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9月11日发表署名蕾切尔·克莱因菲尔德的题为《美国出现了国家陷入政治暴力的各种迹象》的文章，内容摘编如下：
在过去16周里，全国各地有50多名司机开车冲入了和平抗议的人群中。武装分子封锁了密歇根州的议会。身份不明的执法人员把示威者塞进没有标志的面包车。华盛顿的安全部队使用低空飞行的直升机骚扰谴责警察暴行的民众。抗议者和警察都粗暴对待记者。左翼和右翼的狂热分子被指杀害政治对手。美国人应该为广泛的暴力活动感到担忧吗？
是的。一些国家的政治暴力常常看起来是自发的：愤怒的暴徒发动屠杀，独狼枪手暗杀总统。但事实上，危机通常已经积累多年，风险因素众所周知。美国现在正在走这条道路的最后几步。
种族主义加深政治极化
政治暴力往往发生在以前曾出现过这种情况的国家。它滋生于歧视、社会隔离和不平等的土壤中——这些现象提供了不满的理由，同时使分裂的民众难以相互理解。两极分化加剧了这些状况，同时阻碍了社会去解决问题。
我们具备了所有的因素：美国的政治暴力可以追溯到内战时期，其根源从未真正得到解决。上世纪60年代中期，试图以民权立法来废除近一个世纪的隔离和歧视政策的努力却导致了下一次全国性暴力的爆发。种族主义的创伤加深了美国的严重不平等和政治两极分化。
想想19世纪初工业化的英国，与运转不良而腐败的选举制度并存的是严重的不平等和排斥现象。失败的经济、关税和税收使穷人一贫如洗。卢德派分子（反对技术进步的人）摧毁了工业机器。1819年，贵族们被工人阶级的投票要求吓坏了，骑兵部队突击了6万人的和平政治集会，杀害了多名抗议者。政府暂时取消了集会和言论自由权，并煽动了针对多名大臣的暗杀阴谋。
然而，议会、政党和法院都很强大。政客们不希望发生暴力。虽然他们的努力并不完美，但他们试图尽可能地将政府引导到一个新的经济时代。英国进入了一个忙碌的维多利亚社会改良家时代，而不是武装战士在街头活动的社会。
机会主义政客煽动暴力
然而，在美国，适应力一直在减弱，而风险因素却在增加。我们是世界上极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种族、意识形态、宗教和地理特性相互强化，加剧了党派分歧，而不是提供替代的联系。对政府的信任度接近历史最低点，为17%。79%的美国人认为公民之间的信任度太低。与此同时，制度的护栏正在被侵蚀。僵局和衰落成了国会的特征。对最高法院的看法越来越受到党派偏见的驱使。共和党已经把公开宣称的价值观抛在一边，转而支持个性的张扬。
随着适应力减弱和风险增加，社会开始崩溃。人们对现有政党和进程失去信心。他们开始寻找承诺“解决”这个问题的局外人。那些看到可以通过促成暴力获得权力的政治家构成了最大的危险。他们通过测试这个体系来衡量成本和收益。如果他们被排除在主流政党之外，就像英国人、芬兰人和比利时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本国法西斯派领导人所做的那样，社会就能和平地前进。2000年，共和党选民同样成功阻止了本土主义者帕特·布坎南参选。但到2016年，由于茶党的崛起而受到削弱的共和党没能阻止特朗普接管政权。
当机会主义政客站稳脚跟后，他们会以惊人的速度冲破体制的护栏。他们无视职业规范，就像特朗普拒绝抛开个人商业利益一样。他们将政府机构政治化，常常要求个人效忠——就像特朗普所做的那样。与此同时，他们加速了政治分化，煽动起了暴力情绪。
暴力活动形成恶性循环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专业的军队之一。但是，我们还有1.8万人的地方警察部队以及具有不同规范和专业化水平的各州和联邦安全机构。自就任总统以来，特朗普一直认可并赞扬那些感觉未得到重视的执法机构，比如美国入境和海关执法局以及地方治安官。他利用煽动性语言和赦免手段鼓励针对平民的暴力，就像他对一群执法人员说的对嫌疑人“不要太好”一样。许多执法官都欢迎这种约束的放松。
波特兰的联邦镇压是“合法的”。这就是问题所在。
数十年来关于暴力的研究发现，抗议者和政府以一种恶性循环助长了彼此的暴力活动。数据显示，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今年夏天部署联邦安全部队后暴力升级正是属于这种情况。
美国的民主制度病了，它的免疫系统处于生命维持状态。我们是唯一预期寿命减少的工业化民主国家。我们街头的死亡人数因新冠肺炎和绝望导致的死亡而增加。这些病症源自破碎的社会契约，而这是我们无法靠内部分化的堡垒来修复的。相反，我们必须找到某种方式从危险的边缘退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