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力舟：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的另一种可能性？



7月15日到16日，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造成了军人和民众惨重的伤亡。当时我正在母校北京大学出席《经略网刊》第五届年会。看到视频中连接欧亚两大洲的大桥等处成为战场，想到去年5月在这个城市遇到的热情友好的土耳其人、库尔德人、阿塞拜疆人等土耳其国内各民族的人们，或许其中有的人已经倒在血泊中，有的还挣扎在政变军、警察和政府军的火力网中，不禁一阵心悸。万幸的是，听说中国侨民和游客全部无恙。

那时，我的眼前又出现了伊斯坦布尔城里的人们。说话风趣的七座商务专车大叔、苏丹皇宫边像杂技一般表演向小杯子里灌注冰淇凌的高个子小弟，巴扎的白胡子大爷，清真寺中走出的衣着传统的虔诚信众，广场上约会的时尚男女，机场里带着一丝狡黠的笑容要给我介绍土耳其或库尔德人女朋友的旅行社经理，特别是五星级酒店里大方的跟我合影、邀请我两个月后去米兰世博会看她代表土耳其共和国演出的美丽的黑发大眼睛的姑娘……
不论民族、宗教，还有“世俗”、“保守”的标签，不论戴不戴头巾或面纱，他们首先都是人，希望长享安全、健康、快乐、有尊严的生活，希望拥有亲情和爱情，为何竟遭如此厄运？而浏览中英文网站，对政变发动者的揣测无非四大类:
一是部分军人为捍卫国父凯末尔的世俗化传统而奋力一搏，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很难解释为何坚持世俗的共和人民党在第一时间就表示反对军事政变，而且支持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AK）。更难解释为理想而战的军人为何几乎不堪一击，被街头临时聚集的民众拦阻，向警察缴械投降。
二是这是部分受流亡美国的居兰势力渗透的军人，与埃尔多安争夺权力，或建立宗教氛围更浓的社会的尝试，但这又很难解释政变军人7月15日提出的声明中称“武装部队全面夺取了国家权力，目的在于重建宪法秩序、民主、人权、自由、法治，重建扭曲的公共秩序。我们所有的国际协定和承诺继续有效，我们希望与世界所有国家的良好关系得以维持”，明显不带有宗教色彩。
三是埃尔多安自导自演的用以加强权力的苦肉计，但他不是傻瓜，这样同时在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首都安卡拉和埃尔多安度假的小城市三地发生、步调基本协同，而且夺取了局部制空权的武装政变，只能说明他的执政地位岌岌可危，更有可能让更多垂涎宝座的人产生觊觎之心。同时，这也无法解释埃尔多安打算恢复死刑，处死1500名投降的政变军人的做法。著名战略学者李晓宁老师在与我微信交流时称“苦肉计的说法很低级”
四是美国的阴谋，但这很难解释为何美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就宣布支持民选的合法政府。
想到这里，我不禁走出会场，边在大厅踱步思考边联系我的相关信息源，从北大到三里屯的土耳其餐厅，再到会议结束后去成都的路上，我在不停的搜索信息、联系中外朋友，并且反复思考。
在7月19日凌晨，深深的夜里，在这个四川盆地的小县城，虽然房间里的长途电话都坏了，无法打进也无法打出，空调遥控器也没电了，但我似乎不觉得累。如果我们国家误判土耳其军事政变的起因，将直接影响与土耳其、与北约，乃至与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关系，甚至会波及国内对新疆、对伊斯兰教的政策。
终于，我从一位母语属于突厥语族某语言的朋友那里，间接获得了西方某国驻土耳其使馆的外交官提供的信息，我认为相对可信。这位外交官是第一代移民，母语也属于突厥语族某语言，土耳其语流利。
这位当时身处安卡拉的外交官认为，希腊裔、保加利亚裔、库尔德人及某些其他少数族裔的土耳其军官，联合个别坚定入欧盟的土耳其族的军官，发动了政变。这些军官指挥下的土耳其族士兵，因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而被动卷入了政变，这样就能解释为何大部分参与政变的士兵战斗意志薄弱的现象。
长期以来，土耳其国内的希腊裔和保加利亚裔土耳其人，在是否应该承认奥斯曼帝国在一战期间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及塞浦路斯等问题的态度方面，与埃尔多安政府分歧明显。他们认为，埃尔多安在这些问题上的强硬态度，阻碍了土耳其进入欧盟，也让他们无法自由的回到母国希腊和保加利亚。此外，他们也反对埃尔多安压制军方权力、破坏三权分立，肆意扩张总统权力。
希腊裔和保加利亚裔土耳其人是17-18世纪被奥斯曼帝国征服的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后代，他们早已由东正教改宗伊斯兰教，改用土耳其语，在习俗上与其他土耳其族人几乎没有差别，长相与其他土耳其人差别不大，只是在姓名方面有差别，例如很多保加利亚裔土耳其人女性，名叫索菲亚。他们与土耳其族通婚很多，后代姓名有随父亲方面的，也有随母亲方面的。但是，他们仍然具有不同于其他土耳其族人的民族认同。这次参与政变的最高级军官空军司令则是一位波马克人，就是早年居住在保加利亚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斯拉夫人的后裔，可以看作是广义上的保加利亚裔土耳其人。在政变前有传言称，埃尔多安不信任希腊裔军官，打算将他们解职，这成为他们先发制人发动政变的导火索。这位外交官称，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外国势力直接插手了政变，但是此前俄罗斯可能对保加利亚裔土耳其人施加过影响。
土耳其军队中有不少库尔德人中级军官，他们不满埃尔多安政府对”伊斯兰国”(IS)、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策，加上土耳其军队长期镇压库尔德独立运动内战的积怨，导致这些库尔德人军官联合希腊裔、保加利亚裔军官，以及少数坚定入欧的土耳其族军官，发动军事政变。
我经过慎重思考之后，认为这位外交官的分析，是目前所见关于谁发动了政变的多种解释之中，最有说服力的，应该不是有意放风混淆视听。至于埃尔多安利用平息政变的机会，打击在军队和司法系统内可能阻碍他进一步扩张权力的很多其他人，则是与谁发动政变并不完全一致的另外一个问题了。
我曾在最近一年多之内四次到巴基斯坦，有一次在不通知警察、不配保安的情况下和两位青年企业家朋友一起深入拉合尔、卡拉奇等城市的巴扎、渔港等被很多外国人认为很危险而不敢去的地方。2015年5月，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介绍我出席了在距离叙利亚边境和”伊斯兰国”控制区都仅有数十千米的土耳其南部城市哈塔伊举行的会议。那时，作为唯一应邀参会的中国代表，对当前中东、当代穆斯林面临的种种问题表达了尽量不带偏见的真诚的关切。
或许，正是这种真诚的交流，让这位西方驻土的以突厥语为母语的外交官，间接地给我传递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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