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这大概是现在大多数人的疑问。为何在某个时间点之后，经济就开始转折下行了。尽管有了经济“新常态”的提法，但却很难安抚资本的焦虑与狂躁。从去年的股市，发烧的互联网创业潮，到今年的疯狂的楼市市场，背后无不充斥着巨量的焦虑资本。中国经济的不安，甚至让有些人怀疑，中日的GDP世界排名，是否将逆转，日本重回第二，中国跌回第三。
但这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发生的。
2015年日本和中国的GDP分别为4万亿美元和11万亿美元左右。如果要两者发生逆转，除非出现极端的人民币贬值和日元升值。然而一旦如此，则将给全球经济制造更多的混乱。
但不管如何，当前中国经济的问题，却不得不让人担忧。2008年时盛行的“中国模式”，已经沉寂，中国新的增长动力在哪里？而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当前的经济形势呢？
也许是本届政府上台之后，决心将扭转中国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再依赖直接投资与货币注水的方式来提高经济增长数据。毕竟这样的方式注定不能长久，更难以带来有价值的经济增长。虽然数字好看，却很难充当顶梁柱。
所以，是否因为政府的政策收得过紧，导致经济迅速回落？抑或是过程中的操作不当，导致一再出错？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清楚判断的是，当前经济下行，背后承载着巨大的转型压力与发展、稳定之间的矛盾。

这是当前中国经济的复杂之处。中国民众已经习惯从泡沫般的经济繁荣来评价政府经济政策的正确与否，却忽视了解除经济风险隐患的重要性。而恰恰是因为这种习惯，当经济繁荣不再，滋生出的便是焦虑不安的情绪；此前经历的种种经济灾难，比如去年的股灾事件、人民币汇率暴跌，更是加重了这样的一种印象。
其次是中国政府对经济增长的依赖。尽管本届政府似乎决心更改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效益，仍然是当前政府主要的治理合法性来源，也是其稳定社会的重要工具。现在的问题在于，在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之间取得平衡并不容易。任何操作不当都可能引发新的问题。更何况，在这其中，还夹杂着五味杂阵的官僚集团。
无论怎样的决策，或中央的权威如何强大，地方官员的配合无疑是最为紧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仍然超过一半，而这些投资行为的完成，主要依赖于政府。因此，地方官员的作为、积极程度与主动程度，直接地影响了这些投资的有效与否。
但自从2012年开始的反腐行动后，许多官员选择了“不作为”作为对腐败回应。既是害怕成为下一个被调查的对象，因此索性不作为不出事更好，同时也是因为这一次的反腐“消灭”了官员的许多灰色收入。没有了“激励”自然就没有了动力。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过去几年李克强总理很着急，中央政府批准的投资项目、安排下去的资金迟迟没有动静，在几次会议上直接施压地方官员和国企，说如果他们再不行动就要撤回审批或资金。地方官员和国企的这些拖延在以前是很难以想象会发生的。
这正是当前中国的吊诡之处。整个官僚集团因为反腐、因为政治生态的变化，导致他们在经济发展问题上变得犹豫不前，甚至不作为，或不知道该怎样作为。但与此同时，中央对于市场经济仍然充满了猜疑，因此重申国有企业的重要性，试图依赖其巩固整个中国经济。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却指望他们可以成为重塑中国经济的主力。
总而言之，中国经济大幅度减速的“新常态”之下，伴随的是惊慌的中国民众、利益受损的官僚集团、利益集团，这些都让中国的经济转型与社会稳定面临着风险。不得不说，中国又到了“闯关”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