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财经》记者 王晓枫

编辑 | 郝洲



7月26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在天津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举行会谈，这是中美继阿拉斯加高层战略对话四个月后首次举行外交领域高级别会谈。



与在阿拉斯加举行的战略层面高层对话不同，此次是外交领域分管具体事务的官员进行会晤，此次与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的会晤也是在美方多次要求下应邀进行。



在天津会谈开始前，舍曼通过社交媒体账号向在河南省洪灾中“失去了至亲的人们”表达了“感同身受的哀悼”。舍曼是美国国务院资深外交官，曾在克林顿和奥巴马政府任职，是美方参与伊朗核协议谈判的主要官员。



两次会议面临相同的问题是中美关系依然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四个月的时间内并未有太多改善。正如谢锋在会谈中所指出的，中美关系目前陷入僵局，面临严重困难，根本原因就是美国一些人把中国当作“假想敌”，全方位遏制中国，似乎只要遏制住中国的发展，美内外难题就能迎刃而解，美国将重新变得伟大，美国治下的霸权就可以延续。



在过去几个月中，拜登政府因为国内政治压力和疫情与经济疲软等一系列问题带来的羁绊并未就改善中美关系采取实质性举措。就在此次会谈前不久，美国方面宣布制裁七名中国中央政府驻港机构官员，中方则首次引用《反外国制裁法》对美国前商务部长罗斯等七人和实体采取对等制裁。



除了制裁中方官员，美国还在新冠病毒溯源、涉疆、涉港以及台海等议题上不断挑战中国红线。这包括美国军机两次停靠台湾，拜登授意情报部门调查新冠病毒源头以及美国参议院7月14日通过了禁止从中国新疆地区进口产品的立法。



“美方这种没有及时纠正错误的做法体现出霸权垂垂暮已的焦虑感，相反中方比较有战略定力和信心，没有焦虑的心态，中方岿然不动，从一开始双方战略姿态就不同。”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刁大明对《财经》记者指出。



中美关系能否改善的关键在于美国是否能够改弦更张，谢锋敦促美方改变当前这种极其错误的思维和极其危险的对华政策。在天津会谈期间，中方向美方提出两份清单：一份是要求美方纠正其错误对华政策和言行的清单，一份是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包括敦促美方无条件撤销对中共党员及家属的签证限制，撤销对中方领导人、官员、政府部门的制裁，取消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限制，停止打压中国企业，停止滋扰中国留学生，停止打压孔子学院，撤销将中国媒体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或“外国使团”，撤销对孟晚舟的引渡等。



不仅如此，中方也在战略层面上反对美国用“竞争、合作、对抗”三分法定义中美关系，因为这就是遏制打压中国的“障眼法”。对抗遏制是本质，合作是权宜之计，竞争是话语陷阱，有求于中方时就要求合作；在有优势的领域就脱钩断供封锁制裁；为了遏制中国，不惜冲突对抗。“只想解决美方关切的问题，只想得到美方想要的结果，单方面受益，既要坏事做绝，还想好处占尽，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谢锋说。



在敦促美方纠正错误的同时，中方也表达出愿意与美国公平竞争、和平共处的意愿，因为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双方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在这个过程中，中方愿与美方平等相待、求同存异。



此次会晤再次体现中方对两国关系积极开放的心态，在刁大明看来，中方一方面期待良好稳定且不断前进的中美关系，因为这符合两国人民和世界利益，也不被动乞求美国改变，不改变是美国的损失。“我们反对三分法，要合作，美方必须拿出诚意；要竞争，就要良性公平竞争；要对抗，我们必须回应回击。这体现我们有战略定力和信心。虽然美国宣称要以实力地位打交道，但世界上不应该有高人一等国家，美方必须以正常心态和国际社会成员互动。”刁大明说。



以下为《财经》记者与刁大明的对话实录：



《财经》：自从阿拉斯加战略会晤后，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有哪些变化？中美关系总体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



刁大明：自拜登上台以来，美国整体对华政策没有如外界普遍期待的进行有效拨乱反正，纠正特朗普政府所遗留得损害中美关系政策，这是令国际社会比较遗憾的。与此同时，在相关领域还出现及其不利于中美关系变化的举措，无论是打压中国科技企业还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抹黑指责，将疫情政治化，无端干涉香港和新疆等中国内政议题，有回到特朗普时代做事方式迹象，这个态势不理想。



《财经》：对于美方的错误做法，谢锋副部长敦促美方必须改弦更张，是什么原因造成拜登在就任总统几个月后并没有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拨乱反正？



刁大明：拜登政府并未作出调整明显是因为国内压力大，因为在执政100天后进入夏日魔咒，面临一系列难题，这包括基建计划、2022财年预算、财政立法、投票权法案等。面对压力，拜登政府有两个选择：一种是停止审查，制定与特朗普政府不同对华政策，这种选择会增加两党冲突议题，增加共和党和保守派攻击他的靶子，提高执政难度；另外一种，则是选择模糊政策，甚至放任自流，延续特朗普政府一些政策，这样可以用中国议题与共和党做政治交易，拜登显然选择后者，这就导致目前中美关系如此态势。这显然是饮鸩止渴的做法，美国政治精英一定会认识到对华施压示强不是政治正确，搞坏中美关系对美国政治压力会更大，这才是最大的政治不正确。



《财经》：中美关系处于僵局并面临严重困难，美方此时安排谈判经验丰富的舍曼访华有何意图？



刁大明：美方希望通过此次会晤位后续更高层次会晤铺路，我们一贯认为在中美关系中对话总比对抗强，这种情况下，既然美方一再要求会晤，我们也愿意沟通，能否后续有更高层次沟通要看美方能否拿出有效对话诚意。美方安排舍曼访华有三种解读，一是摸底，这毫无意义，中方对中美关系表态很明确，这充分体现在两国元首今年通话中，习主席高屋建瓴界定我们对中美关系的态度，符合国际潮流并经得起历史考验。



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美国对华战略评估进入终局，未来将公布对华政策方向，公布之前试图通过舍曼访华给中国最后压力，这种想法是妄想，低估了中国捍卫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以及维护国际秩序和世界繁荣稳定的决心和信心，美方不会达到目标。



第三种猜测是某种程度上缓和关系，在某些议题上希望得到中国配合，例如国债、半岛事务等区域热点议题。如果这些议题能够实现地区和平稳定，以及捍卫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中国从负责任大国角度愿意参与，是为了大局，而不是为美国做嫁衣。从历史经验看，当美国需要某些国家配合，通常会胡萝卜加大棒，但试图通过施压换取中国合作就打错算盘，美国必须调整错误做法，才会有谈合作可能性。



《财经》：有外媒报道，美国官员透露舍曼常务副国务卿此行意在为两国竞争设立明确的护栏（guardrails）和规范（parameters），以确保不会产生对抗，但事实能如美方所愿在竞争的同时划定所谓的这种界限吗？



刁大明：美国一方面强调避免冲突，另一方面强调极限竞争，以不冲突作为护栏这种理念显然不是中美关系的护栏，而是自身利益的护栏，美方既想用“中国威胁论”作为抓手团结盟友，同时又希望中国不反击和回应来自美国的任何伤害，只要反击或回应就被美方称为对抗，这种护栏就是美国在操纵，所有国家都应该配合其行动，这就是维护一己私利的护栏。中美关系真正的护栏则应该是拨乱反正，美国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和损害两国利益的行为，回到合作轨道上。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关系进入艰困状态，拜登执政半年以来，也没有改善，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加剧趋势，解铃还须系铃人，关键在于美国是否能改弦更张，美国必须意识到这样的做法不利于两国利益，也不符合国际社会期待。



《财经》：我们注意到谢锋副部长在会谈中明确反对美方用三分法——“竞争、合作、对抗”——定义与中国打交道准则，认为这是遏制打压中国“障眼法”，如何打破这种危险的定义？



刁大明：美方所强调的三分法表态——“竞争、合作、对抗”，这种表态既没有分清主流和支流，也没有明确相关目标和方向，让人感到美方完全以自己利益界定中美关系，这种方式很零和博弈，体现霸权心态，要完全由美国操控两国关系，这既不符合中美关系历史逻辑，也不符合现实要求。



这种定义体现出拜登政府矛盾心态，一方面是美国国内极端派不接受合作声音，虽然中美有很多合作领域；另一方面，对抗会增加美国成本，拜登政府避免中美关系对抗是出于自身利益，不想过多对外投入，因此用三分法特别是竞争这个概念定义中美关系，试图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这个模糊界定意味着美国可以自说自话。



从中方看来，即便用竞争定义中美关系，也至少需要明确几个方面。第一，竞争的基础是相互尊重，必须尊重彼此的主权、安全、领土完整、民族尊严，这就要求美方必须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第二，竞争需要规范、规则。一定是公平、符合市场规则的正当竞争、不是下绊子、用强权的不正当竞争。第三，竞争的目的一定是提升自己、照亮别人，也就是良性竞争，而不是零和的恶性竞争。需要强调的是，中方不回避竞争，但竞争不能完全定义中美关系，最多是中美关系一个方面，因为合作才是唯一的正确选择。



《财经》：拜登政府不仅提出三分法，也试图通过盟友外交遏制中国，舍曼此次访华前，美方依旧先与盟友沟通，这种盟友外交会奏效吗，如何打破？



刁大明：拜登政府特别习惯在对华沟通前做小动作，就是先与盟友沟通，让人感觉已经与盟友高度协调后，然后联合对华施压。在来华沟通前，还会进行加码制裁，以势压人，这种小动作改变不了美国国内困局以及修复盟友关系有限性的现状。出访日程紧密不代表盟友团结程度，这种做法让人感觉，扭捏作态，体现美国战略空虚。



虽然美国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对盟友互动热络起来，这种热络是对特朗普政府政策回调，这不代表美国和盟友没问题，美国现在以国内问题为优先，继续与盟友争利，其实与盟友问题很大。虽然能恢复盟友关系，但提升关系很难。例如，美国与东盟国家互动有限，东盟当下考量是防疫抗疫和经济复苏，美国显然无法回应东盟诉求。美国重返亚太目标是聚焦大国博弈和竞争，这反而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不利于本地区国家防疫抗疫和复苏经济。因此，我们不要太对美国纠结盟友过度关切，因为要考虑到美国盟友有限性和脆弱性。我们在积极推动全球防疫抗疫合作，向外界提供物资，我们实际上回应了这种诉求，发挥积极作用，这是最弱化美国动员盟友的有效对策。



同时，我们还要区别对待美国盟友国家，有一些国家选择跟随美国，要借船出海，借助美国战略调整适应自己目标。有些则不会完全配合美国诉求，另一些则是不愿意配合美国战略诉求。



《财经》：本次会议后中美关系可能有哪些变化，是否可能恢复有些暂停的对话机制？会否为推进在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带来契机？



刁大明：如果美方拿出积极态度，可能会为推动对话机制恢复铺路，形成很好的起点，但这次毕竟是外交系统专职官员对话，不可能实现对话机制全面恢复。能否发生积极变化在于美方态度，从两国、区域和全球利益来看，我们当然期待双边关系发生积极变化，中美两国形成合力，这对全球抗疫和经济复苏是好消息，相反如果中美出现更糟糕局面，那就不是好消息。我们也不会乞求美国发生变化，美国不变我们也会做好自己的事情。



中美之间重要合作仍在进行，虽然美国试图用气候变化议题恢复其全球领导力，我们谈气候变化合作则是真正要为世界解决问题，即便如此，美方如果能回到合作轨道，我们积极乐见。但如果美国进一步提出各种苛求，并争取气候变化合作主导权，单方面设定规则，如果是这种态度那就完全无视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无视全人类需要面对这一危机的紧迫性，是为了一己私利，耽误全人类共同利益。