体制派。

特朗普的政策在大选中语焉不详，除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口号，人们对他究竟想干什么并不清楚。他没有系统的理论或者政见，他有的只是直觉，因此他的政策主张缺乏系统性、连贯性、一致性，更缺乏可执行的细节。特朗普的个性也容易情绪化。特朗普是商人，商人都在法律容许范围内做一点虚假广告的，美国选民也习惯于政客的空头支票，并不期望特朗普全部兑现他的竞选口号。作为商人，特朗普没有什么原则，他的信条是交易，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只是生意，是用来追涨杀跌、止损翻盘的。当选才几天，他已经从若干竞选时的口号退步了，比如“上台后要专注改革，没时间追究希拉里的事”、“要保留奥巴马医保中的关键条款”等。

作为商人，尤其是看到美国相对衰弱大势的商人，特朗普的政策直觉可能基于止损增效，以图东山再起，而不是现时继续勉强扩张。特朗普的主要政策挑战来自四方面：社会、经济、外交、国防。

在竞选中，特朗普的社会政策口号最引起争议，包括取消奥巴马医保、取消教育部、在美墨边境造墙、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取消H1B签证等，当然还有把希拉里关进监狱。但大选对美国社会造成巨大撕裂，作为商人，特朗普应该明白，现在不是增大撕裂的时候，而且他的总统生涯的成败关键点首先在于经济恢复和就业恢复。商业运作（尤其是谈生意）的关键在于知道应该在哪里取舍，而不是盲目地统统都要。与经济有关的社会政策改革可能会继续推行，没有直接关系的会尽量维持现状，保持部分奥巴马医保核心条款和不再追究希拉里刑责就反映了这一趋势，美墨边境的高墙现在也变成部分铁丝网了。特朗普明白，这些抓眼球、拉人心的主张对他的有效执政并没有用处，还徒然增加社会撕裂，是营销时的赚吆喝，到了真赔钱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干了。这本来就是生意经的一部分：有得有舍，择地而战。

在经济上，特朗普的商人本性可能决定了未来几年里美国会回到在商言商的道路，这将推翻奥巴马时代国内经济无所作为、国际经济意识形态之上的状态。奥巴马在上台之初，是提出过再工业化的口号的，还当面质问乔布斯为什么不把苹果生产搬回美国，但推动不下去。奥巴马也试图约束金融资本的胡作非为，降低脆弱性，最终也没有什么结果。在华尔街主导美国经济的大前提下，美国经济归结为道琼斯指数。老布什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候，道琼斯指数不到3000点；贝尔格莱德炸馆事件的克林顿时代已经上涨到11000点以上；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前夜的小布什超过14000点，在危机期间短暂跌落到6600点，在奥巴马的8年里已经继续飙升到18000点以上。25年里增长6倍。在此期间，美国GDP从1990年的6.1万亿左右上涨到现在的16.8万亿左右，增长不到3倍，扣除通胀后更要大幅缩水。无论以什么客观或者主观标准，都难得出现在的美国在总体上比1991年的美国富庶6倍的结论，包括房价指数。

特朗普促进经济的做法从公共开支和减税两方面入手。公共开支分开支和投资两个部分，公共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新产业的扶持，公共开支则包括政府运作和军费、医保社保，后者是长流水、无底洞，但还动不得。

奥巴马也曾经试图通过公共投资来拉动经济，他的做法是从新能源和其他高科技领域入手。问题在于，科技不是巫术，除了技术与地理资源相结合而形成的独有优势，像页岩油气，美国不能垄断一般性的新技术研发。美国在IT、航空航天等方面已经世界领先，但中国和欧洲在不同方面正在迅速赶上，美国领先得很吃力。在太阳能、风能、核电方面，美国的优势更是不显著，随时有逆转的可能。

特朗普的重点则在基础建设，这个中国人熟悉了，无非是道路、铁路、电网、机场、港口、通信、城建等，美国的基础设施也确实需要大规模更新了。罗斯福新政很大一部分就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制造工作，最终拉动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不仅需要大量投资，也需要大量材料，更需要大量人工。与其用社会福利把很多人养起来，不如给他们工作，自己养自己，最终形成正反馈，还在此过程更新美国的基础设施，为下一波发展制造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奥巴马时代的第一炮（后来也成为唯一的一炮）是医保，特朗普的第一炮就是基础建设。这一炮打响了，后面就不管干什么都是对的，但问题在于资金来源。

资金无非来自减支增收。医保社保减不得，增收无非来自税收，特朗普要减税，减税如何增加稅入呢？

减税可以刺激消费，这是经典经济学说的一般观点。做到的话，可以通过近期增加举债，赢得远期经济总量增加和稅入增加，打一个时间差，赢得经济的健康发展。但这不仅有一个滞后问题，还有美国社会结构的问题。减税从公司税和个人税两方面入手，但在美国中产阶级萎缩的情况下，个人税减税的作用有限。有强烈消费需求的低收入族群无税可减，减税的好处不明显；交得起税的高收入族群已经进入某种消费饱和层次，减不减税都不影响实际消费，需要什么买就是了，反正不差那几个钱。这样减税除了进一步增加高收入族群的财富，也不能达到增加消费的目的。这是小布什时代的减税重点，也是小布什经济政策失败的重要原因。

但公司税削减是可能造成实际效果的。美国公司大量负债经营，甚至亏本经营，至少在账面上是这样的，就是为了合法避税。降低税收可以解放出大量公司资金，用于投资，尤其是再生产性质的投资，或者增加工资。这些都直接施惠于低收入的劳工阶层。最重要的是，降低公司税还有助于把海外资产吸引回到美国，这是一笔巨大的“免费”财富，不仅对美国经济有一次性的输血作用，还可能改变“财留海外”的长期趋势，将美国公司的海外盈利稳定地输回美国。换句话说，如果特朗普能成功地促使美国资本从海外回流，这本身就是巨大的资金流，可以解决基础建设投资的一部分。

在国际贸易方面，特朗普摆出保护主义的姿态，但作为商人，他也明白保护主义是没有出路的。保护主义下的经济环境相当于闭合的热力学系统，熵只能单调增加，最终回归热寂。欧洲在保护主义方面走在美国前面，这些年来，欧洲从列强退化为一强（欧盟），要不是冷战结束为西欧呈上大片东欧“处女地”，还要更早就进入经济发展停滞。美国回到保护主义，连现成的处女地都没有，下场会比欧洲更惨。

但通过公司减税，吸引海外资金回流，是有可能在美国国内重建一些中低端产业的。互联网时代的一个特点是多样化、个性化，规模经济不再是压倒一切的经济动力。3D打印、特色制造是有可能促成一大批新型作坊，吸收大量劳动力的。特朗普是商人，商人的本能就应该明白：要提高经济活力，就必须提高竞争力，这首先要参加竞争，要恢复制造业。即使是房地产，也要造出新房子，才能炒作，总是在已有的房子里多转是转不出名堂的。

经济都是从基本的制造业开始的，只有东西制造出来，才真正创造价值。商业化的农业其实也具备大工业制造业的特征，而不再是传统农业。商业流通是制造业发展的催化剂，倍增器，但底数依然是制造业。没有东西制造出来，就无所谓流通。商业流通也创造价值，但不是像制造业那样“无中生有”地创造价值，而是通过增值创造价值。制造业和商业之上，就是金融业了。这是制造业和商业的催化剂、倍增器，同样通过增值创造价值，但“原始价值”来自于制造业。问题是商业比制造业容易来钱，金融比商业容易来钱。资本的本性就是想最容易来钱的方向流动，因此金融化几乎是自由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资本是没有国界的。当制造业转移到海外，资本通过全球化继续赢取利润，甚至是更高的利润，但就业和相应的社会问题、消费力问题就不是资本的考虑了。

特朗普坚决反对TPP，奥巴马也已经无奈地不再在任期内做推动TPP的无用功了。美国与欧盟的TTIP也会搁置。但美国毕竟是贸易国家，自由贸易依然是国本，只是自由贸易从来不自由，特朗普要修改规则，“美国优先”。另一方面，特朗普也会放弃过去二十年里以意识形态主导的国际经贸努力，如TPP，还有各种附带政治条件的经援，而是在商言商，少做损人不利己的事情。说道国际贸易，不可能不提到中国，但这是太大的话题，放在后面单独讨论。

金融、军工、能源是过去几十年美国经济的主导，这些经济领域具有天然的“国际主义”倾向。特朗普是房地产出身，或许更具有“本土主义”倾向，毕竟一个地方的房地产价值与本地经济活力直接相关，这会在他的各项政策主张中反映出来。特朗普更是商人，懂得经济才是基础的道理，但他到底能做到多少，只有时间才知道了。

在外交方面，特朗普与欧洲的关系会很微妙。欧洲政界在自由民主主义政治方面走得美国民主党还要远，对特朗普当选深感不安。早在竞选期间的一月份，英国议会甚至讨论过禁止特朗普访问英国的动议，因为他宣传种族主义、挑动族群仇恨，两党议员都义愤填膺。特朗普说道，伦敦某些街区不安全，不能去。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反讽到：“特朗普在胡说。伦敦和纽约的犯罪率都在下降，但我不到纽约的某些街区去的唯一理由就是可能会撞见特朗普。”当然，约翰逊现在是英国外交大臣，要见特朗普的话，他是第一个，见面之前想必要先想好说辞。

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倾向是与他的“美国优先”或者“本土主义”吻合的。他不赞成美国的手伸得太长，到处插手，连北约都属于“外人”的事，弄得欧洲盟国很紧张。但事实上，美国长期承担北约开支的大头，北约70%的经费来自美国，但北约的防务主要在欧洲。这在过去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在欧洲前沿防御、围堵苏联，而不是坐等战争打到美国来，这点钱花得值。问题是，尽管有各种俄罗斯复兴的说法，还有克里米亚危机，俄罗斯对美国的军事威胁是小了，而不是大了。俄罗斯尽心打造战略核力量除了公关作用外，实际上是放大版的毒虾战略，“你别打我，要不咱们同归于尽”。俄罗斯的常规军力已经不足以防御广袤的国土了，且不说严重拖延的装备更新和训练不足，三军基本兵力也缩减到不到80万，不到苏联时代的20%，哪有当年的雄风？克里米亚不是普京的扩张主义，而是死地反击。西方未必看不到这一点，但在步步紧逼、胜者通吃的心态下，拒绝承认俄罗斯的合理利益，甚至用在波罗的海三国驻扎几个营这样的无谓挑选继续制造紧张局势，刺激俄罗斯。特朗普作为商人，可能会承认俄罗斯的合理利益，这也是他与普京“有很多共识”的由来。但这对北约欧洲盟国是坏消息，欧洲被迫再次面对防务重担，这是在社会开支重压下的不可承受之重。特朗普还没有上台，保加利亚和摩尔多瓦已经选出“亲俄”新政府，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可能都要重新考虑与俄罗斯的关系，乌克兰的波罗申科或许也要面对现实了。

叙利亚也可能是另一个“随他去”的例子，重点转到打击ISIS只是说说而已，只要能抑制就够了，特朗普对根除伊斯兰极端主义所需要投入的时间和资源并没有热情。甚至以色列都可能不再有先前的战略重要性。

在军事上，特朗普的战略收缩与重整军备并不矛盾。把美军的全球部署收缩回来一点，可以节约出大量运作经费，足以支付很多装备更新需求。小布什的10年反恐耗费了至少1万亿费用，这是在“正常”国防开支之外的额外费用。如果用于更新装备，什么项目都够用了。

但特朗普与中国的关系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不管在中国如此，在全世界都如此。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关系牵连到所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