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研究员认为，本次政治局会议释放出的政策内容，与其说是如何制定明年经济工作的内容与方针，不如说它是发出了一个“战斗檄文”，吹响了“战斗号角”——预示着明年经济工作的重心，将更多的放在如何应付外部风险的增加，以此来推进中国经济内部的发展。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不难理解，为何要将“稳中求进”的问题，从经济层面提升到整个治国理政层面作为总的原则。

所以，才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突兀”的提到所谓的“国家安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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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研究员认为，诸如此类的变化，才应该是我们这次关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要害和节点。换言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才使得政治局会议的有关内容出现了上述变化？

具体来说，决策层很可能已经意识到，2017年中国改革发展面临的最大变数，可能不是来自国内的问题，而更多来自于美国改变对华接触方式而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

事实上，川普的意外当选，是中国崛起所面临的“真正严峻”的外部挑战，而绝非一些人眼中的“利好”。

根本原因就在于，一个更加注重自身经济利益、更加注重自身实实在在的战略安全问题的美国政府，会更为赤裸裸的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发出挑战。而川普当选以来的一系列动作，正在展现出这种对中国国家利益更为直接的挑战：无论是和台湾蔡当局的通话，还是在推特上对中国的汇率、外贸、南海政策的批评，以及最近将中国污蔑为最大的“就业窃取国”等言论，都已经展现出中美至少在经贸合作上存在着需要重新定位、重新博弈、重新调整的问题。

而这绝不仅仅是牵涉到中美之间5000多亿美元的外贸层面（尽管它可能最先受到影响）。更根本的层面在于，当美国与中国已经都意识到，在可预期的未来，不能够仅依靠基建投资来拉动就业和增长，更多需要从全球范围内吸引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回流本国来稳定本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资源与路径的时候，中美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利益、国家命运上的冲突可能在开始摆上桌面，双方高层都已经意识到，未来两国间国家综合实力的博弈，已经率先、集中体现为对于全球范围内有限的优质资源（尤其是实体经济的资源）的争夺与挑战！

就在特朗普与孙正义会面达成了500亿美元的投资金额，而富士康集团宣布要将苹果手机的生产线迁回美国之时，我们看到，这次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大力振兴实体经济”。

而在此之前，无论是李克强总理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还是第三十次深改组会议，都将如何更好的扩大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利用全球资源，如何更好的发展国内创新、创业经济等作为政策关注的重点。

因此，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当中美双方都已经意识到要更多地争夺全球优质资源来稳定国内经济发展的时候，双方国家利益的冲突已经不仅仅是落脚在中国周边各个海域、领土问题等层面，而更多地是经济层面的直接冲突。中美之间发生贸易冲突，甚至是整个经济层面冲突的概率大大提升，而这恰恰是明年决策层必须提前加以防范的风险。

因此，从整个全球形势来看，无论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潮，还是美国对于中国的战略遏制（战略冲突）来看，2017年，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并不在国内，而应该是海外风险、尤其是“中美关系可能的恶化”。

我们不能不警惕的是，在川普上任后的1-2年内，中国经贸、战略关系会出现较大的挫折。中国决策层必须为此提前做好准备，而不能够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良心发现”上。

博览研究员认为，通过川普在推特上不断发出的对话指责，以及他与蔡英文当局的“暧昧”关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克林顿上任初期，不断拿“最惠国待遇”（中美经贸关系）问题做文章，拿“入世”的谈判“敲打”中国；

而在小布什上任初期，刚刚经历了南联盟“炸馆事件”波折的中美关系，又遭遇了南海撞机事件的挑战。

可见，近几届美国新总统上任之后，中美关系出现波折的风险都是较高的。尽管奥巴马上任初期，展现出一反常态的加强与中国合作、对话姿态，甚至一度抛出G2的概念，但最终由于中美利益的不同而不了了之，取而代之的就是众所周知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而这一次川普上任之后，撕下了民主党“伪善的面纱”，赤裸裸的将中国至于其批判和攻击的对象，进而很可能会影响中美之间的战略与经济关系。

抛开言论，看其政策动向，我们更应该警惕的是，在中国要将自己的产业链迈向中高端（尤其在高端制造业领域，我们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大背景之下，川普为了国内的选民基础也提出了“制造业回流美国”的战略，而很显然的是，能够回流美国的制造业，也绝不可能是类似于劳动力密集型“血汗工厂”的模式。

因此，当中国要着力“迈向”中高端，而美国的实体经济要回归“中高端”之时，中美两国在全球范围内中高端产业链上的争夺，就变得更为直接。与此同时，特朗普也对于中美经贸关系提出了“非常不恰当”的诉求。可以想见，未来1-2年内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大概率是上升的。而与此同时，美、日、欧都置WTO的规则于不顾，在中国入世15年之后，仍然不按照世贸的规则，自动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而是公然再次否认。

博览研究员认为，从整个全球形势来看，无论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回潮，还是美国对于中国的战略遏制（战略冲突）来看，2017年，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并不在国内，而应该是海外风险、尤其是“中美关系可能的恶化”。

稍加回顾我们就不难发现，无论2016年中国经济的改革发展遭遇了怎样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因素，决策层最终都“Hold”住了——不管是暂时的控制、缓解，还是有效地化解，至少内部改革发展的阵脚没有乱，改革发展的主体思路和框架是逐渐明晰的。尽管在落实和推进的具体环节上，存在着地方“不作为”和一些政策操作上的问题，但整体的大致方向是明确的。

如果不出意外，2017年“19大”顺利结束之后，第二个任期的开始，中国的改革发展有可能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水平和领域当中。

但恰在此时，川普上任以后的中美关系面临着重大改变和调整的风险，将不得不让决策层将治理国内改革发展的精力（至少一部分）转移到如何妥善的处置中美关系，以及全球保护主义回潮的风险与挑战当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